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 境

庞 文 梓   2016-06-24 02:14:27

农历正月初十,年味尚未散去,天气乍暖还寒。

我和戏校的演出团队,一起坐在大卡车上。大卡车呼啸而行,冷风飕飕,可我们并不觉得寒冷。我们戏校的实习演出团队,经常出没在荒山野岭上、深山老沟里。

人迹罕至的地方,只要有我们出现,就渐渐地热闹起来了。戏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台周围,摆满了卖饭的、卖副食的、卖鞋袜衣服包包的摊点。

三天后,我们从刚刚熟悉的地方出发,到另一座庙上演出。实习演出的地点,都在寺庙上。寺庙的楼阁堂殿或新或旧,规模有大有小。有些寺庙,仅有一间楼阁。不管寺庙大小,寺庙跟前,往往会有一座戏楼,没有戏楼的寺庙,就会有一座用土石修筑的简易戏台。庙小神大,有庙就有人朝拜敬奉。朝拜敬奉最隆重的方式,就是集会唱戏。

现代戏已退出乡村的舞台,乡村的大部分的文艺演出活动,是唱庙戏,演古装戏。

坐拖拉机,坐卡车,步行。奔走在山野里,尽管很累,可我们并不厌烦。三天换一个住宿的地方,有时住草窑,有时睡在石檐里,可我们并不觉得苦。新生活,新热闹,抵消了生活中的苦和累。

我依然负责班务事务,兼搞下乡演出的财务业务。我们演出名为实习演出,其实都是商业活动,每台戏都收演出费。演出费由我负责管理。

我正式登过台,却不会演戏,也没有演戏,如我在生存的道路上,直直地往下走,不会拐弯抹角,面对常人虚假的客套表演,不会敷衍应对。我登台的任务是,在每场戏开演前,向观众介绍演出剧目的内容,行话叫说戏。

我是个边缘人物,可是,往往会站在核心的位置上。

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去一个叫沟岔的地方唱戏。沟岔是深山老沟,有条小河,由北向南流去,小河畔上,有一座小庙,小庙对面,是一座新修的气势宏大的戏楼。小庙距沟前沟后的村子,都有三五里的路程,可以想到,平日小庙的冷清景象。随着我们戏校演出团体的到来,小庙热闹起来了。

那天,唱正戏的时间,我说戏后刚刚走下戏台,陈杰就走过来了。

陈杰走到我面前时,我叫了一声:“陈校长。”

陈杰没有应答,而是眯起了眼镜片后的双眼,镜片上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显得神秘而诡异。

陈杰用这种表情看我,还是第一次。我心里不舒服了。

“冯老师,我们要查你的账。”陈杰口气沉沉地说。

要查就查呗,用得着这么看我吗?我不高兴地问:“怎么查呢?”

陈杰说:“你把所有的账都给我找来。”

本来,我的账本和条据都放在木箱子里,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可我偏偏说:“有些条据我没带,放在戏校了。”

陈杰右手挠挠稀疏的头发,焦急地说:“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

我没吭声。就他这种态度,他越急,我心里越痛快。

陈杰说:“这账非得今天查不行。老王都发话了。”

老王?这个老王是文化局的干事。戏校下乡实习演出前,那些正式招聘的专业教师已经去职,教师队伍自然薄弱了,文化局就给戏校派来两个蹲点干部,协助管理戏校演出团队。当时他们都没有职务,我们就以老再加上姓来称呼。这两个人一下来,就把戏校镇住了。传说他们下来是考查学生的,为剧团接收优秀学生打基础。也有人说他们是准备整体接收戏校,成立佳平县第二剧团。那个老田是县剧团的中年演员,由他任团长。老王帮助老田接收戏校,然后扶老田上马后再送一程。由此看来,老王和老田对戏校来说,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我们这些教职工,还有戏校的法人代表陈杰校长,渐渐走向了边缘。学生开始向老王老田靠拢。

老王在戏校去教师化的言行非常明显,他能对学生示好,却不尊重戏校领导,经常会说:“这个事就这么定了。”“这个事我说了算。”“这个事出了问题我负责。”

戏校到处都是老王霸道的声音。

陈杰对这两个人心怀不满,只是人胆小,不敢对抗。所以,戏校就成了老王的天下。

我对老王的这种霸道行为看不惯,所以,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抵触的情绪。

我脱口而出:“老王算个甚?!这账没带全。”

我要硬顶到底了。我不是害怕他们查账。我是对他们的突然袭击感到愤怒。

陈杰说:“前几天,王尚友书记就喊着说要查账,我没有理睬,今天老王说一定要查。估计是王尚友这个老家伙说甚闲话了。他今天也来了。你没看见?”

我说:“这账今天还真的查不成。要查,咱们一起回戏校查。”

陈杰无奈地说:“咱们正在演戏,怎么能回戏校查账?”

我说:“那等不演戏了,再查吧。”

陈杰质问道:“这账出了问题谁负责啊?”

我铁硬地说:“我负责。”

陈杰说:“我就把话直说了吧。他们说,你一个临时工,说走就走了。要是你把钱卷走了,就不好办了。”

我气愤地质问道:“他们既然认为我是一个临时工,说走就走了,那当初为甚让我搞财务工作?是他们的脑子进水了?不是当初脑子进水了,就是如今脑子萎缩了。为了这几个钱,我会损害自己一生的名誉吗?”

陈杰说:“你不要发火了。我对你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可王尚友,还有老王老田,他们不信任你。”

我郑重地说:“那就让他们来和我谈话。要是这账查过后没有问题,他们就要给个说法。”

陈杰不满地说:“有甚说法?查账也是正常的工作程序。冯老师,你就不要犟了,这戏校也够乱了。一人一个套路,人人都成了老大了。”

我硬邦邦地说:“反正今天没带账本。”

陈杰转身走了,一副灰溜溜的样子。陈杰是两边受夹击,不灰溜溜才不正常哩。

我的心情也好不在哪儿,心里的怒火直往上蹿。好端端的,就被人怀疑,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我顺便坐在了一个小土堆上。

戏开演了,锣鼓喧天,又吼又喊。

我面前有很多人在晃动,可我没有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与我毫不相关。外部的热闹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只顾埋头生闷气。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杨天突然喊道:

“冯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我在戏台上找了你好几圈。”

我问:“甚事情?”

杨天说:“老王叫你回去!”

我问:“回哪里?”

杨天说:“就是咱们住的那地方。”

我站起来,向前村走去。

杨天跟在我身后。

老田迎面走过来了。他主要负责演出事宜。按说开演前他就要到戏台上。可是,今天戏唱了几十分钟,他才来了。

我走在前边,老田却和我身后的杨天打招呼。

老田爱吃爱喝,没事的时候,就和杨天一起喝酒。总务上有吃喝的条件,杨天和老田的关系自然就搞好了。

老田不搭理我,我也没有正眼看一眼老田,一声没吭地走开了。

老田只负责演出事务,不与我正面接触。老田对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既像看不起,又像惹不起。我是陈际斌的人,人人皆知。他平民百姓要在文化系统出人头地,就不能得罪文化局的人,更不能得罪陈际斌。当时,已经传出了陈际斌不主张由老田统领戏校的口风,提出了另外的人选。

快进村子时,杨天说:“冯老师,今天头头脑脑都在开会,是针对你的。他们好像在说,账面上应该有好多钱。他们怕你把钱卷走了。”

我苦笑了下,说:“他们还会说,我把钱贪污了。”我突然激动起来了:“他们都得了妄想症。他们不信任我,就不要让我搞财务上的事了,用得着这么造谣生事吗?”

杨天说:“那你就不要固执了,让他们查查账嘛。”

杨天这么劝说,是在显示他对我的友好态度。他造过我的谣言,我对他有看法,时时提防着他,不与他有太多的交往。母亲去世的那些日子,我悲痛过度,不能自拔。办完母亲的后事,我回到戏校,整天躺在炕上,很少走出办公室。十来天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和戏校的人正面接触过。杨天知道我回到了戏校,就天天到我办公室和我叙话,有时引我到云雾观去散步。我终于从痛苦的深渊挣扎出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我很感激杨天,不再计较他造谣的言行。下乡演出,我管理财务,负责伙食核算,自然,给了他不少方便。

我大声说道:“我要让他们把肮脏的想法都想过了,再让事实说话。”

杨天说:“这陈校长让老王骂了一通。如今还在挨训。”

我说:“活该。”

杨天说:“陈校长对你不错呀。”

我说:“谁让他能硬的时候硬不起来?!”

杨天说:“他能硬起来吗?他人本身也是个绵善的人。还有老王,还有王尚友书记,都压着他,就是老田,也时不时给他出难题。他能硬起来吗?”

我和杨天走进村里老王住的地方。

陈杰低垂着头,老王黑着脸,王尚友的表情却很平静。

王尚友首先说话了:“冯老师,你把账放在戏校了?”

我“嗯”了一声。

王尚友说:“这账放在戏校里,要是丢失了,就说不清了。”

我说:“账带在身上,更有丢的可能。”

老王大声说:“你回去找账去,赶天黑回来。这叫甚事情。乱哄哄的。这个人说一套,那个人说一套,唯恐戏校不乱。”

看来老王也有怨气。

我质问道:“几十里的路程,我怎么能赶天黑回来?”

老王说:“你雇上一辆摩托,用不了几个小时的。”

王尚友不失时机地说:“这是我们才开会研究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违抗。”

账就在身边。我回去干什么呀?我要想往过转向,说明情况,可已不可能了。

我一声没吭,走出了窑洞。

我回到了我住的窑洞里,打开了小木箱。这只小木箱,是专门放账的。我把账务整理了一下,然后就躺下睡觉了。我虽然心情不好,可躺了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

太阳落山,我拿着账本和条据,还有二百多块钱,走出了窑洞,向灶房走去。

吃过晚饭,学生们又回到庙上演出去了,老王和陈杰、王尚友还站在灶房的院子里说着什么。老王居住的地方就是灶房院子里的另一孔窑洞里。我走进院子时,老王问:

“冯老师,吃过饭了没有?”

老王对我还算客气,像学生们一样,称呼我冯老师,可我觉察到,他内心里是对我有成见的。这成见不是因为我对他的不恭。我隐隐感到,与陈际斌有关。

我没有吭声,把账向陈杰递过去。

他们几个似乎觉得对我太过分了,王尚友马上向灶房里喊道:“老张,快给冯老师重新弄点饭菜。”

晚上十点钟,陈杰抱着账本和条据,来到了我住的窑洞。

陈杰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这账没有一点问题,他们就要瞎折腾。”

我说:“陈校长,这账我不能再管了。”

陈杰笑着问:“有气了?有气你就向我出啊。不过,全戏校,大家就信任你,才让你管账的。当初,不让原来的老李管账,就是怕他出问题。你管上钱,大家都放心。”

我质问道:“事实上,你们放心了吗?”

陈杰说:“不要闹情绪了,这账非得你管不行。这个是戏校研究决定的事情。账务没有问题,谁也不能更改财务人员。这也是文化局同意的。账务有问题,你想管都管不上。你放心,以后他们肯定不会再刁难你了。咱俩关系不错,就算你在帮我的忙。”

我说:“既然陈校长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我听你的话。不过,我想知道谁力主查账的。”

陈校长犹豫了一下,说:“我看是王尚友在兴风作浪。如今戏校下乡实习演出了,戏校的大事小事老王都要做主,王尚友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故意出来搬弄是非。这个老王头脑太简单,就跟着王尚友跳起来了。老王这人,其实就是个鲁莽的汉子,上当了还不晓得上了谁的当。”

我明白了,戏校现在是三个领导三条心,谁都不服气谁。我管理着账务,他们都在盯着我。我随时都会成为他们的靶子。不过,我并不害怕。我在工作中没有如履薄冰的习惯,依旧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

农历四月十八,我随戏校的演出团队,回到了家乡。

我们的演出地点在武家寺,距我们王家寨村只有十里路程。这个庙会,是四十八个村的庙会,每一个村子为一个坛脑。我不明白坛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一个坛脑意味着一个村子。王家寨也是其中的一个坛脑。四十八个村子的庙会,规模是非常大的,赶庙会的人很多。

在开戏前,我没有站在台上说戏,让陈杰顶替我说戏了。我没有必要站在台上,向家乡人显示自己的身份。况且,我也算不上一个有身份的人。

陈杰说罢戏,在戏台上向乡亲们公布道:“你们的老乡冯凯盈送你们一本折子戏,叫《三岔口》。”

唱这出戏我是不用自掏腰包的,是戏校给我的面子。

这是一次给我长脸的演出,学生们知道这是我的家乡,所以每一场演出都很卖力。他们也没有挑三拣四,抱怨饭菜不可口,抱怨睡觉的地方太破旧。

庙会上我遇到了许多同学和熟人,自然,我们都会说说话,打打招呼。

父亲也来赶庙会了。父亲还在卖香纸。我觉得卖香纸不体面,但我也没有干涉父亲的行为。我明白,我太多地干涉父亲的行为,会惹父亲伤心的。他不管想做什么营生,我都应表示尊重。

学生也认识了我的父亲,有些学生还会和父亲说上几句话。

开饭时,不用我招呼,那些庙会会首都会叫我父亲去吃饭。有时,他们会把饭端在父亲卖香纸的地点。等父亲吃完饭,他们再把碗端回去。

我抽时间,就到父亲身边坐一坐。父与子,并不怎么说话,可是我们坐在一起,心里都踏实了。

三天后,我又走了。长大了,出去了,我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

我盼望着下一次在家乡的周围唱戏,父亲再出现在戏场上。

五月初,没有唱戏台口,我们回到了戏校。

在戏校休息了几天,又一轮的演出时间到了。

出发的前一天,老王对我说:“冯老师,你给杨天买辆自行车。杨天打前站,不能和咱们一起坐车,天天要步行,太辛苦了。”

我和杨天的关系最近不错,给杨天买自行车,只要领导说了,我不应该反对。可是,我偏偏就说:“账上没有钱了。”

老王一听说没钱,眼就瞪大了。他的眼珠子本来就大,这一瞪眼,还真有些骇人。

老王质问道:“我们天天在挣钱,又没甚大的开支,这钱都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也不晓得。”

老王还是质问的声音:“你管着钱,你怎么能不晓得?”

我说:“我是管钱的,又不是花钱的。这个你也不明白?”

我在明显地顶碰老王。这个老王,他看着我顺眼不顺眼,我不晓得,可是我就是看着他不顺眼。他太霸道了。他在戏校称王称霸,最看不惯他的人,就是我。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还没到毕业时间,怎么就轮到他调遣指挥,还把我们这些教职工都抛在了一边。他手一挥,就想遮住戏校的天,我偏不能让他得逞。

老王愤怒了,大手一挥,说:“查账!”

我说:“查就查。你们不是早就做过这种事?再做也没甚。谁查?”

在戏校,也只有我这么顶碰过老王。老王气得瞪了几瞪眼睛,可最后只大声说了两个字:“我查!”

我真想说:你不是财务主管领导,你就没有查账的权力,但我忍住了。我说:“账在办公室里。”

老王盛气凌人地说:“走,到你办公室去。”

领导说到这种地步了,我没有理由再用语言对抗了。我转身就走。

老王似乎怕我在查账前搞什么诡计,紧跟着我到了办公室。

老王查账,没有细看,只是粗粗地看了看报销的条据。他看到一张教练补助的条据时,说:“戏校都下乡实习演出了,这教练补助费就不能领了。我给陈杰谈过了,怎么陈杰还领这补助?我在会上也说过不止一次。”

陈杰既是校长,也是音乐老师,是当下戏校唯一能享受教练费的教职工。陈杰作为校长,主动放弃了教练费,那是陈杰的高姿态。如果陈杰想领这个教练费,也没有违反原则。因为学生虽说下乡演出了,可还在学习期间,教练依然在起培训学生的作用。我觉得,老王取消陈杰领取教练费的资格,是故意向陈杰发威。陈杰考虑过老王的态度,向我表达过不再领教练费的意愿。我劝他继续将教练费领上,看他老王能怎么样。这不是一个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权威的问题。我这么说,其实就是故意在让陈杰挑战老王。陈杰听我的话了。

我说:“陈校长主管财务工作,只要他在条据上签了字,我就得支付。这是财务制度。”

我说得有道理,老王没办法反驳,但他感叹道:

“陈杰这人的私心太重了。戏校只有他一个在职的正式教师了,他还不取消教练补助费。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再发放教练补助了。我说了算。”

我嘴上没说话,心想:制度不是你说了算不算的事情。

老王又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要在戏校牟过甚私利。我在戏校跟着你们跑来跑去,没跟谁多要过一分钱。这个你是晓得的。”

说实在的,老王的确在戏校没有牟过私。但我看不惯他的霸道言行。

老王最后说:“以后我要经常查账看条据。不能让陈杰瞎胡闹。”

我无所谓地说:“看就看呗。”

老王只是看了看条据,并没有真的查账。

过了两天,老王又向我强调道:“自行车一定要买。”

杨天比我大几岁,刚过而立之年。这个人,不管做什么,都是有一手的,上接下应,游刃有余。以前他和王尚友关系不错,现在又和老王老田搞好了关系。这三人,在戏校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所以,老王想给杨天办点实事。

我一人顶不住了,就向陈杰汇报了老王要买自行车的意见。

陈杰说:“看着办吧。”

陈杰的话是模棱两可的。

有一天,我去文化局,见到了陈际斌,说了老王要买自行车的事情。

陈际斌说:“戏校都快解散了,他还要买这买那,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在财务的事上,你不要听他的。人家陈杰才是戏校的负责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蹲点干部。”

我明白了:陈际斌对老王有成见。我也明白:老王不能对戏校全权负责,他只不过是一个蹲点干部。以后,我对老王的调遣都以消极的态度应对。自行车终究没有买回来。我们两人的间隙越来越大。老王一直在盯着我的账本,平时还不时找我看看条据。不过,只要陈杰签过字的条据,我都报销了。陈杰的教练费还在照常领取。只是,我把老王不准报销的条据,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平时老王检查条据时,他就看不到这些条据。戏校解散结账时,老王看到了这些条据,吃了一惊,质问道:

“这些条据哪来的?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玩笑道:“戏校的天,你没有遮住。”

老王感叹道:“我怎么就让你冯凯盈耍了一把。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反问道:“我是管理财务的人,可我多吃多占过吗?我没有贪占过戏校的一分钱,难道还不是个正派的人吗?你说你不在戏校捞一分钱的好处,可你给杨天买自行车是甚意思?难道不是为了送人情吗?你为甚要对杨天好?你不清楚吗?”

我的反问,让老王无话可说。老王拉下了脸。

老王心里不好受,以后见了我,脸上总挂着那种既无奈又冰冷的笑意。我呢,也不理睬他。我没有和老王建立起一起工作过的友谊,当然,也没有大的冲突。

老王是个有后台的人,回文化局不久,就破格提拔当上了一个大镇子的党委书记。

最后,县委把他安排到权威部门当了一把手。以后我们见面,仍然形同路人,很少说话打招呼。现在回想起来,和当今的官员比较,老王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起码,我不服从他的领导,他有气,却始终没有给我穿过小鞋。

我们戏校的美男俊女,往往在不唱戏的时候,会得意地在台上走来走去,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身姿派头,显示着明星的范儿。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盯着看。有些男生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有些男生在台下挑逗一些看戏的女子,有些男生还无事生非地向看戏的年轻人示威,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小打小闹的冲突。戏校渐渐地转成了文艺演出团体,走向社会。

戏校走向社会的时候,爆发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

那是一个初秋的中午,我们戏校的演出团队,从邻县坐大卡车回张家砭唱戏,途经的公路,正在油路。这边的工人把我们挡住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老王下了车,和工队的负责人交涉道:

“我们要到张家砭唱戏,现在过不去,黑夜的戏就误了,请你们放我们过去吧。”

工队负责人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也没有为难我们,痛快地说:“行。”接着,他挥了一下手中的小红旗,将我们放过去了。

我们的车就缓慢地往过开了。

那些油路工人,看到车上的年轻男女,大声调笑道:“戏儿子。”

戏儿子是贬义词,学生们听了当然不高兴,男生回骂道:

“你妈才是戏儿子。”

车下的工人骂道:“戏子婊子,是一样的。”

这句话激怒了戏校的学生,他们也大声骂开了。

人一旦开始破口大骂了,一时是止不住的。

我也坐在卡车车厢里,大声劝道:“不要骂了。”

如果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对骂,我的话还是有权威的,能够制止住。可是,这是戏校与外边的人的对骂。我的规劝不起作用了。

公路在改修,路况差,车行驶的速度慢,车上车下的人在互相大声骂嘴。

那个黑瘦的中年人向前边的工人挥了挥旗。

我们的车到了油路的那边,被工人挡住了。

拿小红旗的人问:“是不是那边没有放行,你们就过来了?”

老王已听到车上车下的吵闹了,没好气地说:“那边不放行,我们怎么能过来?让开。”

拿小红旗的人说:“不行。他们都追过来了。”

老王和老田先后从驾驶室里跳下来。

黑瘦的中年人带着一伙人,冲过来了。他一过来,就骂道:

“你们算甚东西?我把你们放了,你们怎么还骂人?你们这些烂唱戏的!”

司机在驾驶室里吼道:“他们不能骂人,你能骂人?”

黑瘦的中年人向司机骂道:“你个烂开车的,有甚牛的,老子见惯了。”

司机跳下了车。

车上的男生们也跳下了车,扑在了工人们面前。

工人们也向男生们扑来。

老王一看事情不妙,大声喊道:“不要动手。”

黑瘦的中年人首先向老王胸上打了两拳。

司机一看黑瘦的中年人先动手了,从一个工人手中夺过了一把铁锹,示威地向那个黑瘦的中年人砍去。

黑瘦的中年人躲开了。

男生们也向工人动手了,有的揪住了工人的头发,有的去夺工人手中的工具。

司机拿铁锹砍黑瘦的中年人,并不是真砍,完全是吓唬,可黑瘦的中年人动真的了,抢过一个人手中的铁锹,向司机身上砍了一铁锹。

司机三十来岁,经常运送我们下乡,是个血气方刚的人。他挨了一铁锹,愤怒了,抡起铁锹,疯狂地向身边的工人抡去。这阵势吓呆了工人们,他们一个个抱头逃窜,可是还是有几个工人被司机的铁锹打倒了。

一个工人抡起油路的木拐子,打在了老田的身上。

老田挨了打,却不能还手,不住地说:“你们打人犯法了。打人是不对的。”

这样的阵势,谁也不会去想打人对不对,犯不犯法。

双方仍然纠缠在一起,大打出手。

老王一直在喊:“不要动手。”

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老王的话。我在男生们跳下车的时候,也跳下了车。我不停地往住挡靠近学生的工人,还不住地劝说道:“我不是戏校的人,我是坐顺车的。”有几个工人,都被我推到了路边。

司机仍然不停地抡铁锹。有几个工人想扑过去打司机,可司机抡起的铁锹在转圈,形成了防护圈,他们根本靠不近司机。

老王和老田挨了很多打,可他们始终没有动手,反倒制止和拖拉动手的男生。

男生们终于在老王老田的阻止下停手了。工人们看到男生们不动手了,也停止了打斗男生,向司机围去。

老王命令男生们都上车。

我和男生们一起上了车。

我上了车,有一个工人指着我骂道:“那个人也不是好东西,还说他是坐顺车的。”

为了不再引起冲突,我没有吭声,由他去骂。

老王走到黑瘦的中年人跟前,质问道:“我都被你们打这样子,还没有出手,你们怎么还不停手?”

黑瘦的中年人指着地上躺着的人说:“你们都打倒我们的几个人了。”

老王大声喊道:“你们不住手,打倒的人会更多。这个责任我负不起,你也负不起。出了人命的事,你我都得坐禁闭。你比我更惨。是你先动手的。”

黑瘦的中年人一愣,终于明白祸端是他挑起的,事情闹大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即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工人们停止了向司机进攻。

司机双手握着铁锹,站在一边。司机的胳膊上浸出了血水。

冲突造成了连司机在内的六个人负伤。老王老田只是挨了打,没有明显的伤痕。这次冲突,造成了五个工人受伤,戏校无一人负伤,过错方自然就成了戏校。

一个副县长来到现场,首先就训了一顿老王。老王心中有气,吼叫开始了。老王说他为了制止冲突,挨打受气,还要受领导的批评,这成了甚世道。没有他的制止,死几个人都是眨眼的事情。

副县长吼道:“这么说,你成了功臣?那我们应该给你颁奖戴红花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是戏校的带队人,戏校和工队打架了,这责任就得你负。这个你都不明白,还当什么负责人!”

老王有苦无处诉了。目前陈杰是戏校的法人代表。这次演出陈杰没有出来。这个责任,真的就要老王负了。

这场冲突经过多方协调,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这场冲突,戏校的命运很快就终结了。

戏校最后一轮演出的三台戏,是在父亲的故乡冯家窑子的那个乡镇上。戏是我写的。写戏,就是联系写演出戏剧的合同,简称写戏。戏校与油路工人发生冲突后,就到了张家砭演出。这台戏,戏校领导层只有老田一人参加了。第四天从张家砭出发时,老王来了,老田却回去了。两辆大卡车,运送我们去下边三台戏的演出地点。从张家砭到王家寨村,再到演出的地点距离不过几十华里。可是王家寨到演出地点的公路被洪水冲垮了。我们只能绕道走大漠城,然后折回来到演出地点。这三台戏写好后,老王想退掉。他们村附近也有几台戏要唱。我不同意。我对老王说:

“没有演出的台口,你们让我出去写戏。现在有台口了,你们又让我退戏,是甚道理?”

老王说不过我,只在他们村的附近演了一台戏。那三台戏和张家砭的演出依次向后推了三天时间。

大卡车过了大漠,向东南方向驶去。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大卡车停住了。老王从驾驶室出来,踏在踏板上,向上大声吼道:“这是到哪里了?”

车上的人都没吭声,大家都晓得他是在质问我。

老王又大声吼道:“冯老师,路怎么走?”

我说:“向右走。”

老王回到了驾驶室,怒气冲冲的,把车门摔掼得很响亮。

大卡车又行驶了几十分钟后,又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大卡车停住了。

突然,有几十个人站起来了。他们身边都停着毛驴架子车。我一惊:坏了。这成了甚事情。不用问,我就明白,前边的路肯定断了,这些架子车是来接我们的。我首先跳下了车。老王也下了车。老王黑着脸,没再大声吼叫。

到了开戏的时间,我们才到达演出地点,所以大家不得不加快速度吃饭,安排住宿,布置舞台。大家都忙的时候,我一个人却住进了一个老乡的家里,不再露面。这里是我写的戏,需要我去对接协调,可是老王却找不到我。第二天,我听一个学生对我说,老王骂冯凯盈这算甚东西。

陈杰和老田都没有随戏校团队下乡,只有老王一人负责。我这个助手不帮他的忙,他的确受不了。第二天,老王找我谈话了。

早晨,学生都在练功吊嗓子,我和老王走在河畔上。

老王说:“你不能再闹情绪了。你晓得吗?戏校很快就要解散了。”

我摇摇头。其实,我摇头只是对老王说话的一种回应。

老王说戏校学生原定七月份毕业,随后戏校解散。可是,因为戏校学生何去何从,还没有定论,所以推到了九月份。打架事件发生后,县上的领导开始慎重对待戏校的事了。

这时我的心情格外的平静。对我来说,戏校何去何从,已不重要了。我明白,戏校并非我的久留之地。我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老王说:“最后阶段,你要好好地工作,你的出路,要看文化局了。戏校再出了甚事情,对你肯定不利。前两天戏校打了一架,就加快了解散戏校的速度。”

我一直没有说什么。

当天下午,老王向我交代了一下工作,就被人接回去了。接下来的演出,由我一人负责。唱第三台戏时,陈杰一人回来了。

以戏校名义演出的最后一台戏,是在虎头峪庙会上唱庙戏。这是一座偏僻的寺庙,周围没有村子,我们老师和学生,都住在寺庙旁的石檐里。我一人住在小石檐里。以前寺庙一公里内没有村子,学生们只能睡在戏台上、庙会的窑洞里、寺庙周围的石檐里。我们当老师的,往往会住在距寺庙比较近的村子里。虎头峪庙几里路周围都没有村子,我们老师们也只能住在石檐里。我一人住在小石檐里,已算是受优待了。

下午,我正躺在石檐里休息时,陈杰走进来了。

我站起来,问道:“你回来了?陈校长。”

陈杰说:“嗯。”

陈杰没有坐在石檐里的意思,仍站在石檐口。

我问:“老王和老田没有回来?”

陈杰说:“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我一惊,问:“为甚?”

陈杰没有回答我,看看石檐,笑着说:“这真是个好住处呀。”

我说:“住孬住好,都是三天换一个地方。”

陈杰说:“这就是演戏人的生活。不过,我是再不用受这种罪了。”

我一怔,明白戏校解散的日子到来了。其实,戏校解散,前几天就有征兆了。前几台戏,陈杰没有到演出地点来,接着老田也消失了,这次下乡,连着演三台戏,一台戏还没有演完,老王也被人接回去了。这足能够说明戏校的日子不长了。

陈杰向外走去,我跟在陈杰身后。走在平地上,陈杰站住了,转身说:

“戏校的前途定了:戏校将组成一个剧团,不过不是原来传说的佳平县第二剧团,是叫云雾山戏校剧团。张正平这个人你晓得,是他承包了戏校。这人是个人渣,不过,会溜须拍马,领导就把戏校白白地送给了他。领导还说培养了一批学生,一个都不丢。甚丢不丢的,其实等于都丢了。云雾山戏校剧团不伦不类,也不是县上的正式单位,更没有编制,其实就是一个私人剧团。跟上他,戏校的学生就没甚前途了。戏校整体向承包人移交,你们几个临时工,都移交过去了。唱完这台戏,咱们戏校的工作就结束了。咱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三年的学生,最后交给了张正平,让人放心不下啊。”

陈杰过去的主张是,将戏校转换成一个正式的第二县剧团,县剧团自然减员过多后,就将两团合成一团。这个计划县上的领导也表过态,认为可以考虑。

我说:“张正平平时见人一面笑,看起来是挺好的一个人。”

陈杰叹息道:“不打交道不知道,一打交道吓一跳。不过,老王老田也白干了。老田也一直盯着戏校这块肥肉。老王想扶老田上马,也扶不成了。最后,张正平成了戏校的最大受益者。听说,在张正平承包戏校的过程中,陈际斌帮过大忙。所以,张正平应该不会为难你。你在戏校过渡一个时期,再找一条新的出路。演出团体,不适合你。”

就在这时,张正平走过来了,步子大,节奏快,气势很足的样子。他身后跟着文化局的干事刘永。他觊觎戏校已久,据说他曾多方活动,要来戏校取代陈杰当校长。所以,以前他见了戏校的教职工,不管正式的,还是临时的,都会主动招呼,一律叫老师,极为客气。今天他看见我,斜了一眼,一言未发,好像我欠着他的债。

张正平声沉气粗地说:“陈校长,我们走了。后天我们在云雾山见。”

陈杰说:“好的。”

刘永在戏台下骑上摩托,张正平骑在后座上。摩托吼叫了一声,呼地开出去了。

陈杰说:“我们后天就回去了,他还要骑着摩托来戏场示一示威。真是一个无聊的人渣。”

陈杰在恨声恨气的语言中,宣泄着对张正平的不满情绪。

云雾山戏校剧团这个名称,是张正平命名的。云雾山上有西北地区影响最大的道观,名气比佳平县大,所以剧团开头称呼云雾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能增大剧团的名气;戏校下乡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所以这戏校二字也不能丢。云雾山戏校剧团成立后,其称呼还是戏校,日常的对话中,从来没有人叫过云雾山戏校剧团。在我人生的履历表上,我也没有写过在戏校工作过几年,在云雾山戏校剧团工作过多少时间。

戏校演变成一个私人剧团,私人剧团所有的业务,与我的爱好不沾边。我的前途黯淡了,但是我还是留下来了。戏校是我的临时栖息地,是跳板,我要利用好这块跳板。不过,这块跳板我终究没能利用起来。正式招聘的专业老师,早在戏校下乡实习演出前就被解聘了。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几个临时的教职工。我们临时教职工,大都不能上舞台,所以成了张正平铲除的对象。首先,炊事员老张被踢出局。我意识到,第二个出局的人,就应该是我了。我并不留恋这个由戏校演变的私人剧团,可是我要找到新的出路,才能离开我曾经热爱的戏校。

冬天,戏校的学生在加紧排练新戏,而我,却无事可做。张正平见了我,总是左眼斜右眼瞪,没个好脸色。杨天也不与我来往了。每次见到杨天,都是我先开口,杨天的回应总是淡淡的,好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杨天是张正平的表弟,当初杨天进戏校搞总务工作,也是张正平推荐的。张正平承包戏校,杨天成了事实上的第二号领导。打发炊事员老张,也应是杨天出的主意。杨天一直与老张不合。

我找过陈际斌,说了自己对目前处境的担忧,可陈际斌安慰我暂时就在戏校混日子吧。他还说,有他在文化局,张正平不会将我清除出戏校的。

我请假去了大漠一次,试图在大漠寻找工作的机会。然而,我住了两天,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我去大漠的那天,武功老师刘正在县剧院演出时受伤了,住进了医院。

我回来后,张正平露着笑脸,客气地问:

“你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张正平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刘老师的跟腱断了,刚做过手术。你没甚硬业务,侍候他一段时间吧。学生都在排戏,再抽不出闲人了。”

侍候病人是苦差事,但我只能说:“行。”

刘正是外地人,在戏校当了两年多的武功教师,最终没能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在戏校混日子。他的心情不好,年纪轻轻的,跟腱又断了,脾气更大了。我将他背出来背进去,还背着他上厕所,给他倒尿盆,尽心尽力地侍候着他。可他因为心情不好,总对我的侍候挑三拣四,吩咐我为他做什么的口吻都是冷冰冰的。我没有过分地计较他的言行,但我也没有对他显示真诚的人文关怀和热情,公事公办地侍候了他一个多月时间。

侍候了一个多月病人,我身体垮下来了。一度时间,头疼,浑身酸乏,夜夜失眠。人常说,好人侍候病人,侍候的时间长了,好人也成了病人。我亲身体验了。

我回到戏校,见到张正平,张正平的脸色阴沉沉的,对我的打招呼视而不见,一声没吭地就走过去了。

这天黑夜,我坐在椅子上看书时,杨天闯进来了。

杨天喝过酒,脸面亮光光水津津的,走路有些摇晃。他一进门,还没等我说话,就大声骂道:“你是个甚东西?!你他妈的住在戏校不走是甚意思?你给老子明天就走人。”

我一看就明白,这个小人是想借着酒精向我撒野。他想把我赶出戏校。但要赶我走,又没有个好借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他就以撒酒疯辱骂的方式污辱我,逼迫我辞职。

杨天越骂越有劲,骂了几十分钟的时间,骂累了,才坐在炕上,喊道:“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今天就不走了。”然后,杨天躺在了炕上。

我一声没吭,任由杨天破口大骂。如今戏校是他们表兄弟的天下,他们的天下他们想打谁就能打谁,想骂谁就骂谁。这是我们的皇帝留下来的传统作风。真理、正义、错误只不过是有权者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别人的评判说辞,与己无关。比如杨天酒后骂人,我要是还口了,人家会说我和一个醉汉斤斤计较,心眼小,把所有的过错推在我身上。如若我酒后骂了人,人家就会说我在酒后耍赖,还会骂我是酒鬼。有权者可以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谁也不能哼一声。谁要是胆敢哼了一声,祸福就难料了。

杨天躺了一阵子,站起走了。此后几天,杨天见了我,头扬得高高的,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反倒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这个小人,在此前的戏校演出期间,我给了他不少方便。他要借钱,公款不够了,我就将自己的钱拿出来。灶务上开支超了,我就找陈杰协商,多给灶务上拨些款。可是,这个小人刚刚得势,就不认人了。这是一个狡猾残忍也势利的男人。多少年后,我想起这个人,还心有余悸。

正月初八刚过,戏校就开始下乡演出了。张正平安排我去打前站。打前站是辛苦的营生,总是要比演出的团队早走一天。那时的车辆少,远路坐班车,不通班车的地方,就要步行。

此消彼长,我和学生在戏校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学生成了戏校离不开的人物,我却成了无关要紧的吃闲饭的人。那些我曾经批评过的学生,开始有意跟我搞对抗,或许,也是杨天在怂恿他们跟我闹纠纷。我安排下住的地方,他们不满意,就质问我怎么安排他们住这种地方。有时,有些学生无缘无故地讽刺我几句。当然,多数学生对我还是非常友好的。张正平的一个亲戚,是一个很傲的女生,性格也不怎么好,可对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友好的态度。多年后见到她,我还觉得格外的亲切。

有一天,我们在一座离村子比较远的庙上演戏。我打前站,先一天到了演出地点。

食宿地离村子远,大家不太高兴,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有一个叫王成的男生,却抱怨起来了,他说他的住处在后村边太远了,他不去住。我没有理会,安排下的地方大家都不住,不就乱套了?

吃过晚饭,我正躺在住处休息时,张正平找到我,一进门就气冲冲地喊道:“你甚事都弄不成。打个前站都弄下一堆麻烦事。”

我站起来,问:“怎么啦?”

“你安排的地方王成不住,说太偏僻了。”

“偏僻也得有人住啊。他嫌偏僻谁不嫌偏僻?人人都像他一样,安排下的地方都不住,不是乱套了?你也是唱戏出身的,这个道理你不懂?”

“太偏僻的地方你就不能安排人,应该和管事的人协商调换一下地方。”

“我协调过,人家说地方有限,没办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还不是你的方法不对头。我就不信他们再没近一点的窑洞。你看这事弄成甚了。王成说他的脚崴了,晚上的戏演不成了。这明显是在闹情绪。”

“人人都像他这么闹情绪,这戏真还演不成了。责任也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张正平喊道:“就是。”

张正平如此蛮不讲理,我无话可说了。

张正平大声喊道:“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要负完全责任。”

张正平说罢,愤愤地走了。

我打了一阵子前站,张正平又让我跟他去写戏。他要到外县去写戏,得有一个帮手。他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到处跑。我们进过沙漠,睡过庙会上的冷窑。还在庙上长跪不起,等祝神的人三番五次地向神仙征询意见,写我们的戏。有一天,张正平让我回戏校演出的地方通知新的演出地点。我坐班车到了武远县,天就黑了。武远县城距我们演出的地方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我认识文化馆的一个摄影家,就问询着找到了这个摄影家,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向那个偏僻的地方行进。天黑,路生,平时又不敢走夜路,可我还是硬着头皮出发了。我上坡推着自行车,平路下坡骑着自行车,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了演出地点。我通知了新演出地点后,就连夜骑着自行车,回到了武远县城。第二天早晨,我将自行车还给摄影家,又坐班车与张正平去会合了。

不久,没有演出台口,我们戏校团队全员回到了云雾山。张正平承包了戏校,除了给演职员们发工资外,不上缴一分钱,住的地方,是云雾山会务上窑洞,也不用出租赁费。这样的好事,只有张正平能遇到。中国有好多事情证明,奸诈阴险者往往能够荣华富贵,讲良心道义的人往往要穷苦一辈子。

戏校新一轮下乡演出的前一天,张正平在路上遇到我,漫不经心地、以淡淡的口吻说:

“你不要跟我们下乡演出了。”

这是一句含糊的话。不过,他不明说,我也不能明问。他们下乡演出去了,我一人留在了戏校。后来,我想,要是那天我没有遇到他,他会不会说那样的一句话。他的一句话,让我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

一九八九年的仲夏,我一人在戏校的上院生活了两个多月。

太阳升起,我走出办公室,不由得四下张望。院子空荡荡的,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一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座院落,有十来孔窑洞,中部有一个折角,所以窑洞同排不同向。入口处的几孔窑洞前,有堆厚实的土圪塄,窑洞与土圪塄的距离不到两米,院子就成了窄窄的走廊。从走廊穿过,转一个大角度的折角,便是另一个方向的窑洞,这面的院子宽敞了很多。大院子的侧面和西边,是陡立的土坡,没有出路。尽管这是一院普通的院子,尽管只有我孤苦伶仃地住在院子里,可我不想离开,也不忍离开。可是,我在戏校成了无一用处的人。一切迹象表明,我与戏校告别的日子到来了。

有时,我会走出校园,去山头上的庙宇间散步游荡,直至夜色降临,才回到办公室,动手做晚饭。那些日子,无所事事,我本该看些书籍。可是,心烦意乱,我没有看过一本书。有时实在是寂寞难耐,我就会搭乘顺车进城,在街道上溜达几圈。

这时,我怀恋起了那些下乡演出的时光。

两个多月后,一个学生回到了戏校,见到我,说他们住在了县城的招待所,准备在体育场演出。我随后和这个学生一起进了县城。我进城要找张正平谈话,探他的口风,看他是不是真的准备辞退我。明人不做暗事,他要辞退我,就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从正月起,他就没有给我发过工资。现在辞退我,总该多少给我发些工资吧?

我走进招待所,正是下午的开饭时间。戏校的学生都进饭堂吃饭。遇到了几个学生,他们说:

“走,冯老师,吃饭去。”

尚没有人正式通知我离开戏校,就是我离开了戏校,遇到了一块厮混过几年的人吃饭,一起吃一顿饭,本该没什么。

我随学生们走进了饭堂。我刚坐在凳子上,拿起了筷子,张正平走过来了。张正平的脸色黑愤愤的。我朝张正平笑了笑。

张正平突然大声质问道:“谁让你吃饭的?”

我愣住了。我跟前的几个学生也愣住了。这样心狠尖刻无情的人,人生难见几回。

张正平接着喊道:“你有甚资格在这里吃饭?走开。你今天能吃我们的一口饭,我就不姓张!”

这是我终生受过的最大的羞辱,比无缘无故地被暴打一顿都让人难受。

我就是再脸皮厚,也吃不成这顿饭了。后来,我想是不是该出手和他打一架,骂他一顿,出出气。事实上,他管理戏校后,用了许多亲戚朋友,只要我出手了,他不动手,他的一句话,他的亲信完全会将我打成残废,甚至置我于死地。这个人人品很差,心狠手辣,当时已是佳平县人人皆知的人渣。戏校的学生回忆起他,没有多少人能说他的一句好话。他承包戏校剧团时,克扣学生们的工资,作威作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后,戏校的学生一个个出走,不到两年的时间,戏校这个大家庭,彻底瓦解了。

云雾山戏校剧团解散后,我不经意间,和张正平又见面了。他毕恭毕敬地说:“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我淡淡地一笑,没有搭腔。后来,我才听说,张正平巴结上了县长,还有一个副县长,因为一件不能明说的事情,和陈际斌翻脸了,所以不再顾忌陈际斌的面子,强硬将我踢出了戏校。

十多年后,我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可是他早已作古。在他儿子的婚宴上,能想起他的人不多,我想起了。我没有一点恨意。他干了太多的坏事,可老天爷最终惩罚了他。不要记恨一个被惩罚过的人,他在受惩罚的时候,人们再仇恨,等同火上浇油,落井下石。虽然中国有句古话,叫痛打落水狗。可是落水狗已经落难了,我们再痛打落难的狗,或置于死地,那属于人性泯灭的行为。逝者为大,我不再追索张正平做过的那些丧尽天良的往事。

记得,那天下午,我从招待所出来,无心看一眼县城的景色,低垂着头,步履匆匆地向戏校走去。我不知道是否遇到过熟人,不过,我低着头,谁都不想理睬的样子,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人主动向我打招呼。

回到云雾山的戏校,天色已暗淡了。我开开办公室的门,扑进去,躺在床上,一夜再未起来。这一夜,我失眠了。我想走出山村,走向更远更理想的工作岗位,可是,最后还是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愿再忍受那些嘲弄讥讽的眼神。可我别无选择。又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回归。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铺盖和衣物,手里提着一纸箱子书籍,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没有送行,没有话别,我心里塞满了忧伤。

我不能背着行装回家。我将行装委托给了在交通局工作的老乡,让他托顺车捎回王家寨。然后,我坐上班车,到了张家砭。

张家砭到王家寨还没有通班车,也没有遇到顺车,我只能步行回家。

当我回来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头上时,心潮涌动,百感交集。高中毕业,我没能上大学,回来了;应征入伍,我没能如期服役,又回来了;在戏校任教后,大家都认为我终于走出了山村,可是,我还是回来了。每一次回来,都不是荣归故里。每一次回来,都是落荒而逃。归去来兮,这就是我的命运。

那天前晌,有人传话说我的铺盖从县城捎回来了,放在一个小卖部的台子下。父亲不在家,我又没有脸面去背铺盖。可是,铺盖放在小卖部的时间越长,看到的人就越多,议论的人也越多。几天后,事实证明,我不是凭空胡猜乱想。后晌,我让人把在学校上学的外甥叫出来,吩咐他替我去背铺盖。随着铺盖的回来,我再次成了村人耻笑的话题。我在戏校工作期间,多次回过家,也在村子周围的寺庙上唱过戏,熟人见到我,都是赞不绝口的姿态,都说我有出息,终于出人头地了。他们没有料到,两年多后,我又回到了原点。嘲弄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我的身上。多少年来,我一直摆不脱被人嘲弄的命运,好像我的身子,就是聚集嘲弄视线的身子。

有一天,我在乡政府硷畔上的小卖部买牙膏,小卖部的小老板陈怀文问:

“你为甚不在戏校干了?”

第一次被人这么问,我不好回答。

陈怀文接着说:“对你来说,戏校的这份工作不错呀。”

我觉得陈怀文不怀恶意,自信地说:“我还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突然,陈怀文以不屑的口吻说:“人家谁要你哩,要你做甚哩。”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尽管我明白,背后的非议更甚,可是从戏校回来后,直接面对面挖苦的话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刺耳的话,灼人的目光,见不得,听不得,可是,必须面对。我明白,要在这个村子生活,就要直面那些嘲讽的目光。否则,我就不能活下去了。

我突然醒了。两眼蒙眬,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怔怔地望着窑顶。

灯泡亮着,散发着昏黄的光辉。

父亲坐在后炕上,盘着腿,吸着老旱烟锅,面露忧悒之色,还好像在沉思着什么。

吃过晚饭,我觉得晕晕乎乎的,就倒躺在炕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坐起来,准备出去方便一下。可是坐起来,又觉得浑身发困,不想动了。我低着头,呆呆地望着两腿之间的炕皮。

窑洞里静悄悄的,静得连父亲吸旱烟的咝咝声都能听得非常清晰。

突然,父亲说了一句话:“回来就回来吧,天塌不下来。”

遭遇解职回家,从常人的角度看,我给父亲丢了脸。也许,父亲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自从我回来,父亲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在我身处逆境时,父亲永远是那个默默关注我的人。没有说教,父亲也不灌输自己的做人理念,他相信他的儿子,本质和他一样。

父亲一生很少做饭,母亲去世后,每顿饭,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做。我回来了,想帮父亲做营生,帮父亲做饭,可是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只会做粗茶淡饭,可我总觉得父亲做的饭很合我的口味。

十一

时令刚刚进入秋季,天气非常的闷热。人常说,秋晒如刀刮,就是这种天气。我们家的土窑洞地势低,夏天秋天有些阴暗潮湿。阴暗潮湿的地方往往会有很多跳蚤。我睡在土炕上,跳蚤你来我去,一夜不停地咬着身子,很难入睡。原来的小土窑洞也有跳蚤。记得,我住在小土窑洞时,每天夜晚睡下来,感觉到跳蚤上身了,就用手一按,按住了跳蚤,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放进准备好的塞着橡胶盖的小瓶子里,然后盖住盖子。这样的捉跳蚤的流程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第二天起来,瓶子里往往会装有几十只已经闷死的跳蚤。有一夜,我被跳蚤咬得难受,实在是难以入睡,所以一直翻动着身子。父亲被我惊醒了。

父亲担心地问:“你怎么了?”

我说:“让跳蚤咬得睡不着觉。”

父亲再一声未吭。

第二天吃前晌饭时,父亲说:“王保忠家里没有跳蚤,你到他家里住一段时间吧。天气冷了,跳蚤就自消自散了。”

王保忠这个人,以前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好印象。他指责过我,唾骂过我,也刁难过我们家。可是,今次回到村里,他是对我最客气友好的人。他见了我的面,总会友好地笑一笑。我进入戏校工作时,他就改变了那种看不起我们家庭的态度。他说:“你是个有骨气的人,正派的人,以后不管做甚,你都能够做好。你小时候我错看了你,如今我不会再错看你了。”

我长久地记住了王保忠这个人。他大半生看不起我们的家庭,欺负过我们一家的人。可是他人到老年,在我身处逆境时,又送给了我一份温暖的友谊,馈赠了我一份精神力量。

王保忠的养子买定结婚成家,住在石窑洞里。王保忠住在了土窑洞里。这孔土窑洞位居高处,干燥清爽,没有跳蚤。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黑夜睡在了王保忠的家里。

十二

村子,景物依旧。我熟悉村子的每一块地方,仿佛不曾离开过。然而,我已经看不到我们曾经生活戏耍过的场景。闲来无事,我不停地到处转悠溜达。

我走到戏闹过的场上,场上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小河畔上,小河水淙淙流淌,却不见戏水的孩子。我走进山野里,山野空旷,也没有看到一个拔草的孩子。一眨眼,我们那帮孩子都长大了。当下的孩子,跟着时代的步伐,玩耍新的玩具,寻找新的刺激。我们那种老套的耍法,只能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秋天,快到收秋的时节,庄稼不用锄务了,庄稼尚未成熟,所以有一段短暂的农闲时间,硷畔上的房根下,常常会坐着一些年轻人,打扑克下象棋。上年纪的人,也坐在房角里,说着村事家事。他们没有大事可想,随遇而安,不会为达到很高的目标发愁。他们是快乐的。望着他们散淡快乐的举止,我想,当初高中毕业,我随波逐流地当一个农民,也许今天会和他们一样的随遇而安,谁也不会再把我当作嘲弄的对象。如今,我已无法融入乡村的生活。我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只能走出山村,一直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

我的路我自己走,我的命运我自己安排。我不能屈服外部的干扰。我要越过一道又一道的障碍,走自己的路。

人年轻,有信心,胸怀大目标,所以,我有勇气面对一切闲言碎语。他们除了说闲话,冷嘲热讽,还能把我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倒下去。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有伤害过别人,四没有干过任何有违道德的事情。我有理由站直了。我要站直了。被唾沫点子溅死的人有,可不能是我。让唾沫点子溅死的人是无能的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是一个胸怀壮志的文学青年。只要我努力,美好的前景依然能够闪亮呈现。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我的心情渐归平静。

我再次踏上寻找工作的路途。

我搭顺车,进了县城。

县城,一个熟悉的地方,却依旧没有我的份额。

我在二中上学时,经常进城买书溜达。后街那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戏校工作期间,我也会经常进城,游走在这条街道上。为数不少的人,都知道我是戏校的老师。那时我觉得自己与县城沾着边,走在大街上,也是理直气壮的样子。今次进城,我感到自己是这座小城的局外人。那时,乡村的人还不习惯住在城里,也没有资本住在城里,更没有随便打工的地方。我脱离戏校,也成了县城的匆匆过客。

我来到了武开明工作的商贸公司。

武开明在我们村当过十来年的干部,一家人住在我们村的沙坡上。武开明那时虽是三十来岁的人了,可是性格像小孩子,贪玩。我们小时候经常和他一起打扑克、溜冰、游泳,自然互相非常熟悉,算得上是忘年之交。

武开明家正在城坡上修建石窑洞。

武开明说:“这几天你就住在我们单位上,在我们家吃饭,给我帮几天工。我是说你半天给我帮工,再用半天的时间找县上的领导,看县上的领导能不能重用一下你。我听说新来的副县长常敬斌是个热爱文化的人,他分管文化单位,你可以找找他。”

武开明的建议不错,我既给他家帮了工,也不用住旅店,同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在给武开明家帮工的期间,我找过几次常敬斌。可常敬斌不是下乡去了,就是开会去了。找一个副县长,真是很费时间。

武开明家的石窑洞建起来了,我出来也有十来天的时间了,我准备回家。就在回家的头一天,我终于见到了常敬斌。

常敬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为人很爽朗。他翻看了一下刊登着我的小说的杂志,连连说:“不错,真不错。佳平县能有这样的人才,确实不错。”

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假。我以为,这是一个官员的客套话。

最后,常敬斌说:“人才难得呀。我们会尽力想办法,给你创造一个适合你工作的机会。”

这是一个空头承诺,但这也是我唯一能看到的希望。

十三

乌云满天,阴风四起,或者是阴雨绵绵,这样的气候会促使我的情绪更加消沉。事实是,这个秋季,天空明媚,气候清爽,每一天,我都觉得神清气爽。我虽心有隐忧,心情却渐渐地好转起来。苍天也在帮我从逆境中往出走。我相信,我将会再次走出山村。那些嘲弄的目光,会从我身上折射回去,转变成羡慕的柔光。

秋意越来越浓,眨眼间就到了收获的季节。

我和父亲一起上山收割庄稼。我们按着节令,按着庄稼成熟的顺序,拔糜子,割谷子,掰玉米棒子,刨洋芋,拔黑豆。我们遗弃了那些贫瘠的土地,种的庄稼越来越少,这收秋的速度就快了。我们收割半天庄稼,歇半天,觉得还没怎么受累,庄稼就都收割回来了。我已不再害怕苦功气力活,我身上吃苦耐劳的精神渐渐显现出来。最先是母亲认为我是能吃苦的人,渐渐地,父亲认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村里的人也认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同事们也认为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多少年来,遇到苦活重活,我从来没有回避过。熟悉我的人都说我有吃苦耐劳的品格,我却玩笑着说:“我本来就是个受苦人。”

收罢秋,已是初冬时分。这个季节,是修建梯田的时间。全村能上地的男女劳力,都会集中起来,上山修梯田。

父亲已年过七旬,村里的人自然不会再指望父亲出工修梯田。可是,不出工修梯田,年终按人摊工分,不够分的人家,就要出钱。这是常规。我的户口在村里,我是王家寨的一员,我回到村里,就是一个壮劳力。

我既看到了再次工作的希望,又不在乎人家的议论,自然就能够轻松的出工。

我随着几十个男男女女,一起上山修梯田。山坡上,人来人往,你追我赶,有人推平车倒土,有人挥舞着老镢头,有人铲土,有人说笑,有人吆喝,工具碰撞工具,也发出清脆的声音。这样热烈壮观的劳动场面,农村单干后,几乎见不到了。

我被热烈的劳动场面感染了,心情愉悦,卖力地挥舞着老镢头。小队长丑小子巡视着我们小队的地盘。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单干后,村里的大小村干部,已没有多少机会吆喝着农民干活了,唯一的机会,就是修建梯田。生产小队的建制渐渐取消,目前村里自然不设小队长一职了。丑小子,这个最后的生产小队长,不放过任何发威的机会。他走在我跟前,喊道:

“冯凯盈,称甚好汉哩?!”

我有点莫明其妙:“卖力修梯田叫称好汉?”

我停住手,扶着老镢头,望着丑小子。

“光用蛮力,不看人,镢头掏在人身上怎么办?我看你也白活了二十几岁了。”

我看出了,丑小子不仅仅是想发小队长的威,而且是想羞辱我。

我说:“我看你是白活三十几了。”

丑小子说:“你看你活成了甚人了,还和人顶嘴。你把顶嘴的本事用在正事上,也就不会让戏校开除了。”

我不能白白的让他羞辱。我回敬道:“我没本事,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也就当了个小队长。这个官,谁爱当。也就是你这种灰汉才当哩。也只有你的老婆会给你搞这么个官。”

最后的这句话,揭了丑小子的老底。他的婆姨和村支书有暧昧关系,多少年了,是村里人人皆知的事情。只是没有人公开对他说过。

丑小子被激怒了,骂了一声我日你妈的,抄起一把铁锨,扑过来了。

我也挥舞起了老镢头。一场血拼眼看就要发生了。不过,我们两人仅仅对峙了短暂的几秒钟,就被其他人劝住了。

这天,我劳动的好心情,就这么被丑小子破坏了。当然,他的心情也好不在哪里,可他那叫自作自受。

后来的几天时间,再没有人在我面前说过风凉话。我明白,人一旦软弱了,就会受人欺负和凌辱。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人。然而,当你凡事忍让的时候,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窝囊废,任人宰割的对象。他们就可以随便欺侮你。唉,活成一个正派的人,讲道理的人,真是太难了。

十四

冬天,跳蚤消失了,我搬离了王保忠家的土窑洞,回家居住了。今次回来,我更愿意陪伴父亲,和父亲一块住在家里。黑夜,父亲到邻居家串门子,我一人坐在家里看书。白天,我们吃过饭,父亲洗罢碗筷,才出去溜达。我要洗碗筷,父亲却不让我洗。今次回来,我感觉到父亲像小时候一样疼爱我。那浓浓的爱意,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都会眼睛发热。

有一天,我出去转了一会儿,回来时,看到院子里放着一堆劈碎的硬柴片子,这是烧火的硬柴。碎柴片子跟前还放着几根粗木桩子。我拿起斧头,开始劈粗木桩子。父亲回来时,我已把粗木桩子都劈碎了。

父亲不高兴地说:“谁让你劈柴哩?这柴木碴子溅起来,溅在脸上,会把脸扎烂的。我的脸就扎烂了。”

父亲说着,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脸。他的脸真的有一绽半寸长的划破的血痕。

父亲接着说:“我这老皮老脸,划烂了没事。可你年轻,划烂了,脸上就会留下疤痕。”

我说:“其实,我年轻,比你反应快,能躲过溅起来的木碴子,根本不会划破脸。”

父亲瞪了我一眼,没再吭声。

十五

漫长的冬天来临了。怎么才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把自己封闭起来,像高中毕业那阵子,闭门读书?在戏校混了一段时间,我已不能长时间地安静独处。我不愿再长时间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有着活跃的思维和充沛的精力。我希望找到自己的活动场所。

有一天,我在硷畔上溜达时,看到一个乡上的干部,背着一杆土枪,手中还提着一只打死的野兔。我的眼前一亮,盯住了乡干部身上背着的猎枪。

几天后,我就出了五十块钱,买了一杆土枪。

吃过早饭,我就背着土枪上山了。

山连着山,空旷静谧。我翻越着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寻找猎物。黄土群山中,最多的猎物就是兔子,山鸡,鸽子。

我在山野里奔走时,偶尔会遇到放羊的人,拦着一群羊。冬天的山野上,只有放羊的人在放羊,打猎的人,少之又少,一个村,还不会出现一个打猎的人。以农耕为主的陕北人,向来把打猎看作是不务正业。在村人的眼里,我常常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一座小山丘上,蹲着一只狐狸。

我站住了。狐狸与我的距离超过了一百米。土枪的射程仅仅是五十米,真正的杀伤距离在二十米左右。我想绕一下路,在侧面的土丘上向狐狸射击。

狐狸看到我在注视它时,就站起来了。我向侧面包抄过去时,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跑开了。狐狸是很聪明的动物。我们常常说人精明过度时,会说:你比狐狸还精。狐狸是我们这里最值钱的动物,一张狐狸皮能卖一百多元钱,这在月工资三四十元的时代,确实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传说狼是玉皇大帝三儿子三官爷的狗,狐狸是三官爷的猫,狼和狐狸也算是沾神仙气的动物。我们这里的人一般不会惹动狐狸和狼的。狼已在我们这地方绝迹,狐狸却依旧养尊处优地在山里晃荡。因为狐狸皮值钱,也有胆大妄为的人,铤而走险,打狐狸。人们就骂道:打狐子套狼,爬一辈子干场!爬干场,就是指在讨吃要饭混赌博场。我才不在乎人家骂什么,今天遇到了狐狸,狐狸就是我的猎物。

狐狸跑下了土丘,向对面的山坡上跑去。

我绕过山丘,向狐狸追去。

狐狸跑一会儿,还停下向后看一眼。没有多少人敢惹动狐狸,所以狐狸并不太害怕人。它有时似乎不相信人还真的敢追杀它。

狐狸奔跑的速度并不快。上坡时,我追它比较吃力。下坡时,我的奔跑速度比它快。快要接近狐狸时,我举起了枪。狐狸向后看了一眼,发现危险就在眼前,拼命奔跑起来。狐狸逃离了有效射程范围,我只好收起了枪。可是,我不能就此罢休。我跑不动了,狐狸奔跑的速度也慢了。狐狸看到我被它甩开了一段距离,就蹲下来休息。当我快接近狐狸时,它又跑起来了。我追着狐狸翻过了两座大山,终于跑不动了。我坐在土坡上。狐狸也停止了奔跑,面朝着我蹲下来。我歇了一会儿,站起来,举起了枪。狐狸不明白我是在吓唬它,站起来就跑。

我把枪挂在肩上,往回走了。

我翻过了一座山,开始寻找新的猎物。突然,我看见那只狐狸出现在左侧的一座小山丘上,望着我。我看不清狐狸的眼神,更不会看穿它的心思,可我感觉到,它在挑衅我。

一个被我追得落荒而逃的逃兵,竟然在我撤退时跟在了我身后,这算甚事情!我发怒了。我迅速举枪对着狐狸,扣动了扳机。空旷的山野里,“砰”地响了一声。这一声枪声,惊动了猎物。有野兔在树林里跑了出来,有些飞禽也从地面上飞了起来。那只狐狸不见了。示威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的猎物躲起来了。看来,冲动会坏事的。接下来,我不得不到另外的山上寻找猎物。

就在我即将离开之际,那只狡猾的狐狸鬼头鬼脑地在那座土丘上伸出了头。有人说过,狡猾的狐狸是斗不过狡猾的猎人的。可是,我没那耐心,我不是狡猾的猎人,那么,狡猾的狐狸自然就能斗过我的。

我没再理睬狐狸,向另一座山上走去。

这一天,我奔波了几座山头,再没有机会对着猎物放一枪。

我奔跑了一天,一无所获,可这一天是繁忙而充实的。没有忧愁烦恼,没有眉高眼低,眼中只有目标,全身心地在奔波打拼。

十六

我喜欢上了打猎。每一天,我都会上山打猎。只有打猎,我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我涉猎的对象,几乎都是鸽子、山鸡、野兔,始终都没有狩猎到一只狐狸。

白天,鸽子成群结队地出动,在地里走动觅食,有什么动物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会飞起来,飞到尖尖的山头上。鸽子在地里寻觅食物时,是很敏感的,不好接近。土枪在近处有很强的杀伤力,超出五十米的范围,就没有杀伤力了。鸽子飞在山尖上歇息时,我会慢慢地移动到山根下,枪口朝上,对着鸽子,开枪。土枪的子弹是几十粒的小铁子,我们称为洒子,土枪也叫洒子枪。土枪射出去的铁子覆盖面积大,只要对着一群鸽子开枪了,一般都会射中一两只鸽子的。到了傍晚,鸽子就一只两只地分开住在石崖上的石檐里。山鸡与鸽子不一样,白天相跟着在地里觅食,傍晚也会聚集在一起,蹲卧在石崖下的石檐里。

有一天傍晚,我回家时,看到一个石檐里蹲卧着五只山鸡。五只山鸡身挨着身地蹲卧在一起,两只在前,三只在后,都向上仰着头,好像望着什么,其实它们都闭着眼,在睡觉。我慢慢地趴在地上,枪口朝下,对准了五只山鸡。枪声响了,两只山鸡挣扎了几下,就断气了。另外三只山鸡飞走了。那三只山鸡,也不会全身而飞走。我看见一只山鸡飞起时一条腿向下垂着。山鸡飞行时,两条腿都会收起来。向下垂着腿的山鸡,肯定是腿部受伤了。我提上两只毙命的山鸡,向下走去,寻找那只腿部受伤的山鸡。到了沟渠里的石檐里,我看到那只山鸡像鸽子一样,蹲卧在一米多高的石崖上的石檐里。山鸡一般只会蹲在石崖下不会蹲在石崖上。这只山鸡受伤了,痛苦地闭着眼睛。我慢慢地走到山鸡跟前,伸手捉住了这只受伤的山鸡。山鸡也是很灵敏的飞禽,要是不受伤,哪怕一点很微小的响动,都会惊动了它。我原想把这只山鸡养起来,可是,刚提回家,它就断气了。山鸡是很难喂养的飞禽。大多数山鸡就是不受伤,把它关在笼子,它也不吃不喝,不几天就会死掉的。

十七

我在山野里寻找猎物时,通常看不到一个人影。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竟然没有见过几个村里人的面。然而,我并不感到孤独。我想,如果我寻找不到新的工作,那么,打猎将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最充实的职业。没想到,临近老年,我放弃了打猎的行动,终生再未狩猎过动物。是一只野兔,改变了我打猎的嗜好。

那天,我看到一只野兔,就追了过去。野兔的奔跑速度非常快,人是追不上的。可是,它有时会跑进山渠里,躲避追击。我看到那只野兔跑进了深山渠里,就钻进了渠口。野兔看到我追来了,竟然爬上了土崖。上边土崖是立的,它趴在半土崖上,上不去了。三面是土崖,出口又有我在阻挡,野兔很难逃脱了。我端着土枪,盯着野兔。就在这时,我看到野兔眨着眼,可怜兮兮地望着我,浑身不住地颤抖着。这只野兔身处绝境,比身处逆境的我更可怜,我还不能放过吗?这时,我对野兔涌出了同病相怜的情感。我朝天放了一枪。枪声响起,野兔一惊,从土崖上滑落下来,然后从我身边逃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可怜兮兮的野兔,还有那只受伤后在我手中断气的山鸡。

我没有再上山去打猎。那支土枪,被我砸断了

十八

母亲去世的那年,父亲说:“过年你就不要回来了。你在戏校过年,我在你姐姐家过年。过年就是过夜,睡一夜,年就过了,没甚意思。你回来,我就不能走。咱父子俩汉脚汉手的,做不了年饭。”那年,我第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我连续两年没有在家里过年。

这年,临近大年的时候,父亲买肉买面,精心地准备着过年的食物。父亲一直对过年不上心,可是,他非常想过好这个年。他问我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我年幼的时候,父亲才问过我想吃什么喝什么。他似乎意识到,我仍然会走出去,我们父子聚少离多的景况仍将延续,所以,他要珍惜这次过年团聚的机会。

大年三十,仍然是父亲做饭,我吃饭。我要给父亲帮忙,父亲干脆地拒绝了:“不用。”

一整天,我们父子像往常一样,再没说几句话。过年,我们没有说客套话,也没有举办仪式。多少年来,我们一家人一直延续着父母的生活习惯:过年和过月过日一样,也就是睡一夜的事情。

晚上,吃过年夜饭,父亲找出了几串鞭炮,说:“我人老了,你把这炮放了。”

看到父亲手中的鞭炮,多少让我有些惊讶。儿时,我非常喜欢放鞭炮,每遇过年,就嚷着向父亲要钱买鞭炮。父亲心疼钱,只给我买一串鞭炮的钱。我就用压岁钱买鞭炮。父亲说:“真是个灰小子。鞭炮响几声就没事了,还不如买些糖吃。”长大后,我不再对鞭炮感兴趣。那几年在家里过年,我只是象征性的买一串鞭炮,放一放。可是,这年父亲竟然买了几串鞭炮。我突然明白,父亲又把我当作小孩子了,甚至当成了没娘的小孩子。我的泪水溢满了眼眶。我急忙接过父亲手中的鞭炮,转身走出了门槛。终于,那两颗管不住的泪珠,滚出了眼眶。父亲疼爱我,呵护我,可他从来不表露心迹,也不倾诉自己的苦衷。他发脾气了,也只是一两句的话,从来没有长篇大论地灌输自己的理念,说教子女。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在我高中毕业回村的那些日子里抱怨过我,那也是因为我当了农民,可又不好好地侍弄庄稼,他才气不过,指责几句。

放过鞭炮,我返回到家中。父亲正收拾碗筷。

我说:“大,你歇歇吧,我来洗碗筷。”

父亲说:“算了吧。能侍候上你,也是我的福分。你看你妈,她就走了。想侍候你都侍候不上了。”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转身,大跨步地走出了家门。我站在院子里,泪水接连不断地滚出了眼眶。

我听到门开了,可是我没有回头。

父亲似乎就站在门槛上,默默地盯着我的后背。

过了几分钟的时间,父亲才说话了:“真不是说你妈的时候。你看我这张嘴。我想让你高高兴兴地过个年,没承想弄得你都哭鼻子了。都是我的罪过。”

我说:“我想我妈。”

我说着,就放声痛哭了。

父亲说:“我晓得你想你妈,你的亲妈,你咋能不想。可哭鼻子能顶甚用呢?人死了,是哭不回来的。你就不要再哭了。人哭多了,会伤身子的。你妈就是哭多了,才走在了我前头。”

我不能再让父亲为我的身子担忧。我止住了哭声,揩尽了泪水,转身走回来了。

第二天,是春节,父亲早上起来,做了饺子馅,然后揉起了白面。父亲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又很少做饭,所以做饭的动作远不如我灵活,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同我一起做饭。只有包饺子时,他才让我和他一起包饺子。

一个家庭里,虽说只有两个男子汉,可是到处弥漫着温馨的气息。这是一个温馨的年,温馨的春节。

逆境中,能和慈父相伴,能和慈父一起过一个温暖的年温暖的春节,我觉得逆境就不是逆境了。我这时才明白,心中没有逆境,就不会有逆境,世上没有走不过的路,心上没有过不去的坎。路途对我来说,依然很遥远,可我心里没有逆境,不会胆怯。我要一直走自己的路,把逆境当作阳光大道走。

是父亲,带着我走出了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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