第二章:1970年的独白

徯 晗   2016-05-08 12:06:35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五章

太阳光就像一锅冒着热气的黄汤,从头顶浇下,河堤摇摇欲坠,正浸泡在浑黄的河水里。工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一条扁担。我们就在大堤上正式开始了第一天的插队生涯。

江水涨势逼人,江堤脆弱得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瘫倒的老人。我们走进陌生的人群里,面对滔滔的江水,把一担一担的黄泥和沙子往大堤上堆积,无论多少黄泥与沙子,看起来都像是杯水车薪。江水浑黄无比,已淹没到堤坝的大半腰,可江水仍在悄然上涨,一副兵临城下的气势。河滩上的杨柳早已被河水淹没,只留下星星点点的树梢露在水面上,漂荡的枝叶,宛如一蓬蓬垂死挣扎的乱草。

我看得出来,大家初来的激情已演变成一种恐惧。每个人都是一身泥水。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竟是如此严峻和残酷。其时,整个A县各公社各大队都下达了总动员:不论男女,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都必须上堤抢险。我们中有好几个虽未满十八岁,但作为一名插队知青,谁也没考虑自己的年龄。上堤后,我们就住进了当地社员家,每人一捆稻草,往地上一铺,铺上被子或草席,就是床。每天清晨5点不到,就得挑着担子,背着铁锹上堤。堤上堤下,人们打着火把,作战一般,不顾死活。我感到自己就像走进了某部电影里,只不过电影中的人肩上扛的是枪,而我们的肩头扛的却是铁锹。

每天天不亮,沉重的担子就压上了我们尚嫌稚嫩的肩头。每趟一百多米,担子压弯了扁担,一路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们摇摇晃晃,一步一步地爬上陡峭的堤坡,把一担担泥土和沙石倾倒在潮湿的堤面上。几天下来,大家就有些吃不住了。肩膀红肿,手里打满了血泡。女生们更惨,红润的脸色很快就不见了,除了消瘦,脸上还透着一种疲惫的蜡黄。

一日三餐都在工地上吃。餐后仅有片刻的喘息。每天从清晨5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最要命的是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律光着脚,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挑着沉重的担子爬堤坡,为了稳住身体,脚趾不得不像钢钎一样,插入又稀又滑的泥土里。即使这样,稍不留神,便会有人从堤坡上“连人带马”地翻滚下去。

初来的激动与豪情,逐渐被眼前残酷的现实所击溃。不到一星期,我们这批新来的知青中就开始有人病倒,不断地有人病倒。先是林红缨,接下来是另外两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十天后,原本健壮的我也顶不住了。但看着社员们与老知青们顽强的身影,我们又不得不咬牙坚持着。初来乍到,我们谁也不想拖大家的后腿。那时,不只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奇怪而莫名的激情激励着,即使不断有人病倒,但又总是不断有人再爬起来。堤坝上的高音喇叭里更是每天播送着各种英雄事迹……

这样满负荷的大会战,却不缺乏对疲劳的调剂。晚间的节目是批斗会。

批斗会开得别出心裁,主角是A县的一位副县长和他的新旧两任妻子。批斗会的主题是“打倒陈世美”。这批斗更像是一场节目表演。

这是人们一天中最精神的时刻。人们把“秦香莲”和一双儿女带到大堤上,听孤儿寡母的哭哭啼啼的控诉(女主角的哭诉已明显带有表演性质);接下来就是把“陈世美”和他的“新欢”押上台来进行批斗。“陈世美”和他的“新欢”胸前都挂着牌子,“新欢”自然被剃了阴阳头。这前后不同的一家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大会战的各个工地上巡斗或曰巡演。长堤上火光冲天,有人举着火把,在“舞台”上维持秩序。群众一律不得上堤,以防掉进堤下的河水里。人们拥挤在堤坡下看把戏,在稀泥中你推我搡,嘻嘻哈哈,笑声响成一片。一整天的疲劳,似乎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陈世美”显然不止来过一次了,群众都和他很面熟了。大家并没有对台上的人做出任何伤害之举,相反,有觉悟低的民众还羡慕地高叫:“裘县长,你的福气好啊,娶的两个老婆都很漂亮!”

据说“陈世美”是名大学生,五十年代末就做了A县的副县长,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几年前,副县长和前妻离了婚,抛下一双儿女,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婚了。副县长在被打倒后,就与他的新旧妻子一起开始了各地的巡游批斗。这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的流动式批斗,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观看者与被观看者都安之若素。但这样的表演,对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是新奇的。一度,我们在城市里看惯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以这种娱乐方式出现的,还是头一次见识。

大堤下人头攒动。火光把一种壮观的艳红倒映在堤下的河水里,让人们暂时忘了河水的威胁。批斗过程中,有人冲台上的人喊:“裘县长,你不是离婚了吗?再娶一个又不违法,怎么就成陈世美了?”

那被斗的人也不忌讳,微笑着答:“组织上说了,这叫喜新厌旧,破坏党风。”

有人便喊:“你这不叫喜新厌旧,叫喜旧厌新——你那新老婆不是你的旧情人吗?”

于是人群中一阵哄笑,那被称作裘县长的人竟也点头作答:

“组织上说得对,你们社员兄弟也说得对,喜新厌旧和喜旧厌新,都差不多吧,内容都差不多。”

“别狡辩了,这叫当代陈世美!”只见裘县长的前妻一声怒斥,指着前夫和他的后妻,甩了一下假想中的水袖,开始唱骂道:“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口号:“打倒当代陈世美,打倒裘少君,裘少君是陈世美,裘少君是走资派!”

大家举起右臂,齐声呼喊。

批斗到这里出现高潮。场面上先是一片肃穆,随后开始有人发笑。到后来,大家开始边喊边笑,边笑边鼓掌。笑声与掌声交织成一片,气氛十分欢乐。这种既不像批斗又不像演出的滑稽场面一结束,人们就将裘县长一行人围了起来,有人给裘县长的一双儿女递吃的,也有人给裘县长和他的两个老婆端水喝。有人玩笑说:“裘县长,你们下次来时要换点新花样,不能老是演这几段。”

那裘县长的脸色却陡地严肃起来,用手指着堤外的河水,说:“今年的防汛任务比往年都严峻,水已快齐堤面了,我刚站在上面时感觉堤面有点软,除了沙包,你们还要准备些碎石。”

裘县长的话把大家唤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都忘了这人刚才还在台上挨批斗,和他们是阶级敌人,脸上不觉有些肃然起敬。大队巫书记用凝重的语气说:“我们已经向县里请示了,他们答应从码头给我们运几船碎石来,运石头的船明天早上就靠岸。”

裘县长点头,他说:“这几天你们要加强夜巡。我刚才看了,江水有些浑,要警惕管涌。”

巫书记说:“裘县长,你要不是当代陈世美,我们就把你留在这里指导抗洪了。”

裘县长摸摸自己的头,想起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有些讪讪地说:“我明天要去别的地方。”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至此,批斗已俨然成戏。谁也不会拿这些话当真,就像谁也不会拿“打倒陈世美”的戏当真。对当事人而言,这是丧失尊严的批斗,对围观者来说,这只是戏。

雨下了几天后,太阳终于从厚厚的云层后闪出半张脸来,然后是整张脸。谁都看得出来,这样久违的一张脸显得有些虚弱和沮丧,就像久积沉疴的人脸,昏昏然,冒着一股羸弱之气。这样的太阳比没有太阳更让人难受。长久的雨天,加上持续的闷热,使空气中的水汽是那样浊重。

晓雯出事时,我正在往河堤上倒沙子。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让我本能地抬起头,顺着那位妇女叫喊的方向,我看到徐晓雯就像一捆稻草一样,在混浊的黄汤里摇晃了几下,就倒在一摊烂泥中。

等一个黑影从我身边闪过后,我才看清那个奔跑的影子就是张敬之。他向她跑过去,从泥泞里抱起她,把她拥进怀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坦然,应然。从中我甚至看出某种崇高。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

其实,几乎在听到那位妇女尖叫的同时,我就抬起了头。然而,我的双腿是如此无力。它陷在泥泞里,比我脚下的泥泞更软,软得与脚下的泥泞连成了一体。那一刻,我竟然瘫坐在地上。

我羞愧。像我这样的懦夫,有什么资格在漆黑的夜里想她呢?

这样的劳动量,我们没有晕倒,只能说我们的体力还没有使用到极限。我甚至为她感到一些庆幸了。她晕倒了,至少可以暂时不用在这个大堤上受罪。我开始狠劲地担土,一心只想把自己弄垮。如果我也晕倒了,我就有理由去卫生站了,就能在卫生站里见到她。终于,在挑着一担百余斤的沙石往堤坝上冲时,我两腿一软,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张小木床上。周围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枕边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一摞书,我的小木箱就放在床头。显然,这是我曾住过一夜的知青宿舍。我不明白自己怎么又回到了大队的知青点。一切恍如做梦。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姑娘立在我的床前,正满怀欣喜地看着我。

“你醒了?”她显出开心的样子。

我有些困惑,问她:“我怎么回这里来了?”

她不回答我,只问:“你叫杨柳?”

我点点头,问:“你是谁?”

她指指自己的白大褂,说:“我是医生,大队卫生站的,我姓刘。你叫我刘雪梅,或者小刘都行。”

我努力回忆着此前发生的事。

“你累休克了,被送了回来。你们这些新知青哪,就是爱表现。”刘医生的语气里半含着责备。我打量着这个女孩,她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年龄,肤色很白,生了一副好看的娃娃脸,脑后则拖着一条大辫子,辫梢整齐地缠着一根粉红色的塑胶细绳,绳子从上到下,一环绕着一环,一直绕到辫子的末端,在末端再结出一朵漂亮的花,看起来颇用了些心思。

“你是医生?”

“还能是假的?不过,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也是医生哪,没办法,乡下条件差,没有正规军。但对付像你这样的休克病人,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她伶牙俐齿,说话语气有点冲,不太像个乡下姑娘。

我看着她那白嫩细长的手指,怀疑地问:“你不会也是知青吧?”

“也算是。不过,和你们不同,我是回乡知青,你们才是下放知青。”她说,那语气略有些酸,似乎很在意其中的区别与逻辑关系。

我说:“难怪,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读了不少书。”我猜她起码也是高中生。

见我打量她,她避开我的眼神,将目光停在我的枕边。那里堆放着我从武汉带来的几本小说。她不看我,只问:“你也喜欢看小说?”

“谈不上多喜欢,打发时间吧。”我谦虚道。事实上我一直偷偷地写点小东西。她奇怪地看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只是抓起我的手臂,开始给我打吊针。我有些紧张。她的手搭在我的手腕上,柔若无骨,手指微凉。我有些心猿意马地想起徐晓雯的手,她的手指要短一些,胖一些,手背与手指的连接处,有一排可爱的小肉窝。

“她怎么样了?”我有些结巴地问。

“你说谁?”她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

“在大堤上晕倒的那个女知青呀。”

“哦,这几天每天都有女知青晕倒被送下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她的目光冷淡下来,低下头,开始埋头给我扎针。扎完针,她似乎有些犹豫,说:“你刚送回来时跟死人一样,我都担心你活不过来了。好好休息一下吧,药先给你挂上了。我还要去给隔壁的女知青挂水。”

我的心跳加快起来,有些激动地问:“她醒过来了?”

她有些莫名其妙,冷冷地看着我说:“她没事,休息一下,明天就可以上堤了。”

“上堤?她都晕倒了,还怎么上堤?”

“谁说她晕倒了?她只是有点拉肚子,打完针就好了。”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本想喊住她再问问,可她的背影已经消失在门后了。抑或是药物的作用,我后来睡着了。药液是什么时候输完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模糊中有人在替我擦脸,我睁开眼睛,是那个叫刘雪梅的医生姑娘。她手里正拿着一条湿毛巾,毛巾凉凉的,正在帮我敷额头。

见我醒来,她挤出一丝笑,说:“睡好了?睡好了就起来吃饭。”

我看看自己的手腕,输液针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拔下了。窗外早已落下沉沉的暮色,房间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是用一只墨水瓶做的,灯芯上穿着一枚铜钱,铜钱已经被灯芯烧得面目全非。油灯光把外面的夜色衬得愈益黑暗。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虽然知道这里就是我将要待下去的地方,但眼前的一切,我都还很陌生,包括待在我面前的这个姑娘。

我忐忑不安地问:“有饭吃吗?”

她没吭声,只递给我一只洋瓷缸子,上面印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字样,我注意到旁边有一行红色的行书,69抗洪纪念。看来,这缸子是去年抗洪的产物。年年与洪水作战,难怪这里流传着十年九涝的说法。

我揭开缸盖,饭菜的香味立即扑面而来,竟是清蒸鲫鱼的清香!我的胃顿时叫唤起来。

“快趁热吃吧。”她随即将一双竹筷递到我手上。

几乎是一瞬间,我就将一块鱼肚送到了嘴边。当鲜美的鱼肉触到我的舌尖之时,我想起了徐晓雯。我用筷子指着隔壁问:“徐晓雯吃过了吗?”

“谁是徐晓雯?我这里住院的女知青只有张虹一个。”她冷冷道。

不是徐晓雯?那徐晓雯去了哪里?我吃惊地从床上坐起来,脚刚触地,眼前便一黑,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刘雪梅及时扶住了我。

“别动,给我躺回去!”对方命令道,一副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的娃娃脸显得有点滑稽。

我说:“我去隔壁看看。”

她冷笑道:“你说的徐晓雯,是和你一起插队的知青吧?”

“是啊,我们是同学,上午她在堤上晕倒了,没被送回来吗?”

说:“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被送到别的卫生站去了。病情严重的,会直接送去公社医院。”

难道徐晓雯是被送去公社医院了?我的心顿时悬起来,食欲也陡然消失了。她不会有事吧?我听说过有人在工地上累死的。

刘雪梅拿出一堆药瓶对我晃了晃,说:“你还得继续输液。”

我不死心,以上厕所为由,去了旁边的女生宿舍。一个女孩伸长脖子跟我打招呼:“嘿,你新来的?”

我点头。她操的是武汉腔,显然也是武汉知青。

“叫么名?”

“杨柳。”我也用武汉话应道。

她朝我后面看看,突然压低了声音:“我叫张虹,一年前就来了,老知青。装病躲回来休息一下。”

“装病?”我惊奇道。

“当然。不装一装,缓口气,非死在大堤上不可。准跟你个苕货一样,搞到休克!装病是我们老知青对付苦力活的绝招。我们刚来时,和你们一样苕,结果呢,倒了!”说完,她咯咯地笑起来。这些天,我发现先来的知青都爱摆老资格。

我无心和张虹聊,转身走了。回到宿舍,刘雪梅重新给我挂上了输液瓶。她一脸认真:“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和营养。别担心,你很快就会恢复体力的!”

我点点头,向她道谢。

“半小时后我过来给你抽针。”她看一眼我床头挂的盐水瓶,说,“药打完了你喊一声,卫生站就在旁边。我在里面值班。”她一边交代,一边把目光投向我的枕边,小心地问:“这些书,可以借一本给我看看吗?”

我点头:“你随便拿。”

说实话,这些书我是十分看重的,轻易不会借给别人。但现在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她说:“我只看过《星火燎原》和《欧阳海之歌》,还没有看过《人间》,我就借它吧。”好像怕我不放心,又特别强调道:“我看完就还你!”

我笑着说:“你拿去看就是了。什么时候还都行,不急。”

她展颜一笑,露出一副可爱的娃娃脸,偏着头说:“谢谢!”语气顿时温婉了许多。那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六岁。

我突然有些好奇,问她:“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医的?”

“从小就开始了,我爸爸是医生。”

我笑道:“原来是家传。你爸爸也在大队当医生?”

“不,他在县城里。他是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跟我不一样,他是公家人。”她的语气中隐隐透着一些骄傲。

“这么说,你是卫校毕业的了?”

“算是吧,不过只读了一年的卫校培训班。初中一毕业,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我就正式开始跟我爸学医,读完卫校培训班,就回到星光大队当了赤脚医生。你呢?”

“比你好不了多少,初中也只读了一年多。‘复课闹革命’后就直接读高中了,毕业后就来这里插队。”

“哦,那你在城里一定学了不少知识吧?”她羡慕地问。

“能学什么知识呢?课本只有《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两本。哪里都一样,学工学农再学军。工宣队驻校后就基本上没上课了。”

“比我学得多。”她笑笑,拿了书准备离去。我目送着她的背影,合上门时,她突然转回头,有些调皮地问我:“你喜欢徐晓雯,对吗?”

我愣了愣,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让一个陌生姑娘说破了心事,脸孔不禁有些发热。我说:“不准瞎说!我们是同学,一起下放的。她晕倒了,我关心一下不可以吗?”

她嘲讽地冲我挤挤眼,关上门。

“你睡着后,我听见你叫她的名字。”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和她的声音已经消失在门外的夜色里。

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累晕倒的。

其实,我有低血糖。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患上了低血糖的毛病。没有人想到我是因低血糖晕倒的。早上出去的时候太匆忙,我忘了往自己的口袋里放糖果,其实,也不是忘了。我带到工地的糖果已经被我用完了,这些年来,糖果就像我随身携带的药丸。它们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手中。

第一次发现自己低血糖,是四年前。那时,母亲刚离开了她心爱的教学岗位。有一天,她突然被几个人拉了出去,他们扯住她的头发,反剪住她的手,对她又推又搡。母亲在惊慌中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喊:“晓雯,别乱跑!一定要等妈妈回来!”

母亲说“别乱跑”时,一定想起了弟弟。弟弟就是在上次母亲被拉出去时跑掉的。弟弟跑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吓坏了,然后就跑了出去。那以后,我和母亲就再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乱跑。但母亲回来时发现了晕倒在家门口的我。母亲吓坏了,她立即抱起我向医院跑去。路上,我醒了,听见母亲在喃喃自语:“雯雯别怕,雯雯别怕,我们去医院啊。”

我说:“妈,你放下我,我不去医院。”我从母亲的怀里挣扎出来,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十三岁了,还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搂住我的肩膀,眼里满是惊慌:“雯雯,你怎么了?你怎么晕过去了?”

“你走后,我有点头晕,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母亲坚持要送我去医院。她不停地自语:“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呢?得去医院查一下,否则,你爸爸出来会怪罪我的。我已经把你弟弟弄丢了,已经很对不起你爸爸了。”

在医院,医生给我验了血,查看了检验结果,然后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患有低血糖。”

母亲不解地问:“低血糖?我女儿怎么会低血糖呢?”

医生宽容地笑笑,说:“低血糖有什么奇怪呢?很多人都有的。”

母亲便急了:“什么原因会引起低血糖?”

医生解释道:“低血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运动过急,服用降糖药物,或者某些器质性病变,比如肝炎,或者迷走神经兴奋过度,引起胰岛素分泌过多,都会出现低血糖的。”

母亲显然被医生的话吓坏了,她虽然从教多年,但这些医学术语还是让她感到陌生和发怵。她颤抖着嘴唇对医生说:“可是我女儿没有运动过急,也没服什么降糖药物。难道她的—肝有毛病?”

医生说:“我没有说她的肝有毛病。这些都要做了各种检查后才能做结论。”

母亲更加忐忑不安,她坚持要给我做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我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母亲终于放心了。医生最后说,这种功能性的低血糖症也有可能是神经失调引起的。医生问我母亲:“你女儿最近受到过什么情绪刺激吗?”

母亲抬眼看看医生,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向医生道谢,却没有解释。

我们离开医院回家。母亲回家就开始查阅相关的医学书籍,此后,母亲就开始记着往我的口袋里放糖果。母亲总是叮嘱我别忘了吃糖果。每天两粒,就像吃药一样,母亲从来不忘记提醒我。

有一次,我在母亲的笔记本上看到这样一段笔记:对功能性低血糖症,要避免各种诱发因素,防止精神刺激,合理调节饮食,必要时辅以少量安慰剂、镇静剂。

母亲像给学生批改作文一样,用红笔在这段话的下面画了一条横线。那以后,母亲对我变得前所未有的温和,她总是对我微笑着,不管她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不快的事,挨了怎样的批斗,她都以最大的热情对我保持着微笑。

母亲的微笑让我感到难过。那以后我又晕倒过一两次,都是在母亲有事瞒着我出去时。我的心里会莫名其妙地泛上那种不安的感觉,然后就出现了像第一次那样奇怪的感觉:头晕,心跳加快,出冷汗,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每次都是这样:我从母亲的怀里醒来,然后从母亲的脸上找到轻重不一的伤痕。头一次,母亲微笑着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她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第二次她则对我解释,她买菜时和一个陌生女人吵起来,两人打了一架,被抓伤了脸。

我知道母亲在对我说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已经能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理性的判断。那些伤痕既不像是摔的,也不像是被人抓的,更像是被一些坚硬的钝器砸的。那种青肿,无论如何也不像她说的那么回事。而且,我有一次看到,她的背上、手臂上和乳房上都有类似的伤痕。

母亲为什么要隐瞒我呢?她在害怕什么?是怕像失去弟弟一样失去我吗?我不能让母亲失去我,不能让她感到害怕。

我说:“你放心吧,你不在身边时,我都会在家好好待着的。”

母亲便像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抱住我。

有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雯雯,你到你舅舅那里去吧。你舅舅来信了,他已经把你的户口迁到了武汉,你去武汉读书吧。

我吃惊地问:“那你呢?”

母亲平静地说:“我去山西。去你爸爸那里。你舅舅在军区,跟着他生活,我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你跟着他会比跟着我们好。”

我点点头,我知道这样母亲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母亲说:“雯雯你记着,以后若是晕倒了,醒来时一定记得喝一碗糖水。还有,口袋里随时放两粒糖。我会给你寄糖的。”

我听从了母亲和舅舅对我的安排,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又离开武汉,来到农村,到了江汉平原这个叫清水河的地方。清水河是个古旧而美丽的小镇,本地人叫它公社。清水河公社有三个行政乡,二十多个大队。我所在的星光大队紧邻长江,与浩瀚的长江只隔着一道宽阔的堤坝。

老知青们都说这里的沙滩格外美,尤其是春天,河滩上开满金色的油菜花。沙滩松软,视线辽阔,远处是浩渺的江水,江面上有轮船,有小火轮和渔舟。还有白帆。两头是望不到尽头的护坡林与各种农作物。每年的潮水到来之前,这些农作物会形成一条条深浅不一的绿化带,层次分明地在河滩上铺开,蔓延。近堤处,是成片的绿柳构成的护坡林,往里是高粱、大豆、黄麻和油菜,再往里便是野生的芦苇荡了。芦苇荡子在水边自生自灭,自绿自黄,漫无边际地往两头延伸着,与远处的江水连在一起……遗憾的是,这一切如今都已被浑浊的江水淹没,需到来年的春天,我们才能见到这种盛景。

我们来的时候,正值汛期,疯涨的河水淹没了一切,我们只能隔着浑黄的江水,徒劳地想象这种美丽。

说实话,我喜欢这里。从我的脚一踏上这里的土地,我就喜欢上了它。这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到处是湖泊,到处是美丽的农作物。那些农作物我暂时叫不出名字,却让我由衷地喜欢。湖泊里生长着成片的莲叶与红菱,到处荷花飘香。旱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棉花苗,水田里横卧着黄灿灿的水稻。谷子们已经成熟,在水田里弯垂着沉重的身子。荷香混杂着稻香,在平原上弥漫。这个丰饶而美丽的平原,正以它特有的坦荡向我敞开胸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它让我在身体疲惫之外,获得从未有过的灵魂的皈依与精神的安宁。

插队以来,我们几十个知青就一直奋战在河堤上,与泛滥的洪水作战。我喜欢这种火热的生活。每天,我担着几十上百斤的担子在堤坡上来回奔走,体会着劳动的幸福与满足。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而又如此充实,这样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

令人羞愧的是,我在大堤上晕倒了。和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晕倒前,我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就那么迅速地倒了下去。

我感到她在我的肩头上醒来了。她的头抬了抬,似乎有些不堪重负,又很快趴在我的脖子上,光滑的小脸凉凉的,轻贴在我颈部的皮肤上。左耳边传来她热乎乎的呼吸,我放慢脚步,感觉着她的气息。我想问:“你醒来了吗?”可我怕我一开口,便会使她因害羞离开我的脖子。我喜欢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的背,喜欢她喷在我耳朵边那种热乎乎的鼻息。

我加快了脚步。因为后边有很多人跟上来了,我不想他们知道她在我背上已经苏醒了。她突然开口说话了,她说:“张敬之,你放下我,快放下我!”她的腿软绵绵地搭在我的臂弯里,语气固执,但并不坚决。

“你,别动。你刚才,晕倒了。我背你,去卫生站。”我喘着粗气,回头对她说。

“快放下我,你会累垮的!”

“你别管!我背得动你!”我喘着气喊道。

她开始挣扎。

“瞧你喘的,你背不动的,快放下我。”

“我背得动,真的背得动!”可我却喘得更加厉害了,不只是因为累。

“我只是低血糖,喝一碗糖水就好了。”她越挣扎,我越使劲,紧紧地箍住她的腿。她也开始使劲。

“放下我,张敬之,你放下我!”

我不。就不。她的声音终于变轻了,不再挣扎,揽住我的双臂逐渐透出一种温柔的固执。但我的腿真的有些软了。

我小声祈求:“就让我背你吧,我背着你不好吗?”

“但是你会累死的。”

她还是从我的背上挣脱下来了。脚落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分明有些腿软。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扶她。她没有推拒,顺势靠在我的肩头。她的长睫毛不停地颤动,似乎还陷在之前的眩晕里。

我说:“你还晕吗?我背你吧!”

“没事了,让我自己走吧。”她睁开眼睛,任由我搀扶着,苍白的脸上悄悄泛起一丝病态的红润。

我有低血糖。”她再次小声道,一面偷偷地回头往后看了一眼。后面的人已经追上来,有人拉着一辆平板车追上来了。拉板车的人是巫书记。

我把她扶上板车,对巫书记说:“巫书记,让我来拉吧!”

巫书记说:“这女伢脸色好难看,怕是要送到公社医院去。”

我看到她漆黑的眼仁里有种淡淡的羞怯。她说:“不用去医院了,我只要喝一碗糖水就好了。”

我想起从武汉带来的糖。我说:“我那里还有两斤糖。你等着,我马上回去拿!”我是有两斤糖的,可是放在知青点的宿舍里了。那是我离开武汉前,母亲用积攒的糖票给我买的。临走,母亲硬把它塞进了我的包里。她说:“在乡下劳动累了,泡点糖水喝,对身体很管用。”

工地离知青点往返至少有五公里,如果回去拿,在晚上收工前才能赶回来。我对围过来的老乡们说:“她是低血糖。你们谁家里有糖?给她冲一碗糖水先喝下。”

老乡们都摇头,说:“这么金贵的东西谁家里有呢?”

来工地派药的卫生员跑过来,看了看她的脸色,说:“我还以为中暑呢,低血糖呀,去我那里输点葡萄糖就好了。”说完,不由分说就将徐晓雯拉走了。

工地上每天都有人中暑或晕倒。卫生员是临时赶来给大家派人丹和十滴水的,他把徐晓雯拉走了,我只好跟随大家一起回工地去。回工地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腿有些软。此前的奔跑,透支了太多的体力。我放下扁担和箢箕,全身无力地歪倒在一棵树干上。极度的疲劳与突然的放松,让我的身体就像是一堆被皮肤包裹着的散了簧的零件。我从泥地里拾了根树枝,刮去脚底下的黄泥,露出里面被泥水泡得肿胀发白的皮肤。趾甲缝中因嵌入了太多的湿泥,有些胀痛,脚丫子也烂了,裂了些小口子,很疼。伤口上糊着黄泥,每用树枝刮一下,就会有种尖利的疼痛传达到心上。

我闭上眼睛,靠在树干上回味着刚刚过去的那一幕,感受着她趴在我肩上的情形。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刻太短暂了,短暂得我都还没有体会够……这个柔弱的姑娘,一直以来,我很少见到她的笑容。我不明白她的眼神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郁,就是这种沉郁,从一开始就打动了我。没有人知道,我每天装出一副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样子,高谈阔谈,大大咧咧,其实都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包括来这里插队,也是听说她要下乡后我才决定的。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上面已有两个姐姐下乡,妹妹还在念小学,我本来可以不下乡,可我还是坚持要走,无论母亲怎么哭求,都没有心软。

我抚摩着自己的脖子,那里仿佛仍残留着她的气息。她脸上皮肤的光滑与细腻,那种凉凉的、湿湿的感觉,令我心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如果可以把这种感觉叫爱的话,那么,我一定是在爱着这个忧郁、沉默的北京姑娘了。也许潜意识里,下乡还有另外的理由——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还要在意她,他的一双眼睛是隐蔽的深潭,充满了目的与企图。就像女人天生就能捕捉到异性爱恋的眼神一样,男人也具有一种天生的直觉:能够一眼窥破自己情敌的眼神。

是的,杨柳,我知道你喜欢玩味两下子,诗歌、象棋或者书法什么的。我也知道,她是那种内心丰富敏感的女孩,她不会对你的眼神视而不见。

为什么晕倒的不是我呢?当他毫无顾忌地把她背在背上时,我心里恨得都要发疯了。我多么希望贴在那宽阔的背上的人是我。暗恋一个人是痛苦的,那种在黑夜里想你到天明的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明知这种感觉不好受,可我就是忍不住去想他。想他的模样,他的声音,他的一举一动。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我也不想掩饰。我喜欢他,这一点几乎全班同学都看出来了。他不是傻瓜,难道他自己看不出来?

可他丝毫也不理会我的热情。这是我最痛苦的事。他喜欢的是徐晓雯,这一点我也早看出来了,别看他在她面前装得无所谓,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他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从她转到我们班开始,他的眼神就和她若即若离。他总是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的存在,其实全都是刻意的,他的眼睛就像长了耳朵,耳朵则像长了眼睛,他是用看来代替听,用听来代替看——这种招数瞒不过我。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

哼!喜欢一个人,却要这么遮遮掩掩。算什么男子汉呢?有胆就去向她表白!还不如我坦荡呢,我就敢向人宣布我喜欢他。有几次我还故意告诉徐晓雯,说我喜欢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嫁给他。每次我这样说时,心里都有种快感,因为我发现她也喜欢他。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我和他一块长大,我爸妈和他妈又是一个车间的同事,彼此都知根知底。而且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出身……”

我知道最后一句话对她的杀伤力最大。我一直怀疑她的出身,她从不对我们说起她的父母,要是出身好,她干吗非得从北京跑来投奔她的舅舅?别看她嘴严,这种事迟早要露馅。我这样说,就是为了警告她,别对张敬之动心!好在她从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嘲笑我自作多情。

有什么办法?有时,喜欢一个人真的很难受。我也想通过热火朝天的劳动,来忘掉他的存在,但是,晚上一躺下来,我还是会想到他。无论多累,都得想着他入睡。两年多来,差不多日日如此。

说实话,他背着徐晓雯在泥水中狂奔的样子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前几天也累病了,班上的同学都来看我,唯有他没来。最可恨的是,他连假装关心一下都没有,问都不问一下。徐晓雯晕倒时,他却跟没命似的,跑得大家空着手都追不上!要知道他背上可是背着一个大活人啊,他就不怕累死过去!

他怎么没累死?那一刻,我是真的希望他累死!

人哪,有时就是生得贱。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得来容易的,却不肯珍惜。我自己不也如此?郑义和吴小欢每天屁颠颠地跟在我后面,我不是看都懒得看一眼?他们给我写字条,表红心,我却只觉得他们可笑。听说我要下放,他们也跟来了,还跟到了同一个知青点,你们说烦不烦?我怀疑张敬之在公社里把他们召集到一个点上,就是故意想让他们继续纠缠我!

我哪点比她差?论长相,班上没有一个女生能超过我,徐晓雯脸色苍白,个头比我低,走路轻飘飘的,一副“林妹妹”的病态相,又远没有林妹妹多情。眼神常年冷冰冰的,成天拉着一副苦瓜脸,对谁都爱理不理。我就想不通张敬之喜欢她哪一点。好笑的是,听说班上有一半男生都迷她,真是活见鬼了,男生们怎么都喜欢她这样的病秧子?还有,徐晓雯对自己的家庭讳莫如深,说不定背后就有什么政治污点!他们又不是猪脑,不会搁脑瓜子想一想吗?我的父母可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看不上我,张敬之迟早要后悔!

我本以为一起到乡下插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想不到的是,他比在学校时对我更冷淡!这些日子,我都快气死了。他故意回避我,有时我主动靠近他,想和他说几句话,他却理都不理。我把箢箕放在他的面前,想让他帮我铲几锹土,他也装没看见,自顾自挑着箢箕去上堤。真是气人啊!

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他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我才是最合适他的女孩,徐晓雯不过是他在路边遇到的一棵艾草,闻起来清香,嚼起来苦涩。等着瞧吧,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那种整天泡在泥汤里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经过二十多天的防洪,水总算退去,本以为可以喘口气,稍事休息几天,但更严酷的事还在后面等着我们。成片的水稻早已熟透,正不堪重负地弯垂着身子,等待我们的收割。

双抢,我是在体会了它的艰辛后,才懂得它对农人的意义。对于江汉平原的人们而言,它是仅次于抗洪的另一道生存命脉。水稻是平原人的主粮,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口粮。他们种植大麦和小麦,却几乎不吃面粉——面粉除了年关用来炸制麻花之类的点心外,只在每年的端午节和中秋节里,一家人买上几两肉包上几个待客的肉包子。米,就关系着平原人全部的生计,关系着他们每个日子的苦乐。

还在大堤上抗洪时,巫书记就天天在念叨,如果河水再不退去,我们这一年就将颗粒无收。

“颗粒无收,我们就得饿死,就得出去讨饭!”

每天,巫书记咬着他那尺余长的铜烟杆,望着浑黄的河水,在大堤上焦急地踱步。雨不停,水就不会退。水不退,水稻就会趴在水田里发芽,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严酷现实。

所幸上天只是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虚张声势的恐吓。有一天河水突然退去了,它退去的速度就像涨起来时一样迅捷,以至于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哪里的河堤又溃了口,为我们悄悄分了洪。这个年年都遭遇洪水威胁的湖区,它的上游便是平原上有名的分洪区。据说为了保住A县这个产粮大县,分洪区每隔几年就要分一次洪。鱼米之乡的富庶,是靠分洪区的人民牺牲他们田地与房屋换来的。

我们三十多个新老知青每两人一组,被分派到星光大队的十六个生产队,参加各队的双抢。分组是抽的签,我和杨柳抽到了一组,被分到了第七生产队。因为我们两人都是新知青,没有收割经验,被安排到较为轻松的脱粒组。

头一次,我目睹一个孩子的死亡。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变相地充当了杀害这个孩子的凶手。这成为我一生都不愿面对的惨痛记忆。那个不到七岁的男孩,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从见到那个孩子的第一眼起,我就看到了那种熟悉的眼神——因不光彩的出身给童真的心灵造成的自卑与羞怯。那样的眼神里深藏着某种无辜:弱小的孩子面对强大的敌对世界所特有的无辜,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丢失的弟弟。那孩子穿着一件由大人的旧衣服改成的红汗衫,正坐在生产队的禾场上玩一把稻草。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在互相打闹,他远远地注视着他们,样子显得可怜而孤单。他手里抓着一把刚脱完粒的稻草,稻草被他分成三小股,其中的一头被他踩在脚下,手指在目光的无视下,下意识地动作着,心不在焉地编着一根稻草辫。

我和杨柳走向他时,那孩子兴奋起来,他的眼里露出好奇和渴望,但是很快,又变得自卑和胆怯。我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笑着问:“小朋友,我是知青姐姐,来帮你们搞双抢,知道队长在哪里吗?”

小男孩的脸立即红了,他回过头,用手往前面的人群中一指,语速飞快地说:“那边,穿海军衫的就是。”我抬起头,一块小石子样的东西猛然从我眼前飞过,子弹一样射向小男孩的额头,他随即用手捂住了,鲜血很快从小男孩的指缝里渗出来。

我愤怒地转过头,看到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弹弓,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显然小男孩头上的包是他的杰作。他有些骄横地说:“不准和他讲话,我带你们去找队长!”

杨柳也生气了,他大声斥责道:“你干吗拿小石子打他?”

“他是地主的狗崽子。你们不要和他讲话!”

那孩子捂住受伤的额头,悄悄地哭了。他眼里含着泪,胆怯而惊恐地看着我们,很快,他低下了头,将身子转过去了。我的心莫名地痛起来。我扫视着周围,禾场上一片忙碌,谁也没注意到那个袭击的孩子,当然,更没有人注意到受袭的孩子。

我搂住那个孩子,轻轻地拍了拍,从口袋里掏出两粒奶糖迅速地塞进他手中。小男孩吃惊地看着我,却不敢伸手去接。我将奶糖塞进他的口袋,小声安慰:“别哭,做个坚强的小孩!”

小男孩抬起头,不解地看看我,点点头。他笑了笑,眼里依然含着泪花。两滴眼泪被笑容挤出来,顺着他的小脸慢慢滑下。他的小手从额头移开了,手心里满是血迹,看起来他伤得不轻,额头仍在往外渗血。

我掏出手绢,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泪。他的额头上已迅速鼓起一个小包,被击破的地方流着血,我用手绢轻轻地按住他的伤口,小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叫小军。”孩子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鼓励道:“小军是个坚强的孩子。一会儿到姐姐那里去玩,好不好?”

他点点头,手放在衣服上蹭了蹭,然后伸进放糖的口袋里。他的红衣服上留下了一些深颜色的血迹,像不小心弄上去的番茄汁。杨柳也蹲下来,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然后黑着脸向那个扔石子的孩子走去。那孩子似乎有些怕了,脸上完全没了刚才的神气。他说:“他本来就是地主的狗崽子!”那样子有些委屈。

杨柳说:“你以后不准欺负他!”那孩子不情愿地点点头,说:“我带你去找队长!”说完,在禾场上快速地跑起来,像箭一般地冲进人群中。很快,他拉着一个穿海军衫的年轻男子过来了,孩子一边用手指我们,一边对年轻男子说着什么。穿海军衫的年轻人向我们走来,老远就向我们伸出了手:“欢迎你们!我是七队的巫队长,你们就叫我小巫吧。”

巫队长看上去比我们大几岁,中等个儿,有一副轮廓分明的脸和一身黑得发亮的肌肤。我和杨柳一起对他笑着,杨柳说:“我们来向贫下中农学习!”

巫队长笑了,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我们被带到脱粒机旁,禾场的上空喧腾着手扶拖拉机热腾腾的噪声,空中夹杂着人们忙碌的叫喊,脱粒机的轰鸣震耳欲聋。巫队长指挥我们把谷捆打开,耐心地教我们如何把稻子放在脱粒机的转鼓上。

我发现巫队长特别爱笑,笑时露出一口好看的牙齿。一个农村小伙子居然有一口如此洁白的牙。那牙密密的,细细的,从大到小,齐齐地往里排开,宛如两排队列整饬的士兵,透着一股子可爱的亲切。

杨柳好奇地问他:“你们大队姓巫的人很多吗?”

“没有啊,全大队就我们一家姓巫。这个姓很不好听,是吧?”巫队长笑了。

杨柳和我对视了一下,下意识地“哦”了一声道:“这么说,你是巫书记的——儿子了?”

巫队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和巫书记虽然是父子,也是同志。在家里他是我父亲,在工作中,他是我的领导。”

脱粒机发出阵阵隆隆的巨响,谷子在转鼓上飞溅起来,金雨一样撒落在禾场上,禾场上一会就铺满了厚厚的一层稻谷,黄灿灿的,空气中散发着新鲜稻谷特有的香味儿。我好奇而又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

我的工作是把脱完谷粒的稻草捆好,按巫队长示范的样子码成草垛。

那个叫小军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我全然不知。

有一刻,我感到有只小手拉了一下我的衣襟,是小军。他额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因为忙,我只是对他笑了笑,继续把捆好的稻草往草垛上码。后来,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到了我身边,他们在草垛上爬来爬去,兴奋地玩儿着。我注意到小军起初还躲着他们,后来就和他们玩到一起了。草垛越码越高,孩子们也越爬越高,两个大点的孩子甚至主动帮我码草垛,我也乐得他们帮忙。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用弹弓袭击小军的孩子,他好像已和小军和好了。

第一个草垛码到两米多高时,我开始码另一个新的草垛。孩子们在码好的草垛上爬来爬去,开心地玩着,大声嚷嚷。我不太能听得懂他们的口音,慢慢我就忽略了他们。小军是什么时候不见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收工后,一对年轻的夫妻找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儿子。他们的样子很谦卑,母亲对我讨好地笑着,父亲说他的儿子穿的是一件打了补丁的红汗衫。

我说:“是那个叫小军的孩子吗?”

女的赶紧点头,感激地对我说道:“小军跟我说了,你给了他两颗糖,他很喜欢你。”

男的也朝我弯弯腰,以示谢意。

我告诉他们我是看到过小军:“不过,他们好多人在一起玩,爬草垛,我一直忙,没太注意。收工时,他们就散了。”

“哦!那我们再找找看。”那对夫妻赶紧走了。

这天晚上,我和杨柳留在巫书记家吃饭。巫书记对我们很热情,准备的晚餐很丰盛。桌子中间摆着一大碗蒸腊肉,腊肉切成整齐的方片,肥瘦各半,香气扑鼻。肥的闪着油光,瘦的透着金黄,一下就勾起了我们的食欲。一只大海碗里盛着鲫鱼和雪白的鲫鱼汤。有一道菜很特别:野韭菜炒鸡蛋。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炒鸡蛋

巫书记说:“这东西是野生的,在你们北方叫野蒜,我们这里叫野韭菜,一般长在棉花地里。炒鸡蛋非常好吃。这是我今日叫丫头们专门去挖回来的。”巫书记用手指了指他的两个小女儿。大的那个和我弟弟差不多大,小的那个才七八岁,鼻子下面还拖着两条清鼻涕。也许是怕我和杨柳听不懂,巫书记的本地方言里偶尔夹杂着一点普通话。

杨柳问:“您去过北方?”

巫书记慈爱地看着我们,略有些自豪地说:“我呀,不仅去过北方,还出过国呢——我打过朝鲜战争。”

难怪。他说话的样子和当地人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巫书记兴致很高地给我们说了一些他在战场上的逸事,把我和杨柳都听得惊住了。

故事好听,饭菜更是丰盛,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多吃了两碗。

杨柳感叹地说:“在武汉,我们也只有过年前后才吃得上腊肉。”

巫队长说:“在我们这里,过完年,每家每户都会留一块腊肉,把它装进坛子里,埋在地底下。这块肉就叫‘双抢’肉。挑堤时都舍不得吃,只有到‘双抢’时才会拿出来,‘双抢’的劳动量大,吃点好的,人才顶得住。农村生活苦,难得吃上肉。有了这块腊肉,农村的日子就不是那么苦了。今天你们是贵客,面子大,我妈才舍得拿出来吃的。”

巫书记又指着桌上的鲫鱼汤说:“这鲫鱼是养在稻田里的,又叫稻田鱼,比水塘里的好吃,它的肉格外肥嫩,煮出来的汤是甜的,你们尝尝看。”

那汤果然鲜甜无比。比我们来的那天在公社院子里吃的湖鲫更美味。

“我们平原上的日子苦,乡下买不到肉菜,我们也没有肉票。一到农忙,人的身体就吃不消。吃不消怎么办?提前就要做好准备。鸡蛋可以攒,鱼呢,自己养。秧插下去不久,就要把鱼苗放进去,割谷时就有鱼吃了。再不够吃,就让孩子们去田间地头寻。抓青蛙,踩鳝鱼,挖野韭菜。总是要把这段苦日子顶过去。这些鱼虾鳖蚌野韭菜什么的,在我们这里总是有的。”

也许这就是对我们的再教育吧?平原人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过日子的方式,除了惊奇和感叹外,我和杨柳都觉得受到了“再教育”。

小军的父母就是这时闯进来的。

“巫书记,小军他,真的找不见了。”他们脸上的表情里透着不安和焦虑。

巫书记起身,从屋角拿起一个话筒,对着话筒喊了两声,外面的高音喇叭里立即传来巨大的回声:

“七队的社员们听好,七队的社员们听好,王小军不见了,大家都帮着去找找。”

这天晚上,包括我和杨柳在内,七队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寻找小军的行动,但是,一直到深夜,人们也没有发现小军的影子。就在人们已经放弃寻找准备回家时,一个叫红旗的孩子突然对自家的大人说出了真相:

“小军掉进知青姐姐码的草垛里了。”

那孩子说完就吓得哭起来。人们打上火把,重新朝队屋前的禾场上聚集。掀开那个两米多高的草垛,人们果然在里面刨出了小军。小军已经死了,是被稻草捂死的。他的脸色青紫,脸上粘着几片稻草的碎屑,一双眼睛冤屈地瞪着这个世界,似乎带着无尽的困惑。他的一只手里紧紧地捏着我给他的一颗奶糖,另一颗奶糖则被他死死地咬在嘴里,奶糖的汁液从嘴角淌出来,将几片稻草叶牢牢地粘在脸上。小军的父亲用尽力气,也没能掰开他的嘴,将那块奶糖取出来。

草垛是我码的,是我把小军码进了草垛里。

依稀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孩子在哭喊:“草垛压死人了!知青姐姐压死人了——”

我眼前一黑,顿时栽倒在地。

我是在听到高音喇叭的通知后赶到七队的。我们赶到七队时,徐晓雯已被公社派出所的民警带走了。不知是谁报了警。

实际上,六队与七队只隔着一条浅浅的河沟。早上我还在为杨柳和她分到一个队懊恼不已,没想到第一天下生产队,她就出事了。一个孩子死了,据说那孩子的死与她脱不了干系:他死在她码的草垛里。

我们赶到时,出事的孩子家门前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徐晓雯被派出所民警带走的过程。

“警察开的摩托车,三个轮子的,把她带走了,巫书记也一块去了。”“毕竟死了人,这事闹大了,恐怕要判刑。”“这算不算过失杀人呢?”

听着这些议论,我热血上涌,冲过去一把抓住杨柳怒吼:“杨柳!你他妈的给我说清楚!”

杨柳有些发蒙,好像还没搞明白我为什么对他发脾气。

我吼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一起下的七队吗?徐晓雯她怎么会杀人?出事时,你不在旁边吗?”

杨柳垂头丧气地道:“我们当时都在劳动,没有注意到那个孩子。”

“你是死人吗?你不是跟她在一起吗?怎么连这样的事儿也没看到?”

我揪住杨柳的胸襟,恨不能一把将这个懦弱的家伙撕碎!这一刻,我真想杀了杨柳。她怎么会和这个草包分到一个队!

没想到杨柳居然疯子似的反过来揪住我的前胸:

“你相信她会杀人?她是杀得了人的人?”他颤抖着嗓子朝我喊。

我不再理他。我当然不相信她会杀人。她怎么可能杀人?何况那还是个孩子!我强烈要求查出事情的真相。我们一群知青围聚在一起,大家疑虑重重,愤愤不平,纷纷喊着要七队交出人证。此时,人已越聚越多。我冲着人群激动地喊道:“七队的乡亲们,你们有谁看见徐晓雯把那孩子码进草垛里了?有谁?谁能做证?”

那个叫巫志恒的青年走过来,他说:“我是七队的队长,我们谁也没看见徐晓雯把小军码进草垛里。大家先冷静一下,我相信公安一定会弄清楚这件事的。”随后,他冲人群中招了下手:“红旗,你过来!”他冲我转过头,说:“事情是他说出来的。”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向我走来。他站在我面前,双肩抖动着,一双眼睛十分惊恐地看着我。我捋平自己的情绪,在那孩子面前蹲下来。

“你叫红旗?告诉哥哥,不要怕!将你看到的真实情形说出来。”我又指了指身后的一大群知青,对他道,“你看,有这么多知青哥哥和姐姐,我们都会保护你的。”

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孩子的父亲忽然愤怒了,他冲过来拉住自己的儿子,冲我们吼道:“我儿子他么子事也没看见!小军本来就是死在徐知青码的草垛里了,我家红旗又没害她!”

“小军不是知青姐姐码进草垛的,他是小兵码进草垛的——”叫红旗的孩子忽然哭叫道。红旗的喊声一出,大家都愣住了。我的心跳加快,我抓住红旗的父亲,低声请求道:“请你把孩子放开,让他把看到的情形说出来,好吗?”知青们也一拥而上,将红旗父子团团围住。父亲把孩子松开了。他拍拍儿子的背说:“红旗,别怕!你告诉他们到底是恁回事。”

那孩子愣了一会儿,颤着嗓子道:“我们看见小军有糖吃,就要他交出来,可他死也不给,小兵就把他推进草垛里去了。小军没有爬出来,小兵用草捆把他码住了。”

“你当时为什么不喊大人?”

“我们不晓得他会死。后来我们又到别的地方去玩了,就把草垛里的小军忘了。”

“看见小军掉下去的还有谁?你告诉哥哥。”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问红旗。

“还有胜利,他也看见了。”

“胜利呢?谁是胜利?”我向人群中激动地喊道。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站出来,他有些胆怯地走到我面前。人群立即向我们围过来,大家屏息凝神,神情紧张地看着我们。巫队长也走近前来,和我一起蹲在那孩子面前。为了不吓着那孩子,我摸了摸他的头,小声问:“你是胜利?”那孩子点点头。我又问:“红旗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那孩子再点点头。“那你看见小军是怎么掉下去的?”“是小兵推下去的。我没有推,我只说了一声‘活该!’”胜利哭起来,他一个劲地喊道:“我没有推小军!小军不是我推下去的!我也没有码稻草,是小兵码的稻草!”

我站起来,对人群笑笑,说:“乡亲们,你们都听见了吧?小军的死,跟我们的知青徐晓雯同志无关!”

巫队长也吐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道:“去把小兵叫来,三人对六面!”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个孩子的哭声。只见一个男人手里拉着一个孩子,往他的屁股上猛地打了几巴掌,那孩子更加厉害地号哭起来。

“呜——我又不晓得、他会死,哪个叫他是、地主的狗、狗崽子!他一个人吃、吃糖,不给我们吃,我就是想给他、一点颜色看……”孩子一边哭喊,一边为自己申辩。这时,一个女人的嘶喊声传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恁晓得么子后果?他也不是故意的啊!”是小兵的母亲。

“叫小兵给小军抵命!”突然,一个女人疯了似的从屋子里冲出来,哭叫着:“他白天就把小军的头上打了一个大包!他天天欺负小军!你们赔我儿子…”悲让小军的妈妈失去了理智。她一头撞进了人群里,抓住小兵的肩膀使劲摇晃。两个女人撕扯在一起,人群骚动着,小孩们的哭叫声中充斥着男人的怒吼。

到此时,事情的经过已经全部弄清楚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我对围观的乡亲们喊道:“这三个小孩刚才的话,大家都听见了。现在,我们全体知青请求你们,现在就上派出所,去给徐晓雯做证!”

我挥挥手,知青们靠了过来:“走,一起上派出所!”

老乡们仍然迟疑着。过了一会儿,巫队长也走进我们中间来了。他往人群里望望,用手在人群中点了几下,嘴里叫出几个人的名字,说:“你们几个人,跟我一起去派出所,我带头做证!另外,红旗、胜利和小兵也去!三个小孩的家长也一起去!小兵他爹你也不要担心,孩子小,不醒事,担不了什么责任!万一要担什么责任,由队里来担。”

话音一落,很快有多名社员加入了自愿为徐晓雯做证的队伍。一行人在巫队长的指挥下,排成一个有序的队列,往镇上赶去。有人拿出了家里珍藏的手电筒,更多人举的是火把,我们穿过沉沉的夜色,浩浩荡荡地赶往公社派出所。

派出所在离公社大院不远的一个小巷里,中间是一个两层小楼,外观显得很破旧,两旁各有几间平房,外加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院子四周有一排铁栅栏,上面隐隐约约挂着些什么条幅,夜色里看不分明。

讲实话,我的心情今天经历了很复杂的变化,由兴奋到失落到伤心。下生产队的第一天,徐晓雯就惹出了一桩人命案。我听说这个事时,起先真有一点幸灾乐祸。可当我真的看见那个死孩子时,我的心情完全变了。我以为我会害怕的,但是没有,我只有伤心。长这么大,我从来不敢看死人,只要听说哪里死了人,我总是躲着走。这一次,我没有躲,也不能躲。因为张敬之说了,我们所有的知青都必须赶到现场,一个都不能少。

死亡是那样震撼人心,尤其是一个孩子的死。那孩子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地接受着人们的围观。孩子的母亲抱着他哭得死去活来,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

张敬之今晚出够了风头,还号召我们大家跟他一起出风头。说实话,我站在这个队伍里,并不是想来给徐晓雯做什么证。我只想看看这个事件最终会怎么处理,到底徐晓雯会不会负法律责任。在我看来,她多少是要负些责任的,孩子毕竟死在她码的草垛里,就算不是她干的,她也有义务对草垛进行安全检查。再说,明知草垛里会捂死人,她怎么能让那些孩子在她的草垛上爬来爬去,自由玩耍呢?

派出所的赵所长接待了我们。赵所长听说这个事情的经过后,让我们派几个代表去里间录口供。接受问讯的还有那三个孩子。我也作为代表进去了,我看到徐晓雯和巫书记也在里面,他们没有给她上手铐,只是在对她进行问讯。徐晓雯一脸茫然,沉默不语,似乎受了极大的刺激。几乎所有的问话都是巫书记在替她作答。这个善良的老好人,坐在一旁,比她本人还要着急。他对问讯的警察说:“这女伢子都吓傻了,你问她这些有个屁用!”

我们的到来,立即改变了事件的结果。处理的过程没有任何戏剧性。赵所长简单复述了一下事件的经过,对录口供的民警说:“几个小伢儿闯的祸。喏,证人来了一大堆。你给他们录口供吧,录完了就放人!”

口供录完,赵所长就挥挥手,宣布放人。赵所长说:“这么鸡巴大一点的伢儿,晓得个屁后果!案子不用办了,回生产队处理。巫书记,你回去开个会,让队里负责,给死者家里赔点钱算数。”

巫书记一个劲地点头:“好好好,我回队里处理!请赵所长放心!”

问讯的民警拎起小兵的耳朵,往空中狠提一下,一边骂:“你再闯祸,老子叫人割掉你的鸡巴!”

当晚,徐晓雯就和我们一起离开了派出所。一桩命案就这么轻易处理了。谁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这个小地方,谁也别指望走什么司法程序。

回来的路上,徐晓雯一路无语,眼神悲伤。她用悲伤打动了同行的人,好像真正该同情的是她,而不是那个死去的孩子。他们纷纷为她所受的惊吓感到难过与不平,他们安慰她:

“这事不能怪你。”

“就是,那么忙,谁会看见一个孩子掉进草垛里呢!”

张敬之比谁都兴奋,俨然是个功臣。他们都忘了那个死去的孩子,忘了他还躺在泥土地上,忘了他那伤心欲绝的母亲。高潮过去了,只留下一个平淡凄惨的结局。我不觉悲从中来。

我在黑暗中挽住徐晓雯的一只手臂。我说:“徐晓雯,你想不想知道小军现在的样子?”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他现在就躺在他家堂屋的地上,是地上,不是床上。你相信吗?”我冷笑着问。

她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了。

“明天的这个时候,他就不在地上,到地下去了。”我继续道。

她的身体开始歪倒,身体向我靠过来。

“你想不想看小军妈妈的样子?她哭昏过去了……”

我感到手臂一沉,徐晓雯的身体猛地往下坠去。走在后面的人被她绊了一下,和她一起摔倒了。

我冲人群喊起来:“徐晓雯晕倒了,怎么回事?大家快过来看看。”

手电光从后面照过来,落在摔倒的两个人身上。很快,一个孩子从地上爬起来,他身下露出徐晓雯惨白的脸。我恶毒地想,你就装吧,你不是动不动就装死吗?那次在大堤上,你不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张敬之为你冲锋陷阵?哼,别以为你晕倒了就能逃避良心的谴责!

“她怎么了?她是晕过去了吗?”张敬之冲过来,在夜空下惊慌地喊道。他蹲下去,推了推她,她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回应。突然,他怀疑地看着我,问:“她怎么了?”

我笑笑,说:“我们正说着话,她就晕倒了。”

他疑惑地看着我,问:“你对她说什么了?”

“我能对她说什么?你没看见我一直搀着她在走路吗?走着走着她就晕倒了,我怎么知道是么回事?”

七队的巫队长也蹲下来,用手探她的鼻息,他对张敬之说:

“呼吸正常。她可能受了刺激。回去休息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她有低血糖!回去给她喂一碗糖水,或者注射一点葡萄糖就好了!”张敬之摆出一副知根知底的样子说。

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在冷笑。我故意当着张敬之的面,有些刻毒地说:“徐晓雯怎么跟条虫子一样,动不动就装死啊!”

“你怎么说话的?”张敬之果然愤怒了。

“你叫我怎样说话?我又不会装死!”

“林红缨,你信不信我揍你?”

我说:“你今天要不揍我呢?我骨头还真痒痒了,就想尝尝挨揍是个么滋味!”

这时郑义冲过来,一把将张敬之拉开了。吴小欢挡在他前面,劝:“算了,大家都是知青,何必自相残杀?”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敢揍我?哼,我倒要看他怎么揍!徐晓雯不就是会装吗?装可怜,装柔弱,装林妹妹,她惹了这么大的事,却让我们大家深夜为她奔波,她算什么?

张敬之到底没敢对我动手。他没理我,气鼓鼓地背过身子走了。

有人跑到附近的一户人家去借了一辆板车,他们手忙脚乱地将徐晓雯抬上板车拉走了。我离开人群,一个人去往小军家。

已是深夜,小军家里阒寂无声。堂屋的大门洞开着,屋子里又黑又静。我走进去,一头撞进无底的黑暗里。我在黑暗中叫了两声,没有传来任何回音。恐惧感袭来,我感到身上的汗毛竖起来了,赶紧从漆黑的屋子跑了出来。隔壁的一间耳房里还亮着灯,微弱的灯光从一扇低矮的、半合着的小门里泻出,我摸索着近前,发现一位老人正在昏暗的油灯下搓草绳。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偎坐在老人身边,脸色漠然地望着油灯发呆。他是小军的哥哥大军。

老人是男孩的爷爷。他就是传说中的老地主。老地主的头发和胡子已经花白,脸上的神色十分安详,表情里看不出任何悲伤。一双青筋暴凸的手从容而有节奏地搓动着,掌合之处宛若一只淡青色的鱼嘴,那均匀的草绳就一截截从“鱼嘴”里吐出。

我呆看了一会儿,忍不住上前询问:“大爷,您家里人,不,我是说小军……”

老人抬起头,脸色平静地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垂下头,继续搓绳子:“你说那个化神子啊,拉出去埋了。”

“埋了?怎么就……埋了?”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埋”字。“埋”就是“土里”。我不愿想象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已经到了土里。

“化神子当然不能隔夜埋啊,这是规矩。”老人搓着绳子,头也没抬。这里人把早夭的孩子叫化神子。化神子死了,当天就要掩埋,而且不能跟祖宗们埋一起,否则死者就会阴魂不散,给家里人带来灾难。这是我后来才弄清楚的事。

“埋……哪里了?”

“哪里?大队部东边呗,化神子都埋在那里。”老人伸出手,往黑夜里指了指。我印象中,大队部的西边是有一片坟地的。坟地就在离知青点不远的一块地势较高的旱地里,从我们宿舍后窗看去,可以看到那里的一片白杨林。林子后面有很多隆起的土丘,便是些高高低低的坟。有风的夜晚,高高的白杨树上,叶子总是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让人的毛孔有些发紧。但大爷说的地方不是那里。他说的是大队部东边。东边正是我们知青点后面的一块菜地。从宿舍的后窗看去,正好可以望见那里,里面种着一些蔬菜,那里是大队部的公用菜地。

我加快脚步,往大队部跑去。通往大队部的土路上黑漆漆的,路上已没有一个行人。这是个月黑夜,放眼望去,整个田野上一片漆黑,只有大队部卫生站里还有少许灯光。经过大队部时,我看见卫生站的窗子里还有一些人影在晃动。

我避开大队部的灯光往东边的那片菜地走,远处依稀传来一丝微光,是一只手电筒发出来的。我穿行在菜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那亮光靠近。果然,一阵压抑、凄切的低号清晰地传来。是小军的妈妈。她在哭。这里已是菜地的外围,麦收后,还没有来得及种上庄稼,翻过麦茬的泥土显得又松又软。小军的爸爸正垂着头,用一把铁锹在挖土,手电筒就放在一个隆起的物体上,照着他脚前的一个小土坑。那个隆起的“物体”就是小军了,用草席卷着,还没来得及掩埋。

小军的妈妈一直在小声地哭。

“儿啊,你来世眼要睁大一点,投胎要投到好人家啊!投到贫下中农家,投到大队干部家,千万别再投到我们这样的地主家……”

那些悲怆的话语,像尖刀一样锐利地划过我的胸口,黑暗中,我情不自禁地抓起了一块湿润的土疙瘩。

“儿啊,我可怜的儿,妈妈对不起你,连一个匣子都没给你,只有一床草席送你……”

我听不下去了,感觉喉头被什么东西硬硬地堵住,呼吸有些困难。突然,小军母亲的哭声停住了,空中传来“咚”的一声,然后是“噗噗噗”泥土撒下的声音。被草席裹着的小军被埋进了土坑。那一刻,时间静止,只有黄土掩埋尸体的声音。

终于,夜空中传来一个男人夜狼一般的几声悲号。那悲号短促,急迫,只有几秒钟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好像它们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空中出现一阵可怕的冷寂。小军的妈妈倒在那小小的土堆前,阒寂无声,这个可怜的女人晕了过去。

我的心悬起来,空中骤然传来一声哀号:

“儿啊,你走好啊——”小军的妈妈终于又发出凄厉的哭号。

“你把我也埋了吧!让我去陪我的儿!儿啊!还不如让娘跟你一起走,这世上还有什么活头……”哭号声终于不管不顾,再也没了先前的压抑与禁忌,在漆黑的夜里破空而去,又消失在更远处的黑暗里。

我颤抖着,在黑夜中抱紧了自己的身体。

“你别号了,再号老子就把你一起埋了!”男人的吼声,像一把锐利的斧头,将黑夜砍开了几道口子。我感到背后凉飕飕的,仿佛那力量就落在我的背上。

“埋吧!你把我也埋进去……”

我听不下去,抹着眼泪离开了。

一个无辜孩子的死,仅仅因为小孩子间的一种简单的仇恨。这仇恨也许并不具体,与其说它是因为两颗糖,毋宁说是因为所谓的阶级。

小军的死,还不是最让我惊悚的。真正令我震惊与无言的,是小兵的死。小兵是被活活钉死的,被小军的哥哥大军钉死的。这样的死,让我想起来就全身发冷,不寒而栗。让我每一分钟都想逃离这里,逃离这片可怕的土地。

这一切,仅仅是出于复仇。一场孩子间的复仇。这一年,大军还不满十岁,比杀死他弟弟的凶手小兵只大两岁。小军死后没多久,大军把一根树枝插进了小兵的耳朵里,硬是用半块砖头把它钉进了小兵的脑袋。树枝从小兵的左耳穿入右耳,一直穿进他右耳下的地面——很难想象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会有这样的残忍!

然而,此时的大军已是一个神经出了毛病的孩子。大军的神经出毛病是因为小军。小军死后的第二天,受到惊吓的他突然就不认识人了,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也不认识任何其他的人。但他认识杀死弟弟的凶手小兵。

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跟踪小兵的。

小兵死时,离小军的死不足二十天。几乎是双抢一结束,人们刚刚从心理上和身体上松口气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血腥的事。

小军死后,大军那孩子就不正常了,有人看见他把尿撒进自家的水缸里;拿碗去别人家的猪槽里盛“饭”吃。大家只知道这个孩子是被弟弟的死吓傻了,或是吓疯了,但谁也没想到他会杀人。

大军的疯,起初并没有引起大人们的关注。那时正值暑假,孩子们自己玩成一堆。大人们都忙于双抢,谁也没心情理会大军的疯。偶尔议论一两句,也是很快被手里的活计打断。相反,大军的不正常却引起了孩子们的兴奋和关注。他们好奇地跟在大军的后面,看他往自家的水缸里撒尿,看他在猪槽里抓食。他们嘲笑他是苕货,骂他是疯子。他们对着大军的背影齐声喊:“疯子!大军是疯子!”喊完就猛转身,撒开腿,疾风般跑开。几个胆大的孩子甚至捡起小石子,向大军的后背砸去,待大军捂着头转身追赶时,才开始没命地逃窜。

这样的情形给孩子们带来了节日般的新奇与快乐。每天,他们成群结队,在大军后面兴奋地追赶和叫喊。他们边跑边喊:“疯子!大军是疯子!”有时,大人看不过去,一声怒吼,孩子们就发出尖利的叫声,狂奔而去,躲在远处偷笑。大军则愣愣的,仿佛受了惊吓,尿水从他破烂的裤管里淌下,让大人们也愣住了。

“这伢儿不止是疯了,还苕了!”

“疯子都是先从苕开始的。好人一苕,就离疯不远了。”

大军就是先苕后疯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突然变苕了变疯了的孩子会杀人。疯孩子大军把小兵给杀了。一个地主的狗崽子把贫下中农的后代给杀了。杀人的凶器竟然是一根树枝,那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血和脑浆从小兵的两只耳孔里流淌出来,小兵大睁着眼,张大的嘴里似乎还藏着半声呼喊。人们发现这一幕时,大军正呆坐在一旁,不哭,也不笑,只是好奇地看着死去的小兵,完全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但是,他手上的血和那块带血的砖头,证明他刚干了一件令所有人胆寒的事。

小兵和大军的父母几乎是同时冲上去的。他们把大军暴打了一顿。大军的喉咙里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后来是可怕的哀鸣。双方的家长都没有住手,一直到闻讯赶来的巫书记发出一声怒吼。

“他就是个疯子!你们就是把他打死了,他也不晓得自己做了么子事!”巫书记喊道。

“可他钉死了我的儿子!这个狗崽子用树枝钉死了我的儿子啊……”小兵的母亲哀号着,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叫。

“赶快把他捆起来!关在家里。否则,还不晓得要做出么子害人的事来!”巫书记吆喝几个壮劳力上去按住大军。事实上,根本不用他们动手,大军就已失去招架之力。一个不满十岁的瘦弱孩子,在四个大人的暴力袭击下,早就丧失了攻击性。他的眼神里只有恐惧,并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缘何招来一阵毒打。

小兵的父亲就像不久前小军的父亲一样,双手托起了自己的儿子。小兵也将像小军一样,被埋进那片“额外的”菜地里,那个化神子们专属的地方。他们将去那片被祖宗们抛弃的野地里做伴,了结只有孩子们间才能结下的恩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不再孤单,就像孩子们玩捉迷藏一样,他们一不小心就把自己藏进了漆黑的泥土里。

我没有去看望小兵和他的父母。不用去看,我也能想象出那同样的一幕。我开始恨江汉平原,恨它的愚昧,恨它的伤痛,恨它蕴含着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

我在心里发誓我要逃离这里,永远离开这片不幸的土地。

冬天转眼间就来了。

雪花在半空中漫天飞舞,它们一片片落下来,一点点地覆盖住这广袤的原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对这片土地抱以宽容、理解与眷爱。我甚至想,假如有一天,我像这里的人一样,把自己埋在这个美丽的平原上,化成霜,变成泥,那霜与泥也一定会反过来滋养我们每一颗苦难的心。

半年多来,许多场景在我的记忆中已有些模糊了。即使初来乍到时那场历时二十余天不分昼夜的防汛大会战,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这样艰苦的劳作,对其他人而言,也许只是一场残酷的体力考验。可对我而言,残酷的并不是劳作本身,而是发生在劳作中的某些真实事件,以及对那些事件与场景的深刻记忆。

小军的死,已经成为我至今无法摆脱的梦魇。换个角度言,是我杀死了那个孩子。那胆怯而无辜的眼神,额头上鼓起的青包,指缝中渗出的血,以及他的笑和眼泪……都历历在目。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就这么到土里去了,永远住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去了。如果我不给他那两粒糖,不告诉他去我那里玩,他会死吗?他也许会继续在人世间挨骂,挨同龄人的打,但绝对不会住进那永远的黑暗里。

可他去了。从我码的那个草垛里,去了那片菜地。隔着一片白杨树林子,与那些成群的土丘毗邻相望。每天,我听见风吹进白杨林里,硕大的叶子在空中哗哗抖动,像唱着一首孩子们的歌。白杨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一个孩子的手掌,它们在风中摇动,召唤,打着天真的手语,仿佛对他们的亲人诉说着无尽的相思。

每晚临睡前,我都会在黑夜里聆听。风声从窗外走过,轻轻掀起窗前的塑料薄膜,发出簌簌的抖动声,就像那些孩子委屈的诉说。我在黑暗中努力辨识着小军的脸,他的哭、笑,他额头上的青包,小小的指缝里渗出的血迹,他死后睁大的眼睛,嘴角粘着糖汁的草叶……

雪花静静地落着,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不远处的白杨林在黑夜里伸展开光颓颓的枝条,风从林间穿过,发出静默的絮语,仿佛那孩子在无助中发出的无声呼喊。我把脸转向煤油灯的灯影里,眼圈发热,不单是为那个孩子的死。有时,我感到自己就是那个孩子变成的:我的童年就是他的童年,我的今天就是他长大后的样子。这样的想法乱七八糟,时常在我脑子里盘旋,挥之不去。每当黑夜来临,它们就悄悄地跑出来,在我的眼前舞蹈、跳跃。仿佛这样,那孩子的生命就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延伸。有时,我又觉得他是我多年前走失的弟弟。他悄无声息地跟随我,从遥远的北京来到这广袤的平原。

我爱这片土地,却在爱中背负着深刻的罪与歉疚。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小军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宁愿相信是我把他码进了草垛里,宁愿担负这罪的是我,而不是那个叫小兵的孩子!这样就不会有后面那一连串的事件。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两张天真稚嫩的面孔,冷酷的上帝把他们卷在草席里,一起带走了……两条幼小的生命,在我内心交错成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我注定将永远背负着它,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

我们知青点设在大队部。它是全大队最气派的一栋建筑,是这里少见的青砖瓦房。尽管房子狭长而低矮,但屋顶却一律盖着漂亮的红瓦。当地人都叫它红瓦屋。红瓦屋共有六间。中间两间宽大,是大队部的办公室和公社供销社设在大队部的代销分店;左边两间是大队卫生站;右边两间就是我们的知青点。两间宿舍,一间住着男生,一间住着女生。

这已经是星光大队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好条件。

红瓦屋坐北朝南,北窗正对着大队的礼堂。礼堂内的空间很大,有两层平房那么高,北风刮来时,到礼堂处会减缓它的力度和速度,这使我们在空旷的冬天里不至于感到那么寒冷——江汉平原的冬天大抵还是阴冷的,湿而寒。这样的寒冷与北京冬天那种干冷比起来,无疑要难挨得多。取暖只能靠不熄的柴堆。

但我喜欢这样的冷,它带着土地的湿润与温情——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在房子里码起柴堆,点上火。柴火噼啪地燃烧着,火舌轻轻地舔动,让你的心感到没有来由的温暖和宁静。

我们点上住着三十来个知青。除了我们这批迟来的,还有二十来个是去年和前年下来的。我们的平房与礼堂平行,相距三十多米,两端各用青砖砌起一堵院墙,围成一个封闭的院子。为了安全,院墙顶端插上了碎玻璃片,每当朝阳或者夕阳从两端斜照过来时,那些玻璃片就会反射出绚丽的色光,斑斑点点地落在院子里的地面上。站在宿舍和礼堂之间的空地上,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进了北京的某个四合院。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个大宅院里,既没有花草也没有树木,却在一侧的角落里垒着两个土砌的大灶台,上面支着两口大跃进时期常见的大铁锅。锅台不远处还有两口大水缸。灶台的上方,是一片用木头和油毡撑起的简易房顶。这是星光大队特意为我们知青搭建的厨房。厨房虽有屋顶,却没有墙,可以遮雨,但不能挡风。平常大家轮值做饭。好在一天只有三顿饭,这样开放式的厨房,天热时好散热,天冷时也好生火。烤火时,也不会被烟熏着。每天,我们在这里烧火做饭,烤火聊天,盛一口锅里的饭,吃一口锅里的菜,俨然一个父母生下的众多孩子。当地人管我们叫集体户。

说厨房完全没有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它是有两面墙的,一面是礼堂与宿舍间的那堵院墙,另一面则是利用了礼堂自身的一堵墙面。墙面是用石头砌的基脚,又结实又坚固,因为烟火的常年熏烤与照射,发出老石特有的赭红色光芒。靠近宿舍的那一头屋檐下,常年堆放着各种柴火:木柴、棉秆、麻秆、麦秸或者稻草之类。烧柴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变换。总之,江汉平原是永远不缺柴烧的。每一种农作物的干尸,都可以送进灶膛里,供人生火做饭和取暖。

我喜欢这样的时候:灶膛里的火焰发出呼呼的风声——我终于相信火焰也是能发出风声的,尤其是在寂静的冷冬,外面飘着细小的雪花,或者看不见的微雨,那火焰一跳一跳的,从灶膛里刮过来,就会发出呼呼抖动的风声。有时,在我炒菜时,张敬之会悄无声息地坐在灶前,仿佛不经意间就坐在了那里。他专心地往灶膛加着柴草,火焰像风一样呼呼地喘着,在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里跳动。每次与这双眼睛对视,我的心尖都会不自觉地颤动。

自从我在大堤上晕倒,他把我背上他的肩膀,并偷偷地把两斤红糖送到我手里后,我们之间这种无声的对话就开始了。每天,他的眼神像落在我身上的第一缕阳光,悄悄地照亮着我阴郁的内心。有时,我在半夜里醒来,回想着他坐在灶膛前,火焰在他的眸子里闪动的情形,内心里感觉特别的幸福和温暖。我一遍遍地回味着它们怎样在与我对视的那一刻,炽热地燃起,就像灶膛里反射出的火光一样明亮而灿烂。我想象自己与它们久久地对视着,在这种想象中无望地沉迷。实际上,当我真的面对那双眼睛时,我总是没有勇气直视。

天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内心里有多么渴望,现实中就有多么逃避。我是在爱他吗?爱就是这种午夜梦醒后刻骨的回味与想念?

我把自己裹紧在棉被里,像蚕蛹一样小心地包得严严实实,这样,夜晚的冷风就不会钻进被子里了。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只蚕蛹,我在梦里使劲地想要挣脱裹在自己身上的那层厚茧,我急得都快哭了,希望自己能破茧而出,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我挣啊挣,然后就醒来了。醒来的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一片紫色的、开满鲜花的原野……醒来后,我才知道自己发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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