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 居

庞 文 梓   2016-06-24 02:14:38

房子亮晃晃的。是早晨还是中午?睡眼惺忪,我懵懵懂懂地望着房顶。侧过身,见女儿还在熟睡。这大概是早晨吧,因为中午女儿是睡在幼儿园的。

突然,我意识到女儿上幼儿园的时间到了,一翻身坐了起来。正当我要喊女儿起床时,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天。女儿一星期才有两天睡懒觉的时间。让女儿好好地睡一个懒觉吧。随即,我又躺下了。当然,我醒来了,就再睡不着了。

我终于能睡懒觉了。以前,遇星期天,我也要到单位上去。我头天晚上,会给女儿说好,我明天早上要去加班。尽管女儿可怜兮兮地问爸爸能不能不走,可我坚决地说不能。要是头天晚上我不说明去加班,女儿醒来后见不到我,会哭闹的。现在的星期天,我可以高枕无忧地睡懒觉。

我想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可事与愿违。那么,我只能睡懒觉了。

房子里没有暖气,但阳光照射进来,睡在床上的被窝里,并不觉得冷。要是起床了,不生火,就会感到冷飕飕的。又躺了十多分钟,我就起来了。父亲这时已经起床了。他起来房子里没有生火,会受冷的。

父亲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在一排上,不过,隔了好几间房子。给他租房子时,紧挨我们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我走进父亲的房子,父亲正坐在床上吸烟。

父亲到我们家居住,是我的一大安慰。父亲一直不愿意到我们家里来,说是住不惯。我们也没有买下房子,所以父亲一直轮流住在两个姐姐的家里。冬天,这排房子终于有人搬走了,我就给父亲租赁了一间房子,将父亲从乡下接过来。我们要和他老人家一起过一个年。我有好几年没有和父亲一起过年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雇了一辆车,去三姐家接父亲。因为当时乡村没有手机信号,我没有带手机。我接父亲回到家里,看到手机上有社长办公室的未接来电。预感到情况不妙,第二天,上班时间刚到,我就到了社长的办公室。

社长年过五旬,人是很聪明的,极爱耍权术。他见我进了门,热情地说快坐快坐,还站起倒了一杯水,端在我面前。

社长礼贤下士,我该诚惶诚恐,其实我很平静地面对了。

我明白,出局的日子到了。

已有预料,社长的谈话,我能够坦然面对。社长说什么,我答应什么,我没多说半句话,然后就和社长告辞了,都挺客气的。

我的情绪没受太大的影响。调不到大漠日报社工作,我还是佳平县文化馆的正式创作干部,不用上班,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在这座城市,我失去了体面的工作,但还没有沦落到流浪的地步。有一个稳定的家,能和父亲住在一起,能与女儿朝夕相处,这也是人生的快事。我自己说服自己,不要太过忧伤。

我掏尽炉子里的炭灰,放好炉齿。

父亲说:“这房子不冷啊,你常生甚火哩。”

父亲总是这么说。我知道父亲节俭惯了,说不冷,是怕生火浪费炭。

我没有回应父亲,把柴火点燃了,放进炉子里。柴火烧旺了,我把炭倒到了炉子里的柴火上,急忙盖住炉盖。

生着火后,我开始扫地。

父亲的床边到处是烟灰。父亲人老了,行走吃力,坐在什么地方,老半天都不挪动身子,就是一个劲地吸烟。

妻子很反感父亲吸烟,可我不反对。我还会经常给父亲买烟。他那么大岁数了,吸烟是他一辈子保留下的仅有的爱好,我不能强制他老人家戒掉。妻子说父亲住的地方太呛人了,可我喜欢这种呛人的烟味。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父亲身上的气味和烟味。

收拾好父亲的房子,我出去把灰尘和蓝炭倒掉。

我回来放下铁簸箕,准备离开时,父亲忧心忡忡地问:

“你长期不到佳平县上班,会不会被人家开除了?”

“不会的。”我说,“我是创作干部,不用坐班。”

一九九四年从武装部调到文化馆,我就没正规地上过班。在妻子的单位住了四年,女儿三岁,能上幼儿园了,我就想出来工作。一个大男人,在妻子的单位给妻子当家属,非常丢脸面。

一九九八年的夏秋之交,我来到了大漠,访亲拜友,寻找工作的机会。不经意间,我就走进了新闻大厦。大漠日报社招聘一批编辑记者,我报名应聘。事情比我料想的好。大漠日报社新筹办周末报,正急用编辑记者。招聘工作尚未开始,我就被临时招聘进报社,筹办周末报。

社长和我谈过话,说把我列入正式招聘的计划。正式招聘后,就将我的工作关系调动到报社。

我负责两个主要版面的编辑工作,同时也出去采访,外县发行上的事也由我出去协调。我天天加班,上楼总是一步迈两个台阶,有时夜深了,我要出大门,又觉得老是惊动照看门房的老同志不好意思,就翻大门出去。听说往大漠日报社调一个人,得给领导行贿五万块钱。五万块钱不是小数目,五万块钱,能买一套房子,五万块钱买的房子,若干年后能卖百万块钱以上。家里只有五万块钱,我在考虑买房子,哪能把钱送给别人。不花钱,要调动工作,只能拼命地工作。

我的工作精神感动了社长,社长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有一次开会,社长说:

“冯凯盈是我们单位的大功臣,我们单位上永远不能忘记冯凯盈同志。”

同事们都觉得我成了领导的重臣,成了领导的骨干,有些人还说些酸溜溜的话。他们觉得我不但能调到大漠日报社工作,还会委以重任。我明白自己并不是领导跟前的红人,是我的拼命工作精神感动了领导。

我参加了招聘考试。我的名字被列入正式招聘初定的名单上,但最终公布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人淘汰出局。

没有理由。我白白地拼命工作了半年时间。一份报纸办起来了,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我这个领导认可的功臣,领导以卸磨杀驴的方式,取消了正式招聘的名额。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去找社长,社长躲起来了。接着社长委托副社长和我谈了话。副社长还说:

“你看领导还是对你挺重视的。那么多应聘的人,只和你谈了话。”

这真是让人寒心的重视。我由报社聘用人员转换成周末部临时的聘用人员。

副社长又找我谈了话,说转机还会出现的,让我耐心在周末部工作。

我想,如果我不给大领导送一大笔钱,转机就不会出现。不过,我还是尽职尽责地在周末部工作了一年。社长仍然经常在会上表扬我。可是,我并没有再向社长靠拢。

第二年,部室人员重新组合,我在大门上遇到了社长。社长问:“小冯,你报了哪个科室?”

我说:“周末部。”

社长说:“好。”社长接着问,“你房子买下了没有?”

那天我看房子,遇到了社长也在看房子。

我说:“没有。钱不够。”

我立刻看到社长的脸阴了,沉沉地斜了我一眼。

这是实情,可我没有想到社长会脸色大变,临走时还又愤愤地盯了我一眼。

我突然明白,我的话出问题了。人们都在议论,要往报社调一个人,得给社长送五万块钱。社长是个极敏感的人,他觉得我这话有针对性,认为我在挖苦羞辱他。不几天,我就被彻底正式踢出局了。

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可是,这座城市是全地区的中心,又距妻子的单位近,我只能努力往这座城市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我在大漠日报社勤勤恳恳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还是被踢出局了。

起初,我不想将这一消息告诉家里的人。我想营造起快快乐乐过大年的气氛。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和父亲在一起过年。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首先妻子知道我被辞退的消息。我让她不要告诉父亲,可是,她还是将这个不快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前两天,父亲问过我,我没有多说,只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

父亲虽年过八旬,可头脑是精明的。父亲的话不多,也不过问我们家的事情,他最多就说说家乡的谁家的子弟好,谁家的子女如今干什么。今天,我发现他是有话要说的。我掉头走到了他身边。

父亲磕掉老旱烟锅里的烟灰,朝我淡淡地笑了笑,说:

“咱们家有个亲戚,在北京的中央当着大官哩。”

父亲第一次给我说这话。我有些惊讶。我甚至怀疑父亲人老了,老糊涂了。

我问:“叫甚名字。”

中央的大官,是公众人物,只要有名字,我就能查到父亲说的是谁。

父亲一边悠悠地往旱烟锅里装旱烟,一边慢腾腾地说:“他叫甚我不清楚。他姓景。他父亲和我是小姑舅。他父亲结婚时,我还到他们家赶过喜事呢。在你们这一辈上,我们就不太来往了。这个大官的婆姨是个没文化的女人。有人劝他把婆姨离了,他不离。他说这婆姨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礼物,这个礼物不能随便丢了。”

我听明白了,这个景姓大官的婚姻是他父亲包办的。

父亲说:“你人太直了,比我还直。你要是找他帮忙,我想他会帮忙的。他那么大的官,不嫌弃没文化的婆姨,说明这人人品还行。”

父亲说得有板有眼,我相信父亲的话了。不过,攀高结贵,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情。

父亲不说话了,开始默默地吸烟。他似乎看出我不太愿意去投靠亲戚。

女儿沉睡不醒,表情平静,出气均匀。这张沉静稚嫩的面孔,是非常可爱的。我真想吻吻她的脸蛋,可又怕把她弄醒了。

女儿从出生至今,很少和我分开过。我到了大漠,女儿进了妻子单位内部的幼儿园。妻子黑夜上夜班,就托请一位阿姨照料女儿两个多小时。每遇星期五下午,我就坐车回到妻子的单位,陪伴女儿。星期一早上,我又坐车到大漠上班。半年时间,我每星期有四个晚上不在女儿的身边。第二年,我把女儿安排在大漠的幼儿园,从此天天能见到女儿的面。虽然既带孩子又上班,有些熬累,可我的心里是充实和快乐的。

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最大的牵挂。每年,我再忙,也要回姐姐的家看望几次父亲。父亲尽管老迈了,可一直是我心中的靠山,每当我看到父亲,就感到不再孤单,心中踏实了。有一年冬天,我去三姐家看望父亲,黑夜,父亲问我甚时间走,我说明天。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后天再走。”父亲是想让我多陪他几天。我一口答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下起了小雪,我不得不走了。要是雪封了路,我三五天都回不去了。那时我正在报社上班。那天我走在路上,天气阴沉沉的,下着小雪,我的心情极度的沮丧。我连父亲要我多陪他一天的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时我总期望着父亲能住到我们家里来。眼下,父亲就住在了我们家里。

最近,虽然发生了不快的事情,不过,父亲长寿,女儿安康,服侍着父亲,陪伴着女儿,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那些工作,那些事业,与父子情、与父女情相比,能算得了什么?既然国家不给你精忠报国的机会,你就全力去尽孝,去关爱自己的女儿。人这一生,只要你奉献了,关爱了,不管对象是谁,你都是高尚的。这样想来,这些天的不爽的情绪,渐渐消散了。

星期天,和女儿在一起时,我的生活还是充实的。可是,女儿上幼儿园了,这一天的日子就不好打发了。早晨,我牵着女儿的手,送女儿去上幼儿园。将女儿送进幼儿园的大门,我往往是不知所措地茫然四顾,想一想怎么打发接下来的时光。有时,我会直奔书店。除了逛书店,再没有我喜欢逛的地方。这时书店的门尚未打开,我就在书店周围转一转。大街上到处是书店,我经常固定去几个书店溜达。有时我送罢女儿,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只是看看书,或者写写短文章。世界很精彩,但精彩的世界里没有我的份额,我不能强行走进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我自行将自己封闭起来。落寞,是附在我身上的形容词,如影相随地伴着我,走在人生的路上。

赋闲起来了,心绪并不宁静,所以很难进入创作的境界。有时,我会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起来。过往的事情,过往的熟人,随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一整天,除了接送女儿,做饭,再无事可干。有时午睡醒来,天气暖和时,我会骑着自行车,到马路上转一圈。骑上自行车,悠悠地转溜,也是能解闷的。

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到了南大桥上,突然停车下了自行车。我手扶着车把,望着大桥。在熟人圈里,没有人会想到,我曾经是一名民工,是这座大桥的建设者。在那阴雨绵绵的秋天里,我天天在河水中挖桥基、加固挡河水的围墙、调拌水泥、背建筑材料。眨眼间,十几年时间就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大桥不能承受时代之重了,又加宽了一倍,在原来的桥边又加修了一座桥,连成了一体。

桥上人来人往,车流不断。望着挺立河水中的大桥,我在想,要是我还是农民,说不定,在加宽大桥时,我会再次成为大桥的建设者。我怎么就不晓得这座大桥要加宽呢?要是晓得了,我会当上几天民工,体验一下曾经的民工滋味。这样想着,我掉转自行车,骑上往回走。到了南门口的汽车站,我停住了。当年,我曾在车站外面的水泥台阶上睡过几夜。不能再次在南大桥上上工,我就想重新体验一下夜宿街头的感觉。汽车站那些低矮的楼房被拆倒了,成为一片平地,我睡过的水泥台阶不见了。可以想到,明年这里将会竖立起全新的高楼大厦。人在寂寞无聊时,总会胡思乱想的。那时,我是为了节省几个小钱,自然而然地睡在了街头,并没有感到痛苦难受。第二天起来,还为又节约下五毛钱的住店费高兴呢。今天,要是体验一下艰苦的生活,还行,倘若真的沦落到睡街头的地步,我会更加痛苦心酸。

又过了一段时间,幼儿园放寒假了。我天天陪着女儿。有一天,女儿问:

“爸爸,你怎么不去上班了?”

女儿终于看出来,我不去上班了。平时,她在幼儿园里,总以为我还在上班。

我说:“爸爸有一份不用坐班的工作,再不用上班了。”

女儿似乎不明白。她五岁多一点,有些事情她想不明白。

女儿又问:“你也不用加班了?”

我说:“是的。”

女儿高兴地拍起了手掌。

我在大漠日报社工作期间,经常要加班。学校放假的时间和星期天,我会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去上班加班。这座院子虽是大杂院,可是孩子少,女儿觉得孤单,总怕我出去上班加班。有时晚上女儿睡着了,我也会跑到单位上加班。要是妻子回来了,我加班的时间更长了。

妻子还是上一个星期的班,回来休息一个星期。妻子休班回来,我更无所事事了。

在大漠日报社工作时,工作忙,应酬聚会又多,一天到晚,传呼不断,后来将传呼换成了手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往进打。手机接电话和打电话一样要产生话费,一个月的手机话费一般都在一百块钱以上,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经济不宽裕,当然很在意那么多的手机费用,可是没办法。赋闲后,十来天时间也接不到一个电话。我宁愿出接听和打出的话费,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和谁有意套近乎,不轻易给人家打电话。这手机的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手机的利用价值不高,可是一个月除了月租费,还得出五十块钱的扶贫帮困费。

年关将至,备办年货,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我天天出去买东西。

过年,正如父亲说的,过年和平常过日子一样,睡上一觉,年就过了。除夕夜,我们做了几样菜和几种肉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不是讲排场的人家,从来不摆宴席,不管是过年还是过日,随便坐下来就吃饭。父亲一生都不喝酒,我是从来一人不沾酒。虽然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了一起,可我们父子无法对饮。不喝酒过年,是热闹不起来的。所以,这个年,从内容到形式,并不隆重。

正月,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父亲也开始向外走动了。

每天吃过午饭,父亲就一手提着布垫子,一手拄着拐棍,出去了。父亲出去时,怕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走几步,在墙壁上用粉笔画一杠杠,返回来时,他就照着粉笔杠杠往回走。他是从哪里找的粉笔,我没有问过。我估计,这些粉笔是他从三姐家带来的。三姐家紧挨着学校,很容易拾到粉笔头。

正月十五刚过,父亲就天天念叨着要回去。他说他不习惯在城里住。其实,我知道他是心疼给他租赁房子的钱。花我们的钱,他觉得自己拖累了我们。

我说:“这里好吃好住,你不住,回到姐姐家里,他们天天要种地,谁能有时间侍应你。”

父亲说:“你就是天天摆宴席,我也不在城里住了。”

我反复说:“租赁房子出不了几个钱。”

父亲眼一瞪,说:“你不要把几十块钱不当事。钱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

我说:“我不送你,你想回也回不去。”

父亲说:“我还没老到糊涂的地步。你不送我,我也能回去。我出上五块钱,雇人把我引到车站,坐班车到了张家砭,再捎话让你三姐赶上驴拉车来接我,我就回去了。”

父亲去意已定,还设计好了回家的方法,我不敢再强行挽留他了。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倘若真的哪天他一人走了,坐不上车,又找不到路,回不了家,事情就麻烦了。

过了正月,我雇车将父亲送到了三姐家。我和父亲说好了,我买好了房子,再接他到城里来。这也是我送他到三姐家的条件。

父亲回去了,女儿上幼儿园去了,妻子上班去了,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看房子。

我买房子的心情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买下房子,父亲就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了。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看房子。买房子真是一件费神的事情。看上的房子,价位太高,买不起。价位低的房子,又看不上。有些房子不错,环境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可是,周边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学校幼儿园,也没有多少蔬菜粮油门市,生活起来不方便。周边有学校的房子,价格适中,可是又太杂乱,不安全。看来看去,一直没有看到适合我们自己买的房子。没有钱的人,做什么事都难!

我在报社去职后,很多朋友不见面了。有事多见面,无事少见面,这很正常。

市作家协会召开文学创作会议,我欢欢喜喜地去了。孤寂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和文友聚在一起的机会,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妻子正好上班,我让妻子特意请了假,接送女儿。我准备在两天的会期里,和文友们一起畅谈加畅饮。

在大厅里等候开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凑在一起,寒暄问好,说说笑笑。一部分文友是从县上上来的,至少一年以上没有见面了。大家凑在一起,都是倍感亲切。有人和我打招呼,也有些人对我的到来不屑一顾。曾经,我的周围聚集着一帮文学圈的朋友。在场合上出现,许多人都会主动上来和我搭讪。今非昔比,再没有多少人热情地往我跟前凑。我觉得有些落寞,不过,尚在我的承受范围。

上午开罢会,大家都进了客房。我们家在本城市的参会者,没有给安排住宿的地方,我们只能往其他人的客房里钻。

我走进的客房里,有五六个人在说话。我坐在了床沿上。

一个写小说的人,夸夸其谈。不知谁说到了报社的老编辑张正武,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张正武,他们对张正武这人有看法。我却不合时宜地说:

“谁都不是完人,我认为张正武这人还不错。他身上的优点,我们很多人就没有。”

写小说的人突然激动地说:“你认为张正武不错,说明你就和张正武那种人一样,不行。”

这个写小说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可他认为我失去了报社的工作,已处在了下风,应该成为他凌辱的对象。我没有回击他。然而,我看到了一个小人的本性。几天后,这个写小说的人,在街上遇到我,首先破口大骂,说我说他的坏话了。其实,我并没有说他的坏话。我只是自嘲成了写小说的人冷嘲热讽的对象。写小说的人扑过来,一边大骂,一边要动手打我。我退开了。我既没有开骂,也没有动手,写小说的人止住了暴怒的行动,走了。

这天,我的心情坏透了。大街上人来人往,我不想看任何人一眼。但我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踽踽走动,一直不想回家。

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对每一位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宴请,发表作品,组织活动。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们,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派头,总觉得自己是在尽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天职,从来没有要求他们回馈我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张罗着为他们服务。可是,当我失意的时候,他们不安慰也罢,怎么反倒干起了落井下石的勾当?我心寒啊。我从来都认为文学的土壤是一块净土。可是,在大漠,我终于看到了文学场的势利与肮脏。被报社踢出局,我不愉快,但心里并不太难受,可是,遇到文学圈的朋友对我的凌辱,我实在是忍受不了。

我本来渐渐平静的心境又不平静了。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能成为被人凌辱的对象,被人看不起的人。我要改变现状。我再次萌生了调动到大漠工作的念头,尽管这很俗套。但要活得有尊严,就必须如此行动。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一条肥壮黄色的狗,突然出现在巷道口,大摇大摆,对路人毫不顾忌。这狗真够气派的!黄色的狗从我身边走过后,我站住,掉过了头。望着渐行渐远的黄色的狗,我突然举起手,做了个用手枪击毙狗的动作。同时,我脑海出现了狗被击毙倒地的情景。

夜晚睡在床上,我的脑海反复出现了几次狗被击毙倒地的情景。我的思维活跃起来了,一个故事构思成熟了。这个故事,与狗没有任何关系。故事开头是:她被他一枪放倒了。看到她一个趔趄,慢慢地倒下的身子,他眼前幻出儿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情景:游击队员举起枪,瞄准仓皇逃窜的伪军,扣动扳机。枪声响起,伪军挣扎几下,应声栽倒。那时他兴奋得直拍手。今天他不那么纯真了,没有拍手,但不由得叫了一声:“痛快。”痛快的感觉不是儿时拍手时的心情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坐在桌前开始写小说。

黑夜,六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就写完了。

第三天,我将这篇小说修改了一遍。

第四天,我将这篇小说送到了《大漠风》编辑部。编辑当着我的面就看了小说。编辑看完这篇小说,马上赞叹道:“这是一篇好小说。”编辑和我是熟悉的,他当即说立马发表小说。这篇名为《猎杀》的小说,后来又在省级文学杂志上刊发了。

我的创作激情,就这么被再度调动起来。

我连续写了几部中篇小说。

〇〇〇年的冬天,我终于买下了房子,房价是六万块钱,用完了我们家的全部积蓄。房子是两层的独院房子,像联排别墅,只是没有太大的公共场地,进出的巷道只有两米宽。大漠到处是这种房子。妻子想买楼房,可我坚持要买独院房子。不带院子的房子,父亲住不惯。如果我们住在了高层楼房里,父亲不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父亲长相守的愿望又将落空。

第二年正月初八,我们住进了新房子里。几天后,父亲也住进了我们家里。他住在一层唯一的一间卧室里。

父亲腿部静脉曲张,患过严重静脉炎,治好后一直没有复发,不过,后遗症却留下了。父亲年过八旬后,行走就不方便了,后来走路速度慢,几乎就是在挪动步子,站下来的时候,两腿不停地上下晃动。

为了父亲上下床方便,我亲自动手,给父亲做了一张木板床,又做了两根支床的长条木墩子。支起这张床,高不到三十公分。床底下是长条木墩子,床非常稳固。父亲上床方便,睡在床上也踏实。

父亲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吸烟,妻子说父亲吸烟影响家庭的环境,也影响家庭的空气质量,重要的是影响父亲的身体健康,多次让我劝父亲把烟戒掉。我一如先前,不但不劝父亲戒烟,还经常给父亲买烟。父亲吸了一辈子烟,要他戒掉很难。父亲吸烟,就没有影响过身体健康,不气短,也不咳嗽吐痰。父亲的身体器官,是能适应烟的。父亲吸烟的真正危害,是对家庭环境和空气不利。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常常会紧闭父亲的门。父亲吸的多是旱烟和水烟。他甩水烟锅里的水和旱烟锅里的水汽,往往会把这些褐色的烟水子甩在墙壁上。地下到处都是烟灰,地板灰一块黑一块。住进新家不久,父亲的卧室就肮脏得不成样子了。

父亲老了,夜晚尿尿,尿不进尿盆里。他说给他买上个夜壶。夜壶是小件瓷器,上面的口子小,上侧面也有个倒尿的小口子,是放在身边的尿器。人睡觉时想尿了,侧着身躺在床上就能尿尿,然后再放在铺盖外面。夜壶虽是老年人的尿器,可是,人太老了,就尿不进夜壶里。父亲只能下床尿尿。痰盂盆充当尿盆,那么大的口子,父亲都尿不进去。每天早上,地上会汪一摊尿水。父亲看到我擦尿水,往往会叹息道:“人活到这种地步,还不死,空苦害人哩。”

说实话,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嫌弃过父亲尿在地上。

我们家前边的巷道边上是沙土地,父亲经常会出去,或坐或躺在沙土地上,时间长了,往往会把自己搞成灰头土脸的样子。妻子让我劝父亲穿干净的衣服,不要躺在沙土上。她说那个样子像个要饭的流浪老人。人家知道是我的父亲会笑话的。

我才不在乎别人说长道短,只要我自己有孝心,人家说什么都无所谓。父亲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怎么躺。你要是硬让他坐有坐相,站有站样,对付着不往脏弄衣服,这才是让他受罪哩。他感到自己和我住在一起太难受,就又会整天嚷着要回老家。知子莫如父,知父也莫如子了。

有一天后晌,父亲说想吃手工杂面了,我就去一公里以外的自由市场买手工杂面。杂面买回来,妻子闻了闻,说:

“杂面酸了,不能吃了。”

我二话没说,就又出去进了城,在城里的米粮市巷买了二斤手工杂面。

父亲是个非常有自尊的人。在我们家居住了几年,从来不说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只要我们把饭端在他跟前,他就默默地端起碗吃了。妻子上班去了,我有时出去回来得迟了,他会说饿了。可是妻子做饭,不管迟早,他从来不哼一声。

在大漠这座城市里,我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产,可是,没有职业,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城市中飘荡的叶子。不过,我的心终于静下来了。与父亲同吃同住是我多少年的心愿。能享天伦之乐,我也该满足了。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非常宁静。每一天,我除了做家务,就是看书,构思小说。

父亲每天吃过饭,就走出大门,走到巷子尽头的大路边,坐下来,吸着旱烟,看过往的行人。有人上前跟他搭话,他就高兴地应着人家的话,还会递上纸烟。父亲的话不多,跟人家一起说闲话的时候,人家说的多,他说的少。他认为听人说话也是一种享受。他见过谁,回来都要向我说的。

妗子村的一个老干部,按辈分,和母亲是一辈,叫母亲姐姐,比父亲小十来岁。他看到父亲,就走过来和父亲说话。父亲回来高兴地给我说了。

“这人老了,才懂得尊大论小了。你说郑世朝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夫,如今见了我,一口一声姐夫。”父亲高兴地说。

我说:“本来他就该叫你姐夫。”

我说这话时,自己先就不自在了。妗子一家人,和郑世朝的家族相处得并不和睦,我从来都没有叫过郑世朝舅舅。按辈分,我该叫他舅舅。从那天起,我再见了郑世朝,就叫舅舅。

“他没事找事,把这拐棍的拐子掰下来了。”父亲又叹息着说。

父亲手拿起拐棍上的拐子,给我看。

我说:“没事,这拐子能掌上。”

父亲说:“其实,我拄惯棍子了,拄有拐子的拐棍我还觉得不好把握。”

我想,父亲只觉得有人和他说话,高兴,想多向我说几句他们的说话经过,对拐棍的拐子掰下了,并不在意。

我记起了王保忠。王保忠在大漠照看门房时,我见过他一次,一年后,我专程去找他时,他已被辞退回王家寨了。如果王保忠还在大漠看门房,我会将他接到家里,住几天,让他和父亲叙叙旧。

有一天,父亲回来时,脸色沉沉的,还叹了两口气。

我急忙问道:“怎么啦?大。”

父亲说:“今天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说话,问我认得他不认得了,我看了好一阵子,还没认出来他是谁,这人就恼了,还说:‘你如今富了,认不得人了。’这人说罢,就走了。你看我这记性,唉。”

父亲老眼昏花了,认不出故人,是正常的。可这人由此而发怒,就太不对了。

我说:“认不得就认不得,管他呢。他又不是你的亲人儿女。我们尽管不晓得他是谁,不过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这种人,认不得也罢,有甚叹息的。”

父亲说:“你这话是个丑话,理还是个端理。”

过了几天,我听到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人会是谁呢?我怎么就没认出来?我活成甚了?”

父亲还在责备自己。

又过了几天,父亲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到我从门里出来了,对着我说:

“你说那个人是谁呢?人家好心好意过来跟我拉话,我怎么就没认出来。”

父亲老了,遇的事少了,遇到这点小事,他心里就放不下来。

我劝慰道:“大,你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大事,你都没多说一遍,这点小事,你怎么就记住了?”

父亲说:“我闲着没事呀,就说说。”

父亲说着,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说:“你闲着没事,就把你以前的事给我多说说。”

父亲说:“你忙着写书,忙着跟人家打交道,我不能耽误了你的事。你们侍候我吃,侍候我穿,还给我倒尿盆,就太不容易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们,让你们陪着我说闲话。”

我说:“大,你从小把我们姐弟几人拉扯大,我们不管对你做甚,都是应该的。”

父亲说:“人心都是向下长的,老的疼爱子女,都觉得没甚。子女们孝敬不孝敬老人,老人也没法计较。我没有给你挣下一份家产,老觉得对不住你们。”

我说:“大,你这话就说得不好。你把我培养成人,就是给我挣下的最大的家产。你说咱村有几个人,把儿子培养成能写书的人?你说咱村有几个人,把儿子培养成能在城里买下地方的人?没有你老人家对我的养育和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

父亲让我说得高兴了,笑了,说:“看来,你的功劳都成了我的功劳。”

我说:“就是。你把心放宽,好好地养身体,不管闲言碎语。有时我们忙了,不高兴了,你不要计较。只要你身体好,我天天能看到你,我心里就舒坦。”

父亲说:“我看到你,心里也舒坦。”

我说:“这就对了。为不成事人的一句闲话,有甚过意不去的。以后你想说甚话,就对我说。我一点都不嫌麻烦。”

父亲感叹道:“我这儿子,养成了。我一辈子不成事,没做成大事情,可我养了个成事儿子。我要是跟着游击队走,死不了,就成大事了。那些我救过的人,有两个当了大官,成了大人物。”

父亲十六岁的那年,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和游击队的头面人物走在了一起。父亲救过的两个大官,一个叫张秀成,一个叫苏佑山。张秀成是被白军打伤右腿逃跑时,遇见父亲,父亲背着受伤的张秀成逃到石岩下的石窟里,躲过了白军的追捕。苏佑山是黑夜在村子里睡觉时,被白军包围,由父亲引路解救出村子。后来,张秀成过黄河打仗去了,父亲终生再没有见过张秀成,也没有与苏佑山碰过面。新中国成立后,张秀成在东北当官,位高至省部级。张秀成的部下见到父亲,要带父亲去找张秀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父亲没有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佑山成为厅局级官员,荣归故里,看望了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和他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唯独没有想起父亲。父亲那段时期的心情颇不宁静,说他不要福禄,也不要官职,只想和他们叙叙旧。可是,他们没有给父亲这样的机会。

父亲侧身躺靠在房子的外墙壁上,右肘支撑在地上,神态安详,好像睡着了,也好像在回忆往事,或者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走在父亲跟前时,父亲眼睛睁大了,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还动了动身子。我看出,父亲的内心有些波动。虽然我们同住在一个家里,可父亲每当看到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常常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的情绪。他对我,总是百看不厌。父母总希望我时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可我年轻时,不顾及父母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远走他乡。最让父亲难过痛苦的时间,是那年我应征入伍的那些日日夜夜。盼子归,可我归来后,父亲又要忍受那些嘲弄的目光。几年后,我又离开了父母,到云雾山的戏校任教。父母又在日日盼望儿子探亲归来。当我再回到家乡成为一个农民时,母亲已离开人间。孤苦伶仃的父亲需要有人相伴。可我在家乡短暂地停留后,又走了。这一走,就在他乡安身立命,成家立业。父亲却独自生活,孤灯伴孤影。我买不下房子,父亲就不到我们家里住。好不容易我买了房子,父亲终于和我住在了一起。我应格外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父子相聚的时间。

我在父亲身边站了站,父亲没有说话,我就进了家门。

妻子看见我,说:“饭熟了。”

妻子将饭菜盛进了父亲的碗里。父亲固定用一只大瓷碗吃饭,每顿能吃平一碗饭菜。最近他的饭量有些减少。我在家的时候,每顿饭都是我给父亲端饭。我把父亲的饭碗端出门。父亲坐在哪里,我们就将饭碗端在哪里,已成为常规。

我说:“大,吃饭。”

父亲艰难地坐直了身子,然后慢腾腾地伸过手,接住饭碗。父亲老迈了,不管做什么,都是动作迟缓,难以连贯。饭碗端在父亲的手里,不时地抖动一下,有掉在地上的危险,不过父亲手中的碗,从来没有掉在地上过。

父亲吃上饭,我进了门,也开始吃饭。

我吃罢,又出了门。

父亲还在吃饭。

父亲吃完饭,把碗放在地上,伸手揩了一把嘴巴。父亲刚到我们家时,妻子要求父亲每次吃饭前洗手。父亲在地里双手抓过粪土,都不洗就吃饭,怎么会在家里吃饭洗手。让父亲先洗手再吃饭,父亲会感到不自在,吃不进去饭。所以,父亲住在我们家,不管是饭前还是饭后,一直没有养成洗手的习惯。

我弯腰端起饭,问:“喝多少稀饭,大?”

要是父亲水喝多了,往往就少喝一点稀饭。

父亲说:“和寻常一样。”

我又进门给父亲舀了半碗稀饭。

父亲喝完稀饭,这次他将碗筷递在我的手上,示意他吃好了。

我转身时,父亲说: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我说:“行。”

我将碗筷端进家门,又出来了。

父亲开始装旱烟,点烟、吸烟。饭后一锅烟,赛过活神仙。饭后一锅烟,是那代人的享受。

我坐在水泥台阶上。

父亲说:“我快入土了,你四叔的事还没弄好。这些天。我就寻思着你四叔的事。我们弟兄四人,都儿成女就了,就你四叔的事搁下了。”

四叔,在我出生的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人间。四叔英年早逝,成了父亲的心病,父亲不时会提起。

一九四七年,父亲上门到了王家寨。第二年,四叔被抽调到担架队,上了战场。父亲说,本不该四叔上战场,四叔的年龄太小。在冯家窑子,弟兄三人要抽一个人抬担架,父亲离开了冯家窑子,不在其中。二叔三叔都可以抬担架,可年仅十七岁的四叔,主动承担了二叔三叔的责任,到了最危险的地方。多少年后,说起四叔,父亲都要表现出对二叔三叔的不满情绪:“他们都是当哥哥的,只顾自己。”要是他还在冯家窑子,宁肯自己上战场,也不可能让最小的弟弟去卖命。事实是,四叔走后的半个多月,父亲才晓得四叔上战场抬担架去了。四叔上战场的几个月后,一场战役中,解放军吃了败仗。兵败如山倒,在大撤退时,四叔大腿被子弹击中。担架队的队长要拖着四叔走,四叔说他走不动了,劝队长不要管他了。军队溃败,没有秩序,四叔被遗弃了。四叔走后,音信全无。父亲多方打探,找到了当时的担架队长。担架队长说,四叔大腿上血流如注,就是追上来的敌军不往死打他,他也活不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烈士的名单上没有四叔的名字。父亲奔波了十来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才确认四叔为革命烈士。我第一次回到冯家窑子,就在三叔住的窑洞门上,看到了写有革命烈属四个字的小木牌子。父亲注重四叔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可对烈属的待遇,父亲从来没有争取过。后来政府给烈属一些小小的待遇,父亲说三叔的家庭生活不好,主动让给了三叔。再后来,三叔生了几个儿子,父亲和三叔商量好,让三叔的儿子给四叔顶门,三叔同意了。四叔没有子嗣,顶门就是让三叔的儿子应名成为四叔的儿子。烈属的待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三叔家的。父亲一直希望给四叔修一座衣冠冢,可三叔无动于衷。父亲也不能强求,这事就这么搁置下来了。

父亲说:“我活着,这事还办不成,我死了,你四叔的事就没人管了。”

父亲的心病,就是我的心病,可我不知怎样才能袪除心病。

我说:“三叔承担了四叔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们也没办法管。”

父亲说:“我是你爷爷的长子儿啊。”

父亲说罢,开始吸第二锅旱烟。

院子里一时静悄悄的,妻子在厨房里洗碗筷的声音都听得非常真切。

父亲吸完第二锅旱烟,才说:“在你四叔的事上,他们让你帮忙,只要能帮上,你就要尽最大力量去帮。你那几个叔伯弟兄,日子过得都不如你。你是你爷爷的长孙,要像个长孙的样子。”

我说:“行。”

父亲又说:“我们这一辈人,都快下世了。你二叔三叔都八十来岁了。以后的世事,就要靠你们操办了。你忙你的吧,我就不耽误你的工夫了。”

我没有走。坐在父亲的身边,我有一种踏实而心情宁静的感觉。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时断时续地给我交代后事。不祥感袭上心头。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小女儿坐在院子里婴儿车里,父亲坐在婴儿车边。

我从大门里走进来,看到父亲慈祥地望着小女儿,一手还握着小女儿的手。父亲看到我进来了,感叹地说:

“这要是个小子,就好了。”

父亲说的小子,就是男孩。

父亲希望我们再生一个孩子,生个男孩,可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依然是女孩。父亲多少有些失望,但他总会坐在小女儿身边,戏逗小女儿。

我知道父亲还想让我们再生一个儿子,可这是不可能的了。办生育第二胎的指标,费了不少周折。生育第三胎,是国家绝对禁止的,再费周折,也办不到生育第三胎的指标。当然,有些人会偷着多生育孩子,可我做不到。

我也坐在了婴儿车边,戏逗起了小女儿。小女儿降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我暂时放弃了文学创作。

父亲说:“你走时,我没给你说,如今我想起了。我们是不是多时不吃猪肝了?”

我说:“我们吃过猪肝不到一个月时间。”

父亲叹息着说:“人老了,忘了。”

我明白父亲是想吃猪肝了。我给正在家里做饭的妻子打了声招呼,立即出去买猪肝。

父亲说过,他能侍候上我,是他的福分。我觉得,我能侍候上父亲,也是我的福分。

我买猪肝回来,小女儿躺在婴儿车里睡着了,父亲躺在小女儿身边的地上,也睡着了。

我洗过猪肝,就坐在院子里,看着熟睡中的一老一小。父亲说过,人老了,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就打迷糊。

父亲的睡态非常安详,只是出气时,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长长的出气过后,气就好像出不上来了,似乎就要停止呼吸了,然后又出一口长气。

突然父亲睁开了眼睛,惊慌失措地仰起头左右看了看。他好像做噩梦了。他看到我坐在他身边,叹了一口气说:

“我梦见我死了,你把我埋在了王家寨村。我号叫着跑到了冯家窑子,趴在你爷爷的坟上大哭了一场。你爷爷从坟头上出来了,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走了。我就去追你爷爷,可甚都没有看到。我追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到你爷爷。最后听到你爷爷在空中说:‘你不回来,等于我白生养了你这个长子儿。’我抬头从空中寻找你爷爷,可也是甚都没有看到。这就醒了。”

我问:“大,你真的想回冯家窑子吗?”

父亲坐起来了,慢腾腾地装了一锅旱烟,点着了,才说:“你爷爷的那块坟地,还是我找阴阳先生选的。一块坟地,要埋够三辈人,才能另选坟地的呀。我是长子儿,不埋在你爷爷的脚底下,使不得呀。”

我说:“那我死后,也要埋在你的脚底下?”

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说这话还早着哩。”

我知道父亲嫌我说这话不吉利,再没说下去。

父亲说:“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埋回去。不要我死了,甚事都由着你。凡事都还要有个道理。”

我说:“你在王家寨生活了几十年,就不留恋那个村子吗?”

父亲说:“咋能不留恋?那是你们姐弟三人的出生地呀。我也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慢慢就在那里住惯了。想想当初进王家寨村,有多难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走进王家寨村的,年近三十岁。

父亲走进王家寨村,地是陌生的,村子是陌生的,窑洞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和自己住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也是陌生的。

人们看父亲的眼光也是陌生的,有些人脸上还流露出不屑的看不起的神色。

父亲处在了被人看不起的位置上。

父亲是个强人,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愿意当上门的招汉。可是奶奶比父亲更强悍,以死来威胁,强迫着父亲走进了王家寨村。

父亲起初还不安心住在王家寨。我们姐弟三人出生后,父亲就没再动过离开王家寨村的心思。王家寨是个大村子,是乡政府所在地,而冯家窑子却是偏僻的小村子。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三人能生活在条件优越的环境,选择了永久地居留在王家寨村。

十一

父亲的身体不行了。他站起来时,身子摇摇晃晃,直往倒跌。他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后来,他要去什么地方,就爬行。父亲不管坐在什么地方,就不想动了,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地上。

我预感到父亲的大限即将到了,可又不敢相信父亲会撒手人寰。妻子说父亲不行了,我气恼地质问道:

“你这是甚意思?!”

妻子说:“能给他准备后事了。”

我愤愤地叫嚣道:“你少说这种话!”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父亲的身体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可我又不想听到任何人说父亲不行了。听到这样的话,就不由得生气。其实,我是害怕父亲离我而去。

我尽可能地多和父亲坐在一起,陪陪父亲。妻子上班去了,我连大门都不出,一边看护小女儿,一边陪父亲。

可是,父亲的话少了,和我都不想多说话。

父亲连他终生喜欢的烟都不想吸了。以前,父亲的旱烟锅不离手,从春天开始,父亲就很少吸旱烟了。我常常看见他点着纸烟,吸上两口,就摁灭了。少抽烟,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不会劝父亲多吸几口烟。

父亲出大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要么躺在家里的床上,要么躺在院子里。有一天,父亲躺在院子里,我坐在他跟前,问:“大,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父亲躺在地上没动,说:“有些难受。”

我说:“咱们到医院看看。”

父亲不高兴地说:“看甚哩?又没病。”

我说:“身体难受了,就是有病了。”

父亲说:“我没病。谁活到这个年龄,都会觉得身子不舒服,都会觉得浑身难受。难受不是病,难受是老了。”

父亲想往起坐,翻了下身子,我急忙扶他往起坐。

父亲说:“不用扶。我能坐起来。”

父亲说着,就自己往起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父亲一生的习惯。他老成这种样子,都不愿意让儿女们帮扶他一把。

父亲坐端身子,说:“到入土的时候了。”

我开了一句玩笑:“你的福还没享完,怎么能入土?”

父亲说:“天下哪有享不完的福?我这就够好了。想想你妈吧。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还比我早走了十几年。”

说到母亲,我的眼睛热了,急忙低下了头。

父亲看看我,说:“你看我这人,真的老糊涂了。我下过决心,不再到你跟前说你妈,可今天又说了。”

父亲虽然老了,但他明白,母亲永远是我心上的伤疤,只要有人触摸了,我就会感觉到很疼痛。

我们父子俩沉默了。

父亲点着了一根纸烟,慢悠悠地吸了两口,然后双指夹着纸烟,不动了。纸烟在自燃,细细的烟雾,缭绕着向上升腾。

我始终想说服父亲去医院,可不能强行把父亲抬到医院。父亲是个很犟的人,他捉定主意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我只能因势利导地劝说父亲。

我说:“进不进医院,由你说了算。可我觉得,你不进医院看病,就是不给我们孝敬你的机会。”

父亲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咋就这么不明事理。医生治了病治不了命。我没病,医生能给我治甚病?我的寿数到了,阎王爷都没办法,医生能有甚办法?土都快埋到我脖子上了,你就省些事吧。”

父亲说罢,又将纸烟点着了。这次,父亲把一支纸烟吸完了。直到那纸烟吸完了,父亲也没再吭声。

我又说了几句话,父亲一声都没有回应,好像思谋着什么。

十二

初夏的一天,父亲突然拉起了肚子,把床和身子都弄脏了。

我要洗父亲的身子,父亲说:

“不要洗了。我都到了这种地步,不嫌脏了。”

我还是脱下了父亲的裤子,先用脸盆里的水,洗净了父亲的身子。

父亲重新躺在床上时,叹息道:“我不死,常让你们送屎送尿,把你们苦害了。我真想找一根绳子上了吊,可又怕坏了你们的名誉。老人们上吊跳崖寻死了,就是子女不孝顺的罪证。人老了,活得太难受了,真的想自寻短见,可就是怕坏了你们子女的名誉。”

我给父亲买了一盒呋喃唑酮。以前,父亲拉肚子,只要吃上一次呋喃唑酮,就止住了。这次,父亲吃了两天呋喃唑酮,才止住了痢疾。可是,父亲吃不进去饭了。我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说:

“你给我买碗羊杂碎。”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跟我要吃的饭,仅仅是两块钱的一碗羊杂碎。

我很快将羊杂碎买回来了。

父亲只吃了两口羊杂碎,就吃不进去了。

父亲身体有毛病了。父亲坚持不去医院,我就通过朋友,把一个内科医生请到了家里。那个医生给父亲量了血压,用听诊器听了父亲的胸膛,然后揉摸了一遍父亲的腹部。内科医生诊断罢父亲的身子,说:

“你父亲的身体器官都正常。”

这更像是一句吉利的话,可医生是不能只说吉利话的。

内科医生给父亲开了消化方面的药方子。

父亲吃了两天药,仍然吃不进去饭。每顿饭,父亲只吃几口。

妻子说父亲不行了,赶紧准备后事吧。我不同意妻子的说法。我说医生都说父亲的身体没毛病。我相信,父亲还会陪我走一段路程。

其实,那个内科医生尽管是一家医院的骨干医生,可实际上就是一个庸医。普通人都能看出父亲不行了,他作为医生,却没有看出来。

人到临终的时候,脸色神情都僵硬了,一看就能看出来。可我没有看出父亲不行了。几年后,二姐夫临终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没有看出来,我却看出来了。我给二姐夫照了最后的相片,五天后,二姐夫就离开了人世。

那天黑夜,妻子再次强调父亲不行了,我却和妻子吵了一架。

和妻子吵过架,我就来到了父亲的房子里。

父亲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的椅子上。

父亲说他想喝水,我给父亲倒了一茶缸水。父亲一直用旧式茶缸喝水。

父亲喝了两口水,就把茶缸放下了。

父亲说:“我这头火烧火燎的,好像上火了。你给我理理头发。”

父亲住在我们家里,我就买了一把机械推剪,给父亲理发。

父亲像我一样头发茂密旺盛,可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留过发,每次理发,都会把头发理光。

我说:“你这头发将理了十来天,还不长。你今天坐在床上理发,会把头发给你弄一床,不好睡觉。你一定想理头发,我明天给你理。”

第二天,我不得不给父亲理最后的头发。

父亲坐在床上,我和父亲说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我觉得父亲比前两天有精神了,说话也不像前两天,跌声断气。

我凌晨两点钟离开父亲的房子。我离开时,父亲没有躺下。父亲晚上不怎么喝水,他说怕起来尿尿。今夜两点多喝过水,应该不会再喝水了。可我还是把暖壶放在床下边,把茶缸放在暖壶边。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大女儿去上学,到父亲的房子里找东西。忽然大女儿跑过来,说:

“爸爸,我爷爷在地下躺着哩。”

我一惊,连衣服都没有穿,跑到了父亲住的房子里。

父亲赤裸着身子躺在床边,动都不动。

我急忙抱起父亲,把父亲放在床上。

父亲说:“去…”

父亲只发了一声“去”,再也说不出话了。

我明白,父亲要吃去痛片。父亲一生离不开去痛片,每天吃一片,或半片。他说吃了去痛片,身体就舒服了。身体有毛病了,他就会多吃一两片去痛片。我从父亲的床上找到了去痛片,给父亲喂了一片。这时妻子过来了,端了一碗热好了的昨天的稀饭,让父亲喝两口。我给父亲喂了两口稀饭,父亲就摇头不喝了。

我看看地下的暖壶,暖壶盖子斜歪着盖着,茶缸里有水。父亲应该是下床喝水,喝罢水,就上不去了。床虽然很低,可他身子没有力气,难以上床。父亲头上有电灯开关的绳子,很容易拉开开关。可是电灯不亮着。这说明,父亲是天亮了才下床的,在地上躺的时间并不长。我端起茶缸用手试了下水温,茶缸里的水却凉了。父亲不会说话了,我已无法知道父亲是什么时间下床的,躺在地下有多长时间了。

我给在城里打工的冯家堂兄打电话,说父亲不行了。冯家堂兄刚到了工地上,接到我的电话,就往回赶。父亲曾给冯家堂兄安顿过,让他帮我料理他的后事,将他安葬在爷爷的脚下。

我们的家附近有诊所,我跑出去看诊所的门开了没有。诊所的门没有开。

冯家堂兄来了。他看了看父亲的状况,说父亲不行了。他说他工地上还有点事,回到工地上处理一下就过来。

父亲听到冯家堂兄要走,伸手扯住了冯家堂兄的袖子。父亲已明白自己的大限到了,让冯家堂兄帮我料理他的后事。

我俯下身子,对父亲说,冯家堂兄出去有点事,很快就会回来的。

父亲放开了冯家堂兄的袖子。

早上八点钟,冯家堂兄走后,我抱起父亲,出了家门,向诊所走去。

诊所的门刚开。

我把父亲放在诊所的床上。

父亲睁着眼睛,可神情呆滞了。

医生正在给父亲查身体时,父亲突然小便失禁,尿了一床。

医生说:“不行了。”

我急忙抱起父亲,回到了家里。

父亲昏迷过去了。

我把父亲放在床上,用手抚摩父亲的身子,父亲的身子是温热的。我叫父亲,父亲不答应,像沉沉地睡着了。

父亲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

冯家堂兄回来了。他陪着父亲,我去给父亲买棺材。按我们乡下的乡俗,人在断气时,应该放在棺材底盖上。

我刚买下棺材,冯家堂兄就打过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我立即回到家里。父亲刚刚停止了呼吸。

〇〇四年五月十七日十二时三十七分,父亲与世长辞。

十三

父亲去世的当天,我回到了王家寨,和王家的几个堂兄侄子,打开了母亲的坟墓。我曾亲手把母亲的棺材推进了坟墓,我如今又亲手把母亲的棺材拉了出来。

十七年前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母亲面容光洁发白,神色冷峻,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十七年后,再见到母亲,母亲的身形不存在了,只有发霉发黄的骨头。终于又与母亲相见了,母亲的遗骨,就是母亲。这种相见,让我痛苦,也让我格外的珍惜。我一块一块地拾捡起母亲的骨头,小心翼翼地放在小棺材里,生怕碰伤了母亲。最后,我搂住了母亲的头骨。有时,我在地里看到头骨,会感到害怕。可是我手中的头骨,是我的母亲,我分别多年的母亲。我抚摩着母亲的头骨,久久不愿放开。

我们把母亲的骨头放进了小棺材,由我背着小棺材,进了村里的一孔废弃的小土洞里,安顿好,然后,我坐车回到了大漠。

十四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的早上,我和几个外甥,从大漠出发,护送父亲,回家到了父亲的老家冯家窑子。

外甥将父亲运送回冯家窑子后,又出发到王家寨,往回运母亲的小棺材。

那天后晌,我和几个人上山刨父亲的前妻的遗骨。

父亲的前妻去世近七十年了,坟头不见了,人们已不知道准确的地点。多少年来,我们家族的人去烧纸,也就是在那块地方随便烧几张。后人们谁都不认识这个人,没有情义,没有人真心地想祭奠,烧纸仅仅是一种礼仪形式。我们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几块人骨头。墓堂窑坍塌了,又加上老鼠挖洞,骨头就散落开了。我们在土堆上寻找,用耙子耙,又用筛子筛土,才把那副人骨头收揽起来。

父亲的前妻,还有母亲,将要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当我们准备回家时,我看到对面的山上,一辆架子车拉着棺材,在缓慢地行走。

那是父亲的棺材。父亲已不能再进生他养他的村子,只能绕着路进墓地。进父亲墓地的路是小路,车辆无法通行,所以,只能用架子车运父亲的棺材。

父亲回来了,却进不了一生钟爱的村子。父亲回到了故土,不再远游,可从此不能再在他热爱的土地上行走。

想到这里,我心怆然,眼热了。

黑夜,有一个瞎了眼的老婆婆,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过来,叫着父亲的小名,在院子到处问我在哪里。有人把我引在了她跟前。她说:

“我跟你大是一起长大的,你大走了,人看不到了,拉不上话了。我就想看看你,可我这眼睛看不见了。”

父亲的故人,就是我的亲人,我敬重每一位和父亲交往过的人。她看不到我,我要让她感受到我的存在。我拉住了老婆婆的手。这是一双僵硬干瘦的手,可我感受到了长辈的温暖之情。

十五

父亲走后,我常常会梦见父亲。父亲总是坐在一个地方,一声不吭。

父亲不管坐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座山,我的靠山。父亲这座山消失后,我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一度时期,我甚至不想走进家门。

料理罢父亲的后事,我坐车进了省城。我想在旅游时摆脱伤感的情绪。

三年后,我调到大漠市的一家文化部门工作。

我又忙碌开了。

以后,我还会有闲居的日子,可是,两个女儿长大了,父亲不会出现了。那段闲居时间中的天伦之乐,永远不会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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