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山

庞 文 梓   2016-06-24 02:14:32

阳春三月,周老师走了。

周老师走后,村子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架起了长途电线,我夜晚能在电灯下看书了。

可是,有电灯了,村子有活力了,我却感觉到村子里弥漫着暮气沉沉或是死气沉沉的气氛。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可是,我无力改变自己的感觉。

梦,以前周老师在村里的生活像一场梦。梦醒之后,我还在村子里,那个我最钟爱的身影却不见了。

一九八三年深秋的一天,我去乡武装部长武天涛办公室闲溜达。武天涛说今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他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突然就勾起了我的当兵愿望。

黑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我料定父亲不会痛快地答应,做好了讲道理摆理由的准备。

父亲好久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不停地吸着旱烟。

母亲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看着父亲。这种大事,母亲心里不管怎么想,口头上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

我坐在前炕,右手抚弄着左手。

父亲吸了好几锅旱烟,才直起身子,说:“以前部队上不收独子,如今改了规矩?”

我说:“不晓得。”

父亲没再吭声。

第一关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我就去乡政府报名应征。第四天,我去张家砭医院参加体检。第六天,乡上参军的初定名单出来了,在报县武装部前,武天涛再次征求我的意见:

“如果你后悔,如果你父亲不同意,还可以把你从初定名单上下掉。《应征入伍通知书》发下来,就无法更改了。”

武天涛和我是好朋友,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我一直不知道父亲那时是怎么想的,在我应征入伍的过程中,他不闻不问,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得过且过,我也不可能向他请示汇报。在最后的关口,我不得不征询父亲的意见。

那天,父亲一个人在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我找到了玉米地里。我说自己要当兵的理由,口气很缓慢,唯唯诺诺,好像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父亲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不停地掰着玉米棒子。玉米叶子干枯了,父亲掰玉米棒子时,撞动了干枯的玉米叶子,玉米叶子“哗哗”地直响。玉米地里,除了玉米叶子的“哗哗”的声响,再无任何声息。

父亲言语不多,但并非少言寡语。可是从我应征参军的过程中,很少听到他的说话声。后来我想,他说什么呢?他不想让我离开他,更不愿意让我在任何有危险的行业工作,哪怕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是他不让我走,我在农村连个婆姨都没人给,还能成什么气候?在农村,一个人当了光棍,不能血脉相传,不管日后当了官还是发了财,都是最失败的人生。当兵,或许还是一条出路。可是,一旦我当兵走了,还能回来吗?他知道我当兵的目的不是为了战死沙场,而是在部队上提干。要是如我所愿,我在部队上提干了,是最好的结果,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此与朝夕相处的儿子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有可能三年两年见不上一面。儿子为他们养老送终终成奢望。要是我真的战死在沙场呢?那是噩梦的开始,他们的余生将会痛苦不堪,绝望到心死。还有一种结果,三年后我复员回来。他们年近七旬,生命已经经不起风吹雨打,说跌倒也就跌倒了。三年后我完身回来,可是他们还能张眼看到望眼欲穿的儿子吗?也许父亲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我当兵的问题上,心情矛盾,无言能说,也就保持沉默。

《应征入伍通知书》发下来了,父母表面看起来很平静,说话举动一如往常。我的内心却波澜不止,既有对父母的不舍,又有对新的征途跃跃欲试的冲动。

从乡政府坐车到县上集中的早晨,送我的二姐夫先走了,我却磨磨蹭蹭的,不想动身。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谁都不说话,窑洞里静悄悄的。窑洞里的气氛非常沉闷,我甚至感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氛,这种不祥的气氛即将窒息我的生命。

汽车喇叭尖锐地鸣叫起来,我知道这是发出的催我快点集中的信号,只好动身。我出门时,父亲说他要扫院子,就不送我上车了。

扫院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没有扫过几次院子。他在回避分别的场面。母亲一言没发,跟着我出了门。我没想到,送我上车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我们家所有的场面上的事情,都是父亲在应酬。母亲是小脚女人,脚跟不稳,走路摇摆而缓慢。那天她的脚步移动得很快,总往我前边走,好像害怕我把她抛在了后边。一路上,我们母子谁都没有说话。

卡车停在乡政府的硷畔上。我们到了卡车边,新兵和到县上送行的家属都上了车。我准备上车时,看了一眼母亲,母亲表现得很镇静,脸上好像没有悲戚的表情,只是痴痴地盯视着我。我的眼睛却湿润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在车厢里的武天涛说快上车,他和二姐夫都把手向下伸来,我把行李一一递上去。随后我攀住车厢挡板,爬上了车厢。上了车,我转过身,又向母亲望去。母亲依然两眼紧紧地盯视着我。我突然大惊失色:母亲面部发灰发青,显示出了绝望的神情,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两年前,大儿子因病去世,两年后,她的小儿子又要与她分别,能否再见面,还很难说。她的泪水终于滚出了眼眶。卡车启动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痛哭起来。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为了前途,竟然不顾父母的感受,丢下年迈的父母,决然远去。

一九八三年的初冬,我从县城坐上汽车,到了铜镇,然后坐上西去的列车,经过两天多的走走停停,进入了河西走廊,然后踏进荒凉的戈壁滩上的军营,开始了军旅生涯。

河西走廊是我在家乡以外,居住生活过最长的地方。回忆往事,我觉得只有这段军营生活,才是我人生最辉煌的生活。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一切从头开始,不用看谁的眉高眼低,不用委曲求全,一切靠实力说话。从县城出发时,我是新兵代表,在欢送新兵的大会上,我代表新兵发了言。到了部队,我们直接分在了连队。我分在了高炮连。我们的连队在外施工,营地只有喂马的饲养班和我们新兵班。新兵班的班长由老兵班的班长担任,我是新兵班的副班长。军营是新军营,我们新兵每天除了训练,还参加平整场地的劳动。我从小喜欢体育活动,体操训练项目不但轻易就能过关,还常常受到班长的表扬;在农村受了一年苦,每天平整两三个小时的土地,不觉得怎么累,总是什么活重抢着干什么活。我在新兵班成了标志性的人物。班长有事出去的时候,十几个新兵就由我来统领。有几个城市兵,总是想方设法向我靠拢。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唯一让我牵挂不安的就是远在家乡的父母。

有一天夜晚,我梦见父母站在山头上,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向父母跑去。突然,父母不见了,我四处寻找,可是遍寻不着。正在我大声叫唤着父母的时候,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支书王玉兵的声音:“你父母死了,你再也看不到他们了。”父母死了,我再也看不到了,我着急地大声哭喊起来

我张开眼睛,抹了一把脸,脸上湿漉漉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宿舍里亮晃晃的。我偏过头,看见班长站在我面前,两眼盯视着我。我叫了一声班长,要往起坐。

班长伸手按住了我的身子,说道:“你睡吧。明天咱们再谈。”班长又转身高声说道:“睡吧,都睡吧。”

随后,我听到许多人拉扯被子睡觉的声音。原来,我在梦中叫喊时,发出了声音,惊醒了全宿舍的战友。

第二天,出过早操,吃罢早点,班长宣布全班自由活动两小时,但不能离开宿舍。随后,班长叫我跟他出去一下。

我和班长向营外的沙丘走去。天空灰蒙蒙的,东方的太阳,灰白灰白的,但轮廓极为清晰,正渐渐升高。太阳升起的地方,正是家乡的方向。家乡的天冷不冷?父母正在做什么?他们的身体还好吗?母亲有气管炎,每到冬天就复发,严重时气管嘶嘶作响。如今她的气管炎是重还是轻?来到河西走廊的军营,每有机会,我都会跑到营地外的沙丘上,眺望家乡的方向。日日夜夜,我都在为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担忧。在睡梦中,为别离父母流泪不止一次。有几次半夜醒来,枕头都是湿漉漉的。

站在一个沙丘上,班长开口了:“凯盈,你来过这里几次了?”

我转过身,惊愕地望着班长。我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来沙丘上的事情,而且每次出来,我都会躲过所有的耳目。怎么班长就知道了?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你站在这里,望着东方的情景。”班长又说。

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想家了?想父母了?”

“父母年纪大了,我是独子,不该出来的。”我说。

“既然出来了,就不要说那些话了。你各方面都很出色,又有文化,只要你保持住目前的状态,在部队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的。”

“班长,你放心吧。我思念父母只是心里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作为军人的职责。只要我能在部队上干一天,我就会好好地干一天的。昨天晚上我的哭叫惊动了全班的战友,我做检讨。”

班长严肃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抬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说:“我知道你会在部队上干好的。昨天晚上的事,不能怪你。睡梦中叫唤父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与你的思想品质无关。”

班长只比我大四岁,然而,他的成熟,他的言行,令我钦佩不已。

新兵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能早日戴上鲜红的领章帽徽。颁发领章帽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是我们到部队上的一个月后的第一天。每一个新兵都很激动,因为只有戴上了领章帽徽,才是真正的军人。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领章帽徽别在帽子上和领子上,不停地在镜子上照来照去。小时候,我做过将军的梦,也做过作家的梦。长大后,我唯一的志向是当作家,对行伍却不感兴趣了,甚至有时还看不起当兵的人。当我戴上领章帽徽时,我心中竟然膨胀起了当将军的愿望。

领章帽徽在我领子上头上戴了四天,竟然被命令摘掉了。我来到部队上,中耳发炎。部队新兵体检时,检查出了我耳朵内的炎症脓血。部队研究决定,将我和另一名新兵退回原地。

头一天夜晚,在训练场上看电影时,我的腹部突然疼痛难忍,当时就被战友们送到卫生所。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出操。大约是在十点钟的时候,班长走进了宿舍。他首先问我的腹部疼不疼了。我说好多了。班长没再说什么,走在自己的床位上坐下,开始默默地吸烟。他的脸面对着窗子,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班长是甘肃人,已在部队上服役五年时间,人很沉稳,一直等着在部队上提干,或者当自愿兵。班长吸了两支烟后,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才说:

“我真不愿意让你走啊。你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部队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突然愣住了,本能地问了一句:“我走哪里?”

“你的耳朵有问题。部队要把你退回去。”

体检过了一个月时间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在师部卫生院也复查过,也没有人说过什么,怎么现在突然让我回去?

“以前有你这样的病例,没有退过。只有有大病或者是传染病,才往回退。今年首长不知是怎么搞的。不过,军令如山。你准备一下,明天就走。部队上派人护送你回去,要把你移交到县武装部。”

我没有说话,班长无奈地笑了笑,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今年冬天也该走了。五年内提不了干,也当不上自愿兵,就得复员。”

那也是一张我终生不能忘记的面孔:严峻、沉稳,一脸成熟的男子汉气质。班长平时总是说积极上进鼓舞人心的话,从来不说自己有什么苦衷,更不会说消极丧气的话。那天,我终于看到了班长内心的忧愁。我们知道班长的家在甘肃武威贫困地区的农村。如果他回到家乡,他的角色就由优秀的老班长转化成农民,成天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孤独地辛勤劳作。面对着老班长沧桑的面容,我没有想到自己回乡的遭遇,却为班长担心起来。我始终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成就一番事业。班长他一旦离开军营,他只能是一个本分的农民。

我到部队的第三十六天,坐上了返回家乡的列车。按照规定,如果超过四十天时间,部队就不能将新兵退回去了。坐在列车上,我一阵高兴一阵忧愁。高兴的是,我终于很快就能见到父母了。忧愁的是,如何面对江东父老。

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还得面对。那天,我等天黑了下来,才回到了村里。

我回到家里,父亲正盘腿坐在炕上,吸旱烟。他突然看到我,问是盈盈吗?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急忙下了炕,走在我面前,上下打量了好几眼,好像怕认错了人。父亲是一个沉稳的人,这种举动我从未见过。随后,他的神态紧张了,恐慌地问:

“你是怎么回来的?不是当了逃兵吧?那可了不得呀。当逃兵是要掉脑袋的呀!”

我简单地说了自己被退回来的原因。父亲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说回来就回来吧,再没有多说半句话。我问母亲哪里去了,父亲说:

“你妈到你二婶家去了,我叫你妈去。”

父亲说着就急忙向门外走去。

为了证明我不是逃兵,让父母放心,睡觉前,我又一次向父母谈了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过去,我很少向他们谈论我在外面的事情。不和父母沟通,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通病。

母亲说:“你回来,我们浑身都轻松了。你不回来,我们的老命还不知能不能扛过这个年头。”母亲说着,就哽咽了。

我这才知道,父母对我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到父母这浓浓的思念之情,我不再为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懊丧痛惜,也不再害怕那些向我投射过来的嘲弄的目光。

冬天,寒冷的冬天又到了,我天天盘腿坐在炕上,包裹着被子,看书,写作。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似乎比前两年更寒冷。

有一天,我听到有人跑到我门前的脚步声,然后急促地喊道:“凯盈,凯盈,你在不在?”

这是堂兄王建林的声音。

我说:“在啊。”

“乡政府的文书叫你接电话去。”

乡政府距沙坡比较远,但乡政府的地势高,在乡政府的硷畔上叫我们沙坡上的人,还是能听到的。

那个年代,外面给村里的人打电话,也是极稀罕的事情。我连门都没有顾得上锁,就向乡政府跑去。

我跑到乡政府时,文书说,打电话的人等不住我,把电话挂了。文书告诉我,地区文联通知我十一月三十日到省文联报到,参加省文联读书班的活动。地区文联因为我没有亲自接电话,让我走之前先到地区文联去了解具体事项。后天就是到省文联报到的日子,我再怎么赶时间,在报到的时间也到不了省文联。第二天,我就出发到了大漠。到了大漠,我才知道全地区只有一个参加省文联读书班的名额,由地区文联和宣传部研究推荐人选。我参加过两次地区的文学会议,认识了两位中年创作干部,一位姓翟,我们叫翟老师,一位是韩乃良,我们叫韩老师。只有翟老师了解我的创作情况,我猜想是翟老师推荐我参加省文联读书班的活动的,但当时没有谁提及事情的真相。后来从韩乃良老师的口中,证实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太白山,雄宏、壮阔、高远,烟雾缭绕,一眼望不到尽头。有一天早晨,我去爬山,爬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爬到半山腰上。我退下来了。我没有查阅资料,不知道太白山到底有多高多辽阔,但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山脉。

军工招待所,一座二层的白色小楼,坐落在太白山的小沟里,背靠小山,面对大山,脚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读书班就在这座招待所举办。

读书班只有十多个成员,一个地区一个名额,大都是年轻人,还有省上的几个作家艺术家。读书班只有我一个人是农民,其他成员都是国家正式干部,都有比较好的工作岗位。读书班的活动是自由创作,自由看书,自由讨论。虽然在读书班的交流学习,对创作起不到关键的作用,但我非常珍惜这次活动。

读书班的成员,在房间交谈讨论,也出去在小溪畔上散步,也去拜访山下的农民人家。这是一段美好消闲的日子。我好像不是我了。

读书班的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女子,是一个诗意绵绵的女性。我和她一起在小溪畔上散步时,她突然说: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阴雨绵绵河里发洪水的日子。”

我站住,凝望着她。我以为她会讲起自己的伤心往事。

她望着太白山,神情痛苦,陷入了回忆之中:“那天,雨越下越小,可河里的洪水越来越大。河畔奔跑着许多捞河柴的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跟着母亲走在河畔上。小男孩的父亲病亡,母亲没本事,还有点痴呆,所以家庭的日子过得不好,是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平日里,大家都说那个小男孩是个好孩子,精明,懂事,人见人爱,都为小男孩没出生在好人家感到遗憾。小男孩不知怎么就落水了。小男孩的母亲大声呼喊救人,可是河畔上有那么多的人,没有一个人下去救人。河槽平缓,水流并不湍急,平时遇到有人落水了,总有人会下去救人的。可是那天河畔上所有懂水性会游泳的人,都觉得落水的人不值得他们去营救,无动于衷地望着渐漂渐远的小男孩。那个母亲号叫着向下游追去,追了一阵子,那个母亲也跳进了河里。她是去救儿子,还是觉得人情冷暖,儿子又没救了,跳河自杀了?谁也说不清楚。但她那凄凉的呼救声,我一想起就心酸。”

穷困潦倒的人,身处逆境,就没有人伸手救助。哪怕一条鲜活的生命即将逝去,也引不来援助之手。我的心发冷。我常常会想起小女子讲述的那一幕。那一幕定格在小女子脑海里。小女子的讲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一个月时间一晃而过。

我还是我。

我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上。

山,起伏连绵的山。

地,褐黄色的土地。

在舒适的受人尊敬的太白山下生活了一个月,我又回来了,回到了黄土地上。然而,我的心更加不安分了。我走出去的愿望更为迫切。我开始寻找工作的机会。我参加过省级文学活动,自以为有资本在县上找一份文化工作了。

老年刚过,我进了县城。

我走进局长办公室。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老者是佳平县文化局局长。

局长语气平和,但说着公事公办的客套话:“你的情况我知道。你在地级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连续参加过县地省级的文学活动,在地区文学圈小有名气了。不过,像你这种情况,要找一份文化工作,很难。我一个文化局长办不到,专门管分配工作的人事局恐怕也办不到。我们现有的分配工作体制是,分配中专和大学毕业的学生,再就是安排有城镇户口的退伍军人。陈际斌在你们乡上待过,你大概认识。你多和他交流交流,如有什么机会,我会让他通知你。”

陈际斌他爸在我们公社当过十年的书记,公社改为乡政府后,他爸回到了县上。他在我们村教过几年学,给我当过数学老师,是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兼文书。

我拜见了陈际斌。

陈际斌当然愿意帮我的忙,但他说自己爱莫能助。

我灰心丧气地回到了村里。但我没有死心。第二年的春天,我再次来到了县文化局,找到了陈际斌。

陈际斌说:“戏校的语文老师要坐月子,请假了,戏校缺一个语文老师,你想去的话,我给戏校的领导打声招呼,估计没有问题。”

事实上,戏校所有的临时工,都是文化局介绍的关系户。陈际斌介绍我到戏校去,就没有问题。我当然愿意去。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初三,我们村的拖岔正遇庙会唱戏。

我回到村里,一本正经地把当戏校教师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好像不太高兴。我要缝一床新铺盖,父亲恨声恨气地说没有钱。我气得说我不去了,就在家里受苦。母亲数落了几句父亲。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总是不愿意让我走出他的视线。他经历过我当兵想念我的那段日子,更不愿意让我离开他的视线了。他希望我在乡上工作,当一个民办教师也行,经常在他的面前出现。他认为我能在戏校当教师,也就能在乡上当民办教师。

我没有照顾父亲的情绪,也没有兼顾父亲情绪的能力,出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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