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高考

徯 晗   2016-05-08 12:07:36

——《旧约全书·传道书》第十一章

知青们真正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是从高考开始的。

1977年10月20日,全中国的年轻人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好消息:高考恢复了!这个消息首先是通过广播散播出来的,接下来,人们就看到了登载这个消息的最新报纸。当很多在农村已回城无望的知青们看到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时,他们抱在一起哭了。泪水打湿了他们手中的报纸,打湿了他们的衣衫,打湿了他们历经岁月风霜的脸。他们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大叫:

“我要去报名,我要高考,我要上大学!”

“只要考上大学,我们就能回城了!”

“快去报名啊!我们要回城!”

他们挥舞着手里的报纸,哭哭啼啼地喊。喊完才发现,他们不知该怎样复习,怎样考试。他们对真正的考试早就陌生。

“可是,考什么呢?怎么考?”

他们全都愣住了,全都不知所措。

这是A县清水河公社星光大队留下来的十多名知青共同面临的困惑与困境。得到消息后,一群分散在各生产队的知青,齐聚在他们曾经的知青点,星光小学。他们中有的已结婚,有的已生了孩子。有嫁给当地人的,也有双双都是知青落户成家的。这排已经略显破旧的红瓦屋,在他们眼里,就像一道他们不愿触及的青春的伤口,他们急于摆脱这道伤口,急于远离这道伤口。

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他们都想起了杨柳,想起了徐晓雯。他们两个人,无疑是他们所有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功底最厚的,最重要的是,这几年中他们一直在教书。他们天天跟书本打交道,他们比大家更有复习和应考的经验。

杨柳像金鸡一样立着他的单腿,面对大家的疑问,沉吟了一会,说道:“要考试,你们首先得有复习资料。”

“可是我们去哪里弄资料?”

“是啊,我们都这么多年没摸过书本了,去哪里弄资料?”

“当年的课本都没有了,更别说资料!”

……

知青们你一言我一语,又急又难过。

杨柳想了一会,冷静地说:“赶快给家里写信,叫他们寄!”

一语点醒梦中人,知青们都说:“是啊,写信叫家里寄!”

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的徐晓雯,突然看着丈夫道:“杨柳,你父亲不是已经恢复工作了吗?他在大学里,这方面的信息可能畅通些,你让他赶紧寄一套复习资料过来。我们把它刻出来,每个人发一套,不就都有了?”

“对啊,每人刻一套!还是晓雯想得周到!”知青们纷纷嚷道。一群共患难的年轻人,在这关键时刻,顿时感受到了同舟共济的力量与感动。

收到儿子发来的电报,杨柳的父亲立刻寄来了一份复习资料。这份沉甸甸的复习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杨柳的父亲根据自己的经验亲自拟定的,杨柳的母亲也参加了部分抄写工作。只有极少部分是从武汉市面上购买的,但杨柳的父亲认为这些资料内容不全,缺漏很大,于是又做了大量补充。夫妻俩都觉得对不起儿子,都认为这是关爱儿子的最好时机。这对学者夫妻,各取所长,文理并用,连夜动手,为儿子赶写了一份复习提纲。他们不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而是担心他体检通不过(他断了一条腿),但杨柳的父亲准备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儿子弄到自己所在的大学里读书。现在首要的是先让儿子备考。

他们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根本就不打算备考——复习资料是他为插队的同伴们要的。

资料一到,知青们纷纷聚到星光小学。复习资料只有一份,不能人手一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手抄或用蜡纸刻。高考临近,复习时间紧,大家白天都要参加劳动,谁也没有时间抄写。只有用蜡纸刻。

杨柳想到了重生。学校有一台推蜡纸的油印机,平常用来给学生刻卷子或复习题,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刻一份出来,用油印机按人头推一份,每个人就都有了。只是自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一时洛阳纸贵,到处都在闹纸慌,去哪里找那么多的白纸来推油印?

就在杨柳和徐晓雯为推油印的白纸发愁时,重生却给每位知青发了一本“黄纸钱”(祭祀死人的)。打开“黄纸钱”,知青们才发现他们要的复习资料都被油印在黄表纸里面,字迹清晰,一目了然。一沓沓裁剪整齐的黄表纸,被重生裁成一本书的大小,一律用麻线纳得结结实实。捧着这些用“纸钱”印成的复习资料,看着上面那一丝不苟的字迹,知青们流泪了。这些整齐得仿佛印刷体一般的字体,竟然都是出自一个从未张口说过话的哑巴!他们的心颤抖着,收缩着,体味到了这一沓沓“纸钱”的珍贵。他们开始尊重这个发不出声音的哑巴青年,尊重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从内心理解了杨柳夫妇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付出。

“纸慌”的问题就这么被重生解决了。在江汉平原农村,人们可以缺油,缺盐,缺吃的,缺用的,但永远都不会缺这种祭祀死人的黄表纸。为了高考,黄纸不再成为一种忌讳。每个知青手里都捧着一本厚厚的“纸钱”,这“纸钱”不是躲在知青们贴身的兜里,就是躺在知青们的枕边。

为了赶时间,杨柳一边让重生刻资料,一边抓紧时间看题。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每天收工后,把知青们招集到星光小学的教室里,由他来给知青们上课补习。

这让大家既欣喜又感动。为了听杨柳讲课,知青们把棉花桃子背进了课堂。阳历的十月底,正值秋冬之交,棉花地里的棉秆上还挂着未收干净的尾桃,深秋的冷雨却已落下,尾桃不摘回来就会烂在地里。每天收工前,他们把收尾的青桃子摘下来,带回家,赶上有太阳的日子铺在地上晒干,依然可以剥出雪白的棉花。但大多数的桃子,因为淋了秋冬的雨,多是发了黑的烂瓣,烂瓣也是要剥出来的,轧出来的是五级甚至等外级的次级棉,但那也是生产队的产量。

这年因为复习备考,棉花桃子没有及时采摘,很多桃子烂在地里。为了减少队里的损失,他们把晒干的桃子背进课堂,放在笸箩里,一边剥一边听杨柳讲课。就这样,杨柳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给知青们上课。一条腿撑着一百多斤的体重,在黑板前跳来跳去地写板书,演算。看到杨柳如此的付出,知青们没有理由不拼命。

为了给知青们授课,杨柳每天都得提前复习和备课,这一切都只能在课余完成。为了让徐晓雯顺利通过高考,他还承担了全部的家务。

这一切,刘雪梅都看在眼里。看着这个撑着一条单腿的硬汉的作为,看着他那张俊朗的脸日趋消瘦,刘雪梅的心在隐隐作痛。她主动承担起了照管杨小米的责任。按政策规定,刘雪梅属于回乡知青,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但她是69届的,自知底子薄,于是放弃了报名,主动为杨柳和徐晓雯分担了大部分家务。

徐晓雯起初也是不想报考的,是杨柳逼她报了名。

从不对她发火的杨柳那天发火了,他对她吼道:“好不容易恢复了高考,你为什么不去考?就算不为你自己,为了我,为了你的这些学生,你也应该去考!”杨柳的眼睛红了,他说:“晓雯,上大学,是你的梦,也是我的梦。我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可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梦。你上了大学,也就帮我实现了这个梦。答应我,去报考,好吗?”

“可是……你怎么办?”她的眼睛红了,她怎么忍心把孩子和家抛给他一个人?要知道他只有一条腿。

“我继续留在这里教书,这里的孩子们需要我。”他伸手抚摸她的脸,笑着说,“去考吧,啊?”

她点头,眼泪淌下来:“可是,小米会拖累你的。”小米应该拖累他吗?他有这个义务吗?

“小米是我的女儿呀,我应该把她带好,对不对?你放心,我们父女俩一起等你回来。”

“如果考不上呢?”她动心了,有些忐忑地问。

“不会的,你一定能考上。你肯定会比他们每个人考得都好!”

“就算考上了,政审通不过呢?”她近乎有些孩子气地啰唆起来。他知道她是在为不去报考寻找理由。

他坚定地说:“不会通不过的。邓副总理不是说了吗?这次高考将不唯成分论了,我们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属于这次高考的招生对象。相信我,晓雯,我们的国家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从这次恢复高考就可以看出来。我要不是少了这条腿,还真想去报名呢!”他笑着摸摸她的头,既是鼓励又是坚持。

她知道她是推不过去了。如果她不去报考,将会是对他的伤害,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心,还有他的梦。考大学,那又何尝不是她的梦?

高考,她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这辈子还能有机会参加高考!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她其实和所有的知青一样激动。那天,她拿着报纸在教室里愣怔了许久,最后,她躲进厕所里哭了。

她决定去报考。是的,就算她上了大学,离开了这里,最终也会回到这里。她想,这离开只是暂时的离开,这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她对这片土地已有了感情,这里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女儿,有她视为亲人的重生,有她喜爱的乡亲,还有她爱的学生。是的,我会回来的。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同时,她也祈求着父母的原谅。不管他们能不能回北京,但她是回不去了,回不到他们身边了。现在,他们还在山西。前几天,她刚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说是马上要回北京了,单位正在给他们落实政策。她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杨柳父母那样的幸运。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陆续平反,已经是大势所趋。她想,要不了多久,她的父母就会回到他们在北京的家了。

而她,是注定永远也不会回去了。

与此同时,武汉市里的高考报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刚从华工进修回厂的张敬之,已升为技术科的一名骨干。这年9月,新上任的老厂长在厂里做出了第一个改革动作:在企业内部招考中层干部。

招考的目的是为了任人唯贤,唯才是用。在这次的考试中,刚刚进修归来的张敬之拔得了技术科的头筹。此次任用干部的标准有三:考试成绩、技术考核、政治表现(包括群众关系与家庭出身)。这样的标准公正合理,几乎全厂职工都积极响应。

张敬之三条均优,直接坐上了技术科的第一把交椅。林红缨果然被张敬之掀了下来,她心里虽然有些恼恨,可又无可奈何。这次招考是在全厂职代会上通过的,既公平,又合理,谁也没有话可说。她的公公,厂里的前一把手,已经被省厅纪委弄去停职写检查,住进了省里的“学习班”。此时,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林红缨心知郑家的大势已去,她只能抱怨命运不济,世事多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能预知明天。所幸,张敬之有把柄捏在她的手里,他再怎么升腾,也逃不出她的手掌心。除非他不曾在她的身体上作威作福,不曾在她的身子里撒下种子,育出那个屁股上长着一枚和他一模一样小红唇的儿子。是的,他现在敢跟她耍赖皮(她已经见识过他耍赖皮的嘴脸了),但是,总有一天,她会让他骑虎难下,乖乖地向她认领儿子——她已经查过书了,是不是自己的亲儿子,完全可以做医学鉴定。她听说目前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技术了,只是不知如何找到具有这种技术的权威机构。此时的“亲子鉴定”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一个陌生的新词,它的使用也还没有像后来的几十年中那样广泛。

对于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张敬之根本就浑然无觉。他想,只要自己死活不承认郑小强这个儿子,林红缨就对他毫无办法。

就在张敬之当了不到一个月的技术科长后的1977年的10月20日,他突然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党中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个天大的喜讯立即扰乱了他的心,让他的情绪变得躁动不安。他想当科长,但更想上大学。他思来想去,决定偷偷去报名。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他想,要是考上了,他就去读大学,万一考不上,他就继续当科长。他当时根本没有考虑早已大学毕业的林红缨的感受。此时,林红缨对他的恨已经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入木三分。这个原本用来形容书法,跟感情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用来形容林红缨此时的心情,真是再准确不过。现在,她不再是厂里的红人,她的公公被隔离审查了,其实就是软禁;她的丈夫也在招考中落榜了,重新成了一名工段长;她自己也从科长降到了副科长(待遇未变,职位却下降了),已是有其名无其实。她以前的幸福生活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后的生活肯定还将走下坡路。如果找不到新的突破口,她这一生将不再有幸福可言。

高考的消息虽然对林红缨触动不大,但却让她看到了一丝机会——她决定怂恿张敬之去报考。

所以那天在办公室里,她突然走到张敬之的桌边,笑里藏刀地问:“张科长,你好像还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大学吧?”

她充满讽刺地叫他张科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他张敬之。事实上,在她心里,她就没有张科长这个概念,他身上的哪根毛她没见过?去华工进修了几个月,就敢跟她这个科班比?

“怎么了?”张敬之用挑衅的目光看着她,他看出了她的不怀好意,心想,你上过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你是怎么被推荐上的,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别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是说现在要恢复高考了,你不去报名试一下?在技术科都能考第一,真要参加高考,还不考个北大清华,复旦交大?”

他怔了怔,沉默了。她的话正说到了他的心动处。是啊,她不是读了三年大学的正规毕业生吗?跟他比又怎样?她还考不过他呢。他为什么不去试试,白白把机会浪费掉?她的话给了他刺激,也给了他信心,他真的悄悄地报了名。

他想,就算考不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考个W大学还是有希望的。他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幸亏有三年当兵的经历,他在部队没少学习文化知识,加上在华工的半年进修,市面上能找到的那些高考复习资料对他而言,真的易如反掌。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复习,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考场。由于对自己的考试成绩缺乏充分的估计,他给自己填的第一志愿是W大学,第二志愿才是清华大学。两个月后,他拿到了W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分数在武汉地区的考生中排在前十名,远远超过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这成为他痛悔一生的事。他想,他本来可以上清华的,可他却只上了W大学。尽管W大学也是名牌,可到底比他心中的清华差一个档次。

张敬之考上大学的消息,轰动了全厂。不仅是因为他考分高,而是因为他刚成为厂长的红人就要走了。想想,一个近万人的大厂,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能当上技术科的科长有多不容易!可他却要放弃!读了大学又能怎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不是厂里搞改革,进行中层干部的招考,哪轮得上他张敬之当技术科长?做梦也别想!厂里的大学生也有好些个呢,可人家谁也没命当科长。

再说,就算他读完大学再进厂,也不一定还能当上技术科长。

当然,这只是厂里众多职工们的杞人忧天。在张敬之看来,这就像是妇人的见识,比头发短,比嘴巴长。他想,我去上大学,那是叫把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怎样更有力,你们慢慢想去吧!

张敬之走前,与老厂长握手告别。老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上大学好!就是要去上大学,上了大学还回来,我这把椅子啊,就留给你来坐!”老厂长深知上大学的好处,对张敬之的离去举双手赞成。老厂长本人就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摸过飞机,造过原子弹。落到这个大厂,已经是虎落平阳,“文革”十年,被造反派们打入冷宫,窝在一间小黑屋里,只能“坐井观天”。

张敬之不好意思地笑笑:“老厂长言重了,谢谢老厂长这段时间对我的栽培,来日方长,日后再报。”

“要报就要报国家!这是党的政策好,拨开乌云见彩虹,好小子,你是赶上了好时候。我是夕阳西下,没几年了啊!”老厂长感慨万端,“不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现在百废待兴,我还想好好再干它几年呢!”

张敬之笑笑:“您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毕业回来给您当学生呢!”

张敬之的恭维恰到好处。老厂长听了不觉心花怒放:“说话算话!那咱爷俩说好了,你毕业后就回来!你放心,一定有好位置给你留着!”

老厂长的承诺,等于是给了张敬之一颗定心丸。此刻,他还真想到了毕业后再回来,既然有好位置留着,何乐而不为?四年大学归来,一切都不可预测,将来厂里的江山谁来坐,眼下还不好说呢。

他紧握着老厂长的手,踌躇满志地告了别。他要去上大学了!他对自己的前途预见是正确的,但有一样却没有预见到:他将在大学里与自己的情人再续前缘,而与自己的初恋失之交臂。

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场风花雪月一场痛。

星光大队的知青们是幸运的。别的地方的知青们所遇到的难题,他们一点儿也没遇到。他们遇到了一位好支书,他们报名参加高考,不仅没遇到来自基层的任何阻拦,还得到了大队干部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巫书记,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军人,为了他们考大学的事,就像为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东奔西走,竭尽全力。清水河公社的干部们也没怎么为难他们。因此,留下的十多个知青中,除了杨柳和另外两名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外,全都顺顺当当地报上了名。

杨柳没报上名,是因为他没报名。最最让人吃惊的是,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的哑巴重生,居然也报上了名。重生报上名,完全出于杨柳夫妇对巫书记的恳求。

巫书记说:“一个哑巴,没上过一天学,也报名去考大学,这不是闹笑话吗?到时候,上面以为我们对高考这么重要的事不严肃,岂不是要批评我们大队?”

杨柳和徐晓雯就求:“巫书记,大队出个证明,就让他考一回吧!”

“你们这是扯淡呢,他一个哑巴伢子,别说考不上。就是考上了,哪个大学肯要他?你们又不是不晓得,大学不招残疾人!”说完,顿了顿,看看杨柳的腿,立即意识到说错了什么,又补了一句:“伢们哪,我不是不支持你们,可这想法不现实。不现实,晓得不?”

“我们知道他考上了,体检也是通不过的。他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但考上大学对他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会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信心。他会觉得他不比别的正常人差。您明白吗?”徐晓雯于是给巫书记讲了重生想报名参加高考的经过。

原来,重生刻钢板时,已经把所有的复习资料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晚上杨柳给知青们上课时,他也在竖起耳朵听,听着听着,他就动了心,想去参加高考了。那晚上完课,杨柳和徐晓雯正在教室里收拾东西,重生忽然走到他们面前,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写道:“我也想报名。”

“报什么名?”徐晓雯莫名其妙。

“高考。”重生又写道。

杨柳和徐晓雯都傻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重生看他们都没有表态,就伤心地走了。这晚,夫妻俩都失眠了。徐晓雯问杨柳:“你说咱要不要给重生报名?”

“这不可能的,他根本不符合条件。再说,谁给他出证明?”

“找巫书记呀!让他帮忙,以大队的名义出证明。”

“你说这事荒不荒唐?”

“起初,我也觉得荒唐。后来想想,又觉得未尝不可。你说,要是重生也能考上,那咱俩可不算得上是教育专家了?”徐晓雯掀开被子,兴奋得坐了起来。

这一说,杨柳也有些激动。他说:“是啊,如果能报上名,还真可让他试一试。重生要是能考上,保准是个特大新闻!”

“我只是觉得,如果重生真考上了,你说这会给他增添多少自信?就算大学不录取他,他也会觉得自己不比正常人差呀!你说呢?”

“我倒是担心,如果他考上了却读不成,他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不会的。到时我会跟他讲,那是国家的政策,他就能接受了。”

“那咱俩就去找找巫书记,他一直偏袒你,说不定真愿意帮忙。”杨柳计划道。

得知重生想要报考的经过,巫书记最终心软了。他给重生出具了报考的证明。

重生就这么报了名。重生报的是文科。

随着高考的临近,其他知青的家人也纷纷寄来复习资料。那段时间,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几乎每天都在往星光大队送邮包,邮包里装的都是高考的复习资料。但知青们习惯了翻阅重生刻印的“纸钱”,反倒不喜欢家里寄来的那些铅印资料了。每天,他们手捧“纸钱”,按杨柳为他们设计的复习大纲复习。

高考的日子终于如期来临。

星光大队共有十一名知青参加了这一年的高考。

1978年2月初,他们的高考结果下来了,星光大队的十一名知青考生全线通过。当十一张录取通知书到达A县招生办时,整个A县都轰动了。当时全国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有570多万,录取的不到27万,上线的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五,可是在星光大队的知青考生中上线率是百分之百!百分百的上线啊!这是多大的新闻!

与此同时,星光大队还爆出了一条更大的新闻:星光大队的哑巴重生也达到了录取分数线!重生可是没上过一天学啊,他是怎么学会了知识,只有星光大队的父老乡亲们知道……

知青们含着眼泪,敲锣打鼓地庆贺。他们终于要离开这里了,终于要回城了,他们将去城里读大学,他们怎么能压制这种兴奋与激动?

然而,接下来是残酷的政审与体检。当徐晓雯从欣喜中冷静下来时,这才明白,她不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能顺利进大学的。

为了离家近一些,为了能经常回来看看孩子和丈夫,徐晓雯填志愿时,没有填报北京的大学,而是选了武汉的大学。她的第一志愿是武汉的一所师范大学。

政审时,她的档案中因有父母均为“右”派的记录,A县公安局出具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的批示。此时,徐晓雯的父母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得知这一消息,A县招生办为了保住他们这个“百分百”,不惜以县招办的名义向省招生办请求录取徐晓雯。与此同时,徐晓雯父母的单位也向A县有关部门出具了他们“被改正错误,恢复工作”的证明。证明到达A县,A县负责招生工作的同志立即亲赴省招生办,说明情况后,直到2月底,徐晓雯才终于获得了第二次被录取的机会。

由于她的考分高,在第二次录取中,徐晓雯被幸运地录进了更好的W大学。

然,哑巴青年重生是不能被录取的。体检的第一关他就被淘汰了。但他没有感到悲伤,当徐晓雯把不能录取的原因告诉他时,他笑了,他对她“说”:“我早就知道,我参加高考,只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我身上创造的奇迹!”

徐晓雯幸福而满足地笑了。

1978年2月底,星光大队的十一名知青,终于告别了他们生活八年(有的是十年)的江汉平原。告别的场景充满了悲伤。十一名知青走时,每个人都哭了。他们齐聚在星光小学的操场上,一个一个地与杨柳拥抱,他们泪流满面,深怀着对杨柳的心痛与感恩。

“杨柳啊,你怎么就失去了一条腿?你傻不傻啊?”

当一个女知青的哭喊尖锐地响起时,所有的知青终于忍不住失声恸哭。

哭声响成一片,汇聚成一曲沉痛的天问。

“杨柳,跟我们回去吧,你不是丢了一条腿吗?去办病退吧,跟我们一起回去!”

杨柳也在流泪。是的,谁也没有要他丢掉一条腿,是他自己要把它丢失的,是他的良心要他把它丢失的。一条腿,换取了一条命,这不是生命的等式,是不等式。多好!他缺了一条腿,还回去干什么?他回去又还能干什么?

他一边流泪,一边笑着,说:“你们走吧,不要放心不下我。这里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学生们。”

“杨柳,你叫我们怎么忍心丢下你,怎么忍心!”

哭声响成一片。是啊,他们怎么忍心,他们是一起来的。现在,他们却把他丢下了。他来的时候是两条腿,他们离开时,他却只有一条腿。这条腿,虽是他一个人失去的,其实也是他们一起失去的,是他们全体共同失去的。

八年了,他们失去的,何止是一条腿?

徐晓雯抱住杨柳,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她哽咽着说:“等我回来!”

杨柳点点头。说:“小米就交给我了,你放心吧。”

徐晓雯踮起脚,捧住丈夫的脸,看着他那湖水一般深邃的眼睛,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她说:“杨柳,我爱你,爱你一辈子!一定要等我回来!”说完,又低下头来亲女儿小米的脸。刘雪梅站在一旁,她一只手牵着杨小米,一只手牵着刘保尔,她说:“晓雯,你就放心读大学去吧,孩子就交给我了。”

徐晓雯点头,说:“雪梅,辛苦你了。帮我照顾好杨柳和小米。还有,”她转身握起重生的一只手,叮嘱道,“重生,姐走了,你哥和小米就交给你了。”

重生郑重地点头,他弯腰挑起了徐晓雯的行李。

知青们走了。在杨柳的视线里消失了。他不知道,他和他们,哪一天还能再见面。除了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还能再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个。

是,这群离去的人心中,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在眼泪与不舍中,告别了一个单腿的年轻知青。他曾经是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同伴,他们的战友,他们的老师。他的单腿,是他们插队生活的见证,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疼痛。在残酷的岁月里,展示着他们青春的残缺与壮美,也温暖着他们日后的回忆。

杨柳知道,他将永远留在他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就像这片土地一样,春来秋去,直到把生命嵌入这片土地,化成这里的泥土与他们共同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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