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 年

庞 文 梓   2016-06-24 02:14:54

记忆中的那座院落,幽深而空寂。空中飘动着柳树发芽顶出的绒团,轻轻柔柔,飘忽不定。我想逮住绒团,可绒团太轻,我伸过去的手,带起的风把绒团刮走了。不过,我没有放弃,全身心地在追逐绒团。我追着绒团,出了院子,在村道上疯跑。我没有注意村道上的人,村道上的人也不会注意我这个小人物。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当天,也许是过了几天,我再次回到院子,看到的景象与先前迥然不同:匆匆忙忙的人影,还有大呼小叫的说话声。几只鸡也像凑热闹似的,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一边觅食,一边叽叽咕咕地鸣叫。靠墙角的羊圈里的几只小绵羊,也骚动起来,望着人们,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唤声。我迷迷瞪瞪地站在院子中央。有人叫我让开,好像我碍了他什么事。院子还是那座院子,空寂的时候我是主角,热闹的时候我成了障碍。我攀上了墙头,骑在墙头上,看着不晓得为什么事忙忙碌碌的人们。王家二婶颠簸着小脚,出现在院子里,说道:“徐明的婆姨坐了,是个女子。”我明白,坐了就是生了孩子。其后的一个月时间叫坐月子,忌风忌响声还有很多迷信的忌讳。随后王家二婶双臂抬起,噔噔噔地跑出了大门,然后站定,手搭凉棚,巡视着天空。

那天天气晴好,好像是春季,因为空中飘浮着绒团。王家二婶为什么要在大门外看太阳,多少年来我一直疑惑不解。我最后一次走进那座进过无数次的院落,从早晨流连到傍晚,才发现,坐北朝南的院落,早晨和前晌,院子里洒满了阳光,后晌太阳西斜,院子里的阳光也移走了,只有北小房顶上才能照上些许的阳光。徐明的女子是王家二婶接生的。王家二婶要核实女子出生的准确时辰,院子里没有阳光,她只有走出院落,才能看到太阳挂在什么地方。那个时辰肯定是后晌了。徐明的女子取名为艺艺,大名叫徐艺。那天的情景是我最初的记忆。我和徐艺仅仅相差四岁,也就是说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

没有天,没有地,周围苍苍茫茫,看不到景致动物,昏暗空洞。我的身子在苍茫的空中飘移,头重,脚轻,脚在向上浮,头却在向下沉,是令人难受的飘浮。

在那无边无际的空中,突然有一只温热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额头。我不晓得这是哪里来的手。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父亲说:“头不热了。”

母亲说:“他还没有醒来,咱们走不成啊。”

父亲叹息了一声。

眼前突然亮了起来,窑顶映入了眼帘,接着,我看到了父亲和母亲。同时,我感觉到自己身下是稳稳的土炕。原来,我不是在空中飘飞,是躺在炕上。

父亲高兴地说:“醒了!盈盈醒了!”

我两眼生涩难受,迷迷瞪瞪地望着父亲。

父亲伸手抚摩着我的头颅,慈祥地望着我。母亲也伸出了手,握住了我的右手。

父亲温和地问:“难活不难活了?”

难活是很重的病,我不难活,只是浑身有些难受。难受算不了甚事情。我说:“不难活了。”

飘浮了那么长的时间,太疲惫了,我不想多说话,又闭上了眼睛。

母亲惊慌地叫道:“盈盈,你怎么啦?”

我又张开了眼睛,微笑了一下,说:“眼有些发困。”

子里传来叫父亲的声音:“冯兆年,快走呀。”

父亲没有应答外面的催叫声,而是一声长叹,说道:“这世道,造怪!”

母亲说:“你走吧,我留下来侍候盈盈。”

父亲说:“他们说了,十五岁以上的人,一个都不能少。正在风头上,不管哪个头头脑脑不高兴了,我们一家子就倒霉了。”

“那怎么办呀?”母亲声带哭腔地说。

我再次睁开了眼睛。

父亲问:“我和你妈出去了,你一个人敢不敢在家里住?”

我说:“有甚不敢的?我常一个人在家里住着哩。”

父亲说:“你病了。”

我说:“没事。我浑身一点都不难受了。”

我说着,就坐起来了,显示自己身体已无大碍。

父亲双手搂住我,把我轻轻地按倒了。

母亲说:“不要再起来了,躺着养养身子骨,妈回来给你做好饭吃。”

父亲对母亲说:“我们走吧。”然后又对我说:“那我们就走了?”

我“嗯”了一声。

随后,父亲和母亲出了门。

父亲刚出门,又返回家中,好像忘了什么似的。他走在炕棱边,摸了摸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面额,然后才慢腾腾地走了。

父亲闭上门的时候,我的头脑一亮,突然彻底清醒了。我翻过身,怔怔地望着门窗,期望着父亲再次回到窑洞里。

时间在慢慢地消逝,父亲却没有回来。好长时间,窑洞里除我以外,再无任何声息。

我感到孤独无聊。

我坐起来了。浑身软绵绵的,不过,我挣扎着下了炕,走出窑洞,走出院子。

四周空旷,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向那座院子走去。

这是一座吸引着我的院子。院子里的女主人白白净净的,不像乡村的女人,衣着破旧,头发散乱,脸额上经常会有流过汗水的痕迹,她更像公社的女干部、学校里的女教师、医院里的女医生。可是,她经常出没在院子里。我不曾在公社的机关里见过她。她的身份是学校老师徐明的婆姨。学校的老师徐明我没有见过。也许见过,只是我四岁以前没有记忆,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徐明的婆姨。徐明的婆姨举止文雅,文静柔和,说话的声音甜美纯正,悦耳动听。我明白,她肯定不是我们村的人。她是哪里来的,怎么就住进了这座院子,我自然也不会知晓。

大门大开,我走进去了。

院子里空无一人。

我走到第一孔窑洞的门窗边。门上挂着锁子。我走到第二孔窑洞门窗前,见门上还是挂着一把锁子。那个温和的、文静的女主人呢?看不到女主人,我失望地坐在了地上。大门敞开,所有窑门上却挂着锁子,院落里没有人影,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平时,锁大门比锁窑门更要紧。我环视着院子,院子乱糟糟的,散落着破碎的瓷碗片,还有几件揉皱了的衣服。靠墙角的羊圈里的绵羊不见了,栅栏散了架,横七竖八,有些栏杆都断了,一看就是什么人有意砸断的。我突然看到了墙边的地上的几滴血迹。我站起来。地上的血迹不是几滴,几滴前边还有几摊。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恐怖。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这一年我是五岁,我懂得害怕了。先前,我似乎什么都不怕。我浑身有些发抖,觉得头发端竖起来了。我“妈呀”大叫了一声,就跑出了院子。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沙坡,在村子北头,我拼命地在沙坡上跑来跑去,可是就是见不到一个人影。村里的人都蒸发了,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绝望地坐在地上,感到孤独无助,觉得灭顶之灾随时会降临到头上。

“吱——”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由高到低,接着传来“喂”“喂”的声音。这是高音喇叭发出来的声响。我明白了,公社正在准备开什么大型会议。王家寨村是由沙坡、前岔、高庄、房寨四个居住地方,也就是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四个地方之间相距大约一公里。公社和主要机关、学校都分布在王家寨的核心地方高庄和前岔。公社的会议通常就在位于高庄的学校的操场上召开。

我明白了,父母到学校开会去了。我向学校跑去。

学校的操场上、四周围坐满了人,就是那种人山人海的阵势。好多人臂戴红袖章,背着步枪,走来走去。满操场上气氛严肃,是一种杀气腾腾的氛围。

我傻眼了。在这片人海中,我哪里能找到父母?然而,找不到父母,在这陌生的人海中,我去往何处?我在校外徘徊了几圈,忽然心想只要站到高处,父母就会看到我的,就会来接我的。我爬上学校一侧的山坡上。山坡上,有几个人趴在地上,身边架着机枪。机枪我在电影中见过不知多少次了,真正看到机枪这是第一次。我再看看四周,四周的山上都架着机枪。

这阵势太大了。他们要干什么?没有人会告诉我,我也弄不明白。

我累了,浑身软弱无力。我坐在了一个土坷垃上,等待着父亲来接我。

高音喇叭响起了洪亮严厉的声音:“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

一行十几个人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在了主席台前边。那十几个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写着黑色的大字。

突然,我看到那十几个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徐明的婆姨。

她是反革命分子?甚是反革命分子?我搞不明白。我想往明白弄甚是反革命分子,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思绪纷乱了,眼前阵阵发暗。头疼、发烧、呼吸困难,我体力不支,身子一歪,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我睁开眼睛时,看见父亲和母亲守在我的身边,满是惊慌的神情。我醒来了,他们并没有松口气,满脸依然是焦急的、紧张的、愁苦的表情。尽管当时医生说我没事,可他们还是担心我挺不过去。如若我挺不过去,他们就没法活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我昏迷后,基干民兵把我送进了医院。大会的主持人在高音喇叭上发出了通知:“谁家的孩子病倒了,请到医院里看孩子去。”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被送到医院的孩子是我。他们散会后回到家里,才发现我不在了,就跑到了医院。父亲说他们着急得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

父亲恨恨地说:“这世道,造怪!”

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了些过头话。你看是甚下场?”

我问:“甚是反革命分子?”

母亲说:“小孩子家,不要多问。”

我突然问:“徐明的婆姨是反革命分子吗?”

母亲叹息道:“她是让徐明连累了。”

含含糊糊,谁都不想告诉我真相。

徐明一家子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次见到徐明的婆姨,是五年后了。我已经是十岁的少年了。

徐明的婆姨重新回到我们村里,依旧是贤淑的模样,只是脸颊瘦了,些微地发黄,也没有光泽了,满脸笼罩着忧悒的神情,时常挂在嘴角的微笑,好像是勉强挤出来的。她带着艺艺,还是住进了那座院落。不过,没有多少人在她面前再叫她徐明的婆姨了,都叫她周老师。

周老师?一个不习惯的称呼!

那个丽质俊俏的女子,那个被五花大绑站在大会上的女人,那个消失的徐明的婆姨,怎么能和庄严的周老师合在一起呢?

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周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心里就好像压上了什么东西,感到紧张和沉重。周老师讲课的声音清纯甜美,悦耳动听。周老师的声音像磁铁般吸引住了我。不过,我又不愿意与周老师正面接触。我从来不在她的课堂上提问题。见了面,也不向周老师打招呼。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叫过周老师“周老师”。

周老师回来的时候是夏季。黄土高坡上的庄稼正在劲长。我们这一帮十来岁的孩子,野蛮的行径也像庄稼一样劲长不止。我们常常会走进庄稼地给羊拔草,也在寻找着能吃的野菜。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往豌豆地里跑。豌豆秧子每长高一点,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喜悦。豌豆秧子开花了,是那种小白色的花朵。豌豆秧子长出了小角角,我们就四处跑动,看哪里的豌豆角先能吃了。嫩豌豆角太好吃了,真是浑身都是宝。剥开豌豆角,嫩豆子水分很大,甜津津的,再把剥开的豌豆角皮的根部从里折下,放在食指上,大拇指压住往后一扯,豌豆角的里边的硬皮就撕掉了,外皮也是甜津津脆生生的,非常好吃。我们把豌豆嫩皮和嫩豌豆放在凉水里,喝水吃豌豆皮豌豆,水淋淋甜津津,我们百喝不厌。这种豌豆水成了我们最可口的饮料。

后晌放学,时间尚早,我吃过饭就提着筐子给羊拔草。

我刚走出大门,孝根就走过来了。我和孝根都是沙坡的孩子王。孝根性格好,又圆滑,总是笑眯眯的,是那种以柔克刚的人,在孩子中很有亲和力。孝根的父亲又是干部,家境好,是我们孩子羡慕的家庭,所以他不用使用暴力,就当上了孩子王。而我则是靠暴力征服了许多孩子才当上了孩子王。人常说,一山不能容二虎。我们两人却相处得极好。我和孝根一刚一柔,很少闹矛盾,把沙坡的十几个孩子都统治住了。

孝根说:“后山武家峁村的那片豌豆地的豌豆角能吃了。”

我惊喜地睁大眼睛,问:“真的?”

我们只盯着我们村的豌豆地,竟然忘记了那里也种着豌豆。

孝根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舅舅早上到我们家来了,给我了一堆豌豆角,说是在那里摘的。”

我大声叫道:“好!”

武家峁的那片庄稼地,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一群孩子,常常到这片庄稼地拔草、玩耍。地里的庄稼,也遭殃了,被我们踩得东倒西歪。在我们村的庄稼地糟蹋了庄稼,村里的人知道了,就会唾骂我们的,有时也会给我们的父母告状。可是在外村的地上瞎折腾,往往没有人追究责任。他们不会因为踩倒了庄稼,跑到我们村来兴师问罪。

我和孝根走在村道上,一路呼喊着我们沙坡上的孩子们。买定首先跑来了。

我讨厌买定,不高兴了就拿买定出气,可买定只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往我们跟前跑。

我和孝根、买定几个孩子几乎是一路小跑,向武家峁的地盘跑去。武家峁和我们村相隔不过五里路程,两个村子的好多地接连在一起。

武家峁的豌豆地里的豌豆秧子旺盛葱绿,翠绿的豌豆角挂在豌豆秧子中。我们疯狂地摘豌豆角。我们吃了许多豌豆角,心满意足地跑到旁边的白杨树林里休息。过了一会儿,上边传来了孩子们的吵闹声。

“这是哪方的好汉,我们会会。”我说。

大家跟着我向上走去。三四个孩子正在摘地吃豌豆角。这几个孩子好像是武家峁村的,他们是在吃自己村里的豌豆角。

我引着几个孩子走过去。

那几个孩子看见我们,住手了,想跑,又觉得太迟了,跑不了了,所以傻愣愣地看着我们。

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村周围的村子里的大人孩子大都认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些很霸道的家伙。

买定首先揪住一个孩子的胸衣,质问道:“谁让你偷吃的?”

这个孩子怯生生地说:“这豌豆是我们村的。”

我大声说:“豌豆是集体的,你们村的你们也不能偷着吃。”

我话刚说完,买定一拳打在这个孩子的脸上。这个孩子惨叫一声,跌倒了。别看买定常常在我跟前挨打受气,在比他弱的孩子面前,或者是我们和外村的孩子打架,他绝不心慈手软。买定挨个把每一个孩子打了一拳。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和根孝是从来不动手的。再怎么惩罚他们?买定向孝根请示,孝根又问我。这不是程序。买定常挨我的打,自然一直向根孝靠拢。孝根为人随和,在打架的事上从来不做主,所以他就征求我的意见。

没有反抗,再打下去也没意思了,我说放了他们。

那几个孩子走后,我们又坐下来吃豌豆角。

弱者受压迫没有反抗,并不等于心里没有恨意。那几个孩子见我们在吃豌豆角,偷偷地跑到山那边给正在锄地的大人告了状。

糟蹋地里的庄稼,打架斗殴,欺负小孩子…村里村外的人,都说我们这帮孩子是十足的浑蛋。武家峁村的人,对我们糟蹋他们村的庄稼,早有怨怼,还扬言只要逮住了我们,就扒我们的皮。他们早就想整治我们了,只是逮不住。这次他们终于有机会了。他们悄悄地包抄过来。当我们发现时,他们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近了。

我们提起筐子就跑。我们毕竟是孩子,哪能跑过他们。就在他们快要追上我们时,我们遇到了王保胜、王保忠几个大人。其实,我们知道村里的人正在那边锄地,我们有意往他们跟前跑。打狗还看主家哩。

武家峁村的几个人见到我们村的大人,火气一下子消了。大人追打小孩子,本来就犯了大忌。我们村又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村的人比武家峁村的人有威势。武家峁村的几个人不自在了,一个个不好意思地傻笑。

武家峁村的一个中年人说:“你们村的这些孩子,常在我们村的地上瞎折腾。不吓唬吓唬他们,他们就闹翻天了。”

王保胜看看我们几个孩子,以怜爱的口吻说:“日怪,这些孩子,在我们村的地上从来没有瞎闹腾过。”

王保胜长着络腮胡子,三角眼睛中的眼珠子黄得骇人,平时一脸的凶相,胆小的孩子见了他躲着走。他有时故意扮鬼脸装凶相,吓唬孩子们。好多孩子被他吓哭过。他今天的口吻让我感到惊讶。

王保忠也见不得我们这帮孩子,可是他的口气更强硬:“是不是你们村的风水不行?!”

这话把武家峁村的几个人给噎住了。他们竟然不知该怎么退场,傻愣愣地站着说不出话。还是王保胜圆滑,王保胜说:

“来,坐下抽锅烟吧。”

武家峁村的那个中年人说:“这地还没锄完呢。”

随后,这个中年人一挥手说了声“走”,然后自顾自地走了。

看来,这个中年人是个头儿,那几个武家峁村的人跟着他走了。

我们几个孩子得意地笑了。我高举起拳头,准备高喊一声“我们胜利了!”

王保胜突然转过身,瞪大了三角眼,咧嘴露出两排大黄板牙,嘴向我们伸了伸,好像要吃掉我们。

王保胜的脸说变就变,这一副骇人的神色,吓住了我们。我们一哄而散了。

王保胜吼道:“再糟蹋人家的庄稼,我就替他们扒你们的皮。”

我们跑了几步,就站住了。我们明白,大人们并不会追过来打我们。我们逃跑只是不想看到王保胜那种凶神恶煞般的模样。

我们向后瞭望时,才发现买定并没有随着我们一起跑,而是悠然自得地迈着八字步。他是王保忠的养子,王保忠和王保胜私交甚密,所以他不怕王保胜。这时他更想显示自己优越的地位。他的这种显示往往会换来我们对他的责骂和毒打,可他还是时不时地会优越一下子。我想:这小子又快挨打了。我突然明白,王保忠今天为什么为我们撑腰噎武家峁村的人,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帮孩子中有他的养子。如若今天买定没来,他说不定会帮着武家峁村的人责骂我们,出他对我们特有的怨气。

我们出来给羊拔草,可是筐子里还没有一把草。我们赶紧去拔草。天很快就黑了。我们扯下了几根树枝,架在筐子里,把草架在上边。

回到家院,母亲看到我提了一筐子草,高兴地说:“今天这筐子草够羊吃了。”

母亲回到家中,我把草倒进了羊圈。

第二天早上羊咩咩地叫个不停,母亲在草房里找草时,发现草没有了。

母亲问:“你把草全倒给羊了?”

我“嗯”了一声。

母亲又问:“那咋羊还饿得直叫唤?”

母亲有疑问了。不过,我每次拔不到草,就用树枝架草筐子,把草驮在上面,母亲却一次都没有发现。

春夏秋冬,不管是什么季节,都会有我们喜欢的地方。夏季我们爱到豌豆地里跑,到了秋季,我们首先是往枣树林里跑。沙坡大部分人家的脑畔上,都会有一大片枣树林。初秋时节,枣树上挂满了红枣。其实,这时的红枣还不红,是青色的。可是,我们一有机会,就往脑畔上跑。枣树林里往往长满了青草,人们先把小草锄掉,然后再用耙子耙。地耙过了,人们害怕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树林里,不敢轻易进去摘红枣。枣树的主人也能看出自己不在枣树林里时有没有人偷过红枣。从这个时间开始,我们就盼望着红枣快快地变红。红枣红了才又甜又香,好吃诱人。我们经常围着枣树林转。只要照看枣树的人不在枣树林里,我们就会扑进去,不管留没留下脚印,不管枣红了没有,摘一大堆。大人们看见,往往会说糟蹋世事哩。那些年月,家里除了能圈养猪和羊外,大牲口驴、牛等家畜都只能由集体喂养,树木归公所有,个人的枣树也收回归公所有了。我们等不到分红枣的时间,所以只能偷偷地摘红枣。

有几年时间,照看这片枣树林的都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子。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她是随着改嫁的母亲来到我们村的,不几年就嫁在他乡了。这小女子人很老实,一天几乎不离开枣树林,我们下不了手,只好天天围着枣树林边转。

有一天,我看见她把地上的红枣捡起吃,就对孝根说:

“这是集体的枣树,她照看枣树挣着工分,也不能随便吃集体的东西。她能吃枣我们也能吃。”

孝根眨眨眼,说:“对呀,是这么个理。”

我们一下子就涌进了枣树林。

小女子大喊大叫着跑过来了。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逃跑,理直气壮地面对着小女子。

小女子质问道:“谁让你们往枣林里跑哩?”

孝根笑眯眯地说:“我们要吃枣呀。”

小女子说:“这是集体的枣,你们不能随便吃。”

我说:“集体的枣,人人有份,你能吃我们也能吃。”

小女子说:“我是看照枣林的。”

我说:“你照看枣林挣着工分,又不是白照看哩。你不能占两边的便宜。”

小女子说不过我们,急得哭了起来。

我们疯狂地爬上枣树,开始摘枣。

我们每个人摘满了两口袋枣,然后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扬长而去。

小女子把我们抢摘红枣的事向大队报告了,大队罚了我们每人五毛钱,当然,钱是家长出的。这事闹大了,我们咽不下这口气。我们把学校的篮球借回来,有意抛在枣树林里,再跑进去捡。耙过的枣树林留下了乱七八糟的脚印,那女子费好长的时间才能重新耙好枣树林。我们折腾了几次,那女子就说她要向周老师告状。

周老师?我才不怕周老师哩。

周老师把我们沙坡的几个孩子叫到她办公室。

周老师的办公室不大,涌进来几个孩子,闹哄哄的。

周老师坐在椅子上,用她那甜美的声音给我们讲道理:什么宝贵的集体财产呀;什么偷吃东西不光彩呀。

我不想听。我突发奇想:要是周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偷吃豌豆角,那才热闹哩。我开始想象着周老师摘豌豆角的神态:苗条的身子弯下去了,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笑容,修长灵巧的手指触摸到了豌豆角…周老师已吃上了嫩豌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不由得发笑了。

周老师质问道:“你笑什么?”

我无言以对,只好装着老实的样子,低下了头。随即,我又偏着头,眼睛向上看着。我站立的姿势是稍息。我开始颠动着冒出来的右脚。我在表现着满不在乎的样子。

周老师看着我的右脚,突然笑了。她笑起来更迷人了,面色柔和,两眉弯弯,像两轮月牙,嘴角向上翘起,嘴巴也像更大的弯月。周老师所有的表情,散发出能把人感染起来又裹进去的氛围。

周老师收敛住笑容,又说:“爱护名誉要从小做起,养成一个好习惯,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品学兼优?从小做起?那么你为甚坐牢啊?周老师的声音不具有威慑力,我的思想又游走出规定的范围。

我们都是懒散的神态,根本没有把周老师的训导当回事。周老师有些气愤,站起来了。她只是站起来了,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服我们。我们这帮野孩子,只有使用体罚的方法,才能管束得住。不过,周老师从来没有体罚过学生。我们看出了,今天她也不会体罚我们。

突然,周老师不耐烦地说:“你们走吧,走吧!”

我们拥挤着跑出了周老师的办公室。

周老师没有管束住我们,不过,篮球我们是再借不到了。

我们和小女子较上劲了,想着法子整她。我们派人轮流偷偷照看她。只要她离开枣树林,我们就会跑进枣树林,不是摘枣,就是在枣树林里乱转,只要小女子捉不住我们,我们是不会承认进枣树林的。我们和小女子的较量直至红枣下树,分给各家各户。这时我们游走进另一片天地。

那是一个深秋的后晌,我们放学的路队一出校门,我就发疯地跑开了。校坡是下坡路,因为我跑得太快,身上的重量都传向脚尖,脚指头用力向前顶去,顶穿了右鞋头帮子,右鞋松了,从脚上脱落出去,摔在了下坡上。我赶紧收脚,可因为跑得太快,惯性太大,还是又向前跑了几步。我下去找到了鞋。右鞋头子顶开了一个大窟窿。我突然明白,那天我在周老师办公室时,我颠动着脚尖时,周老师为什么发笑,原来她已经看见右鞋头子磨烂了,只是她不好意思提醒我。我沮丧地望着鞋,真想把它摔到沟里去。这狠还真不能发。把鞋摔了,我明天就要赤脚片子上学。如今是深秋,天地都在发凉。我试着把鞋穿上。鞋大了,趿拉不住,走不快路。我又把鞋脱下来。脚底下冰凉冰凉的。我感觉到身后有人,掉过了头。是周老师。她手拖着艺艺。她正在观望着我的举动。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

后边的同学跟上来了。有些同学正以嘲笑的目光望着我。

周老师温和地问:“碰疼了没有?”

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

周老师又问:“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往我们家里跑。怎么现在见了我就躲起来了?”

那座院落,很少有人光顾了。我听大人们说,周老师坐了五年禁闭,才回到我们村当老师的。她的丈夫还在坐禁闭。这样的人家没有多少人愿意交往。我和大人的想法不一样。五年前,那座院落的主人突然消失了,我看到破烂的羊圈栅栏,还有那些血迹,还有锁上的窑门敞开的大门,感觉到那里笼罩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就再没有走进那座院落。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主人是怎么消失的,羊怎么就不见了,那血迹是怎么来的。

我张了下嘴,欲说又没发出声音,垂下了头。

突然,周老师语气沉沉地说:“你走吧。”

周老师的话音刚落,我就转身跑开了。

进了家门,我找出了父亲的旧鞋。父亲的旧鞋头子也穿洞了,皮匠给鞋头钉上了皮子,可鞋底子也磨穿了,父亲的旧鞋不能再穿了。我将钉在父亲鞋头子上的皮子拆下来,把皮子浸在水里,皮子就软了。我找到针和细麻绳、锥子,开始钉鞋。我的鞋子每次破烂了,母亲总是这样给我钉鞋。

孝根推门闯进来了。

“快走,快走。”孝根催促道。

“鞋穿不成了。”我说。

孝根说:“再迟了就看不成打场了。”

我总不能赤着脚到场上去呀。再说了,我明天还要穿鞋哩。

我还在钉鞋。孝根没话说了,凑在我跟前,看我钉鞋。

我钉好了鞋,孝根忙说:“快走。”

我还没有吃饭。我揭开锅盖。锅里的饭是黑豆糊糊稀饭。我拿起勺子舀了一碗,一口气就吞灌下去了。我又拿勺子舀了一碗,又一口气吞灌下去了。两碗稀饭,我用了不到三分钟,就吃完了。

吃罢饭,我和孝根一起向场上跑去。

场上就是打谷场,实际上叫场,为了叫得顺口,我们往往叫场上。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大沟深,很少有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平整土地,所以场是人工修筑起来的。场往往会修筑在离村子近的地方,比村子高的地方。要么是在脑畔上边的小山头上,要么是在脑畔上边的小山上边的大山头上。夏天或初秋雨后,是整修场的最佳时机。大人们赶着一群羊去踩旧场。踩场时先把场面像翻地一样用铁锨翻一遍,把羊赶在场上踩踏,然后将新土撒上,再把羊赶进场上进行踩踏,踩实后再撒一层新土,再赶着羊去踩踏,往复几十次,场才能踩好,再用锄头锄去浮土,就是一盘崭新的场。羊踩过的地方又瓷实又没有坑坑洼洼,经久耐用,比老土还坚硬结实。对场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不是连枷打谷时的力量,而是我们这帮孩子。

少年时代,我们盘踞玩耍最多的地方,就是场。

我和孝根来到场上。已有几个孩子到了场上。他们看见我和孝根,跑了过来,围在了我们身边

今天打场是在打高粱。高粱成熟后,人们就地用剃头刀割下穗子,然后捆住运在场上,过后将高粱秆砍下,直接背到了家里。

大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双手握着连枷,一排起一排落,打场上的庄稼穗子,整齐、有气势、有节奏,真是太好看了,我们这群孩子百看不厌。我们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加入打场的行列。

场边放着谷垛子。割谷子的时候左手抓谷穗下的细秆,右手或拔或用割谷镰割,这样谷穗子好往齐并,不管是割谷子还是拔谷子,都带着秆子,然后捆成一大捆,运回来,用铡刀一铡,穗子就和谷秆分离了。打场打什么是有次序的,还没有到打谷子的时间,谷子一捆一捆地码在场边。我们骑在谷垛上,看打场。

我们刚骑到谷垛上,大人们就停止了打场,开始用木杈或者是铁杈把草木挑出去,再将粮食扫成堆,然后用木锨铲起,高高一抛扬起来,经过风,就把粮食中的碎柴草刮出去了。有人扬场,有人会在头上披上布袋,用扫帚轻轻地把还没有刮出去的柴草扫出去。扬下来的粮食落在扫场人的头上,由于有披在头上的布袋护着,钻不进衣服里。干净的粮食就是经过这么一道又一道的工序剥离出来的。我们是看着打场长大的,当初不明白场为什么就要修筑在山头上,其实就是为了山头上四面无阻挡,有风,风顺畅。山头上经过的小风最适合扬场。没有风,是扬不成场的。有时没有风,大人们就打口哨,说打口哨能叫到风。打口哨真的能叫到风吗?不管相信不相信,世世代代打场的农民都是这样叫风的。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扬过粮食,粮食干净了,就堆起来。大人们点上马灯,开始分粮食。这时大人往往不会注意我们。因为他们要监视分粮食是否公平。分粮食是有奥妙的。扬场时,比如说是东风,那么西边的粮食颗粒就不好,因为风是一样的,刮得远的粮食肯定颗粒不饱满,比较轻。早早落在扬场人身边的粮食分量重,自然颗粒饱满。粮食推拥成堆,风这边和风那边的粮食也就不一样了,打场的人清楚哪边的粮食好。他们也大都在参与分粮食,他们是不会吃亏的。吃亏的人就是没有在场上干活儿的人家。所以分粮食时很多人都在盯着打场人在什么地方分粮食,自己也找种种借口,要么要求早分粮食,要么要求迟分粮食。大人们一心为分粮食斗心眼儿,我们可以任意玩耍了。其实,我们早就盯着糜草架了。糜子是簇不是株,穗子又七高八低,太散,不能用铡刀铡穗子,所以只能铺在场上,穗子与穗子码在一起,铺成一排又一排,用连枷打过糜子后,人们把糜草搂在场边。人们害怕糜草堆在一起发霉了,就用木棍垒成三脚架,然后把糜草驮上去,三脚架下成了空洞,能通风,所以糜草就不会发霉。钻进糜草堆里,尽管会沾上一身糜草,糜草还会钻进衣服里、头发里,浑身极不舒服,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往糜草堆里钻。在糜草堆里可以隐藏起来,也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对方扯一把,那真是太好玩了。

我不管玩什么,都有拼命三郎的劲头,正因为我玩得疯狂,靠暴力征服了大多数孩子,才当上了孩子王。我首先上了糜草架,孝根也上来了。接着又有几个孩子上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上了糜草架,然后又跳了下来,再上去,再跳了下来。突然糜草架摇了几摇,倒塌下来,我们一惊,滚出糜草堆。大人们看见糜草架倒了,叫骂着跑过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一哄跑了。我听到有人说不要骂了,看有没有把孩子压住了。

头天出了乱子,我们接连几天不敢去场上了。

不几天,父亲就到城里卖骡子去了。那头大红骡子忙活了大半年,刚到了休息的季节,就被人们往出踢了,颇有些卸磨杀驴的意味。这头骡子本来挺有力气的,可后来不知哪根神经有毛病了,时不时地伸嘴咬人,所以小队长王保胜派我父亲和饲养员去卖骡子。父亲不在家,母亲打发我拿着布袋到场上分谷子。

分谷子开始,王保胜说:“先给冯兆年家分,分好了派人给他们送回去。”

小队会计报了给我们家分的谷子数量。王保忠拿起斗和升子,走在谷子堆南边,放下,表示在那里装谷子。负责往斗里装谷子的人用簸箕把斗装满了,王保忠用手往平抹斗上的谷子。抹斗的人手高,粮食就凸起来,手低,就会凹进去。王保忠用手一抹,斗里的粮食凹下去了。王保忠右手提起斗,半蹲着放在左大腿上,准备往我拿的布袋里倒。这就是看人下菜,欺我太小。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这时,王保忠喊了一声:“快,死眉瞪眼,没一点出息。”

王保忠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出这么恶毒的污辱人的话!我的脸红了,气粗了,胸膛里的心直蹿。此时,我真想扑上去,扒王保忠的皮,抽王保忠的筋。

我依然没有动。

王保忠看着我没有动,又叫了一声我身边的金锁,让金锁帮我装粮食。金锁夺过我手中的布袋,撑开布袋口子。二斗谷子装进布袋,又量了三升。升子小,十升才是一斗,可是,王保忠用同样的手段,用手抹升子上面时,凹进去了。分罢我家的谷子,会计叫到了王保胜的名字,王保忠竟然转了半圈,走到北边装谷子。

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常常听大人说起风头风尾粮食好坏的事情。我看出王保忠给我家分了秕谷子。母亲让我分谷子,一是为了送装粮食的布袋,二来是看分的粮食够不够数,好不好。可我这看和不看一个样。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人小吗?!我是又气又恨。这谷子我不能要了。我一扭头就走了。我听到王保胜说金锁快把谷子给冯兆年家送过去

金锁帮着母亲把谷子倒进瓮里。母亲抓起一把谷子,拿在灯下,展开看了看,又用手指搓了搓谷子,问:“今年庄稼长势不错,怎么这谷子都是些秕谷子?”

金锁笑了笑,说:“王保忠分的谷子。”

金锁是不想让母亲误会自己,才这么说。

母亲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没有说什么。

金锁走后,母亲说:“王保忠真是个没儿和尚。”

好多人背地里骂王保忠时,都会骂一句:“没儿和尚。”王保忠夫妇不知是谁有问题,没有生育,直到人到中年才抱养了买定这么个儿子。他也不能算没有儿了,但这种骂法还是流传下来了。

父亲回来,母亲把分了些秕谷子的事给父亲说了,父亲说了一声吃亏是福,没再吭声。父亲的脾气挺大的,可是遇到这种事,却没见他发过几回脾气。土地都由集体种,每一户都分一点自留地。我们的自留地总会被挨我们自留地的人家占一点。父亲发现了,也总是说地界有讲究,他们挪地界对他们的儿女不利。我认为父亲自欺欺人。所以,我没有对父亲说一言半语场上分谷子的细节。然而,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冬天,场上的营生做完了,场上不再出现大人们的身影,只有我们这帮孩子在挣命造怪。我们玩花招、干坏事,大人们都会说那些老家亲又在挣命哩,又在造怪哩。我一直以为挣命和造怪是土话,细深究,却发现挣命和造怪形容调皮的孩子,简洁而形象准确,内涵丰富。就是老家亲的叫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很老的家族亲戚,再干什么不得体的事,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调皮的孩子,你只能当老家亲看待了,因为无可奈何。

秋天场上有成堆成摞的糜草干草,我们经常玩捉迷藏,冬天我们在场上玩的最多的项目是打仗。我带几个孩子,孝根带几个孩子,成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在场塄这边,一支队伍在场塄那边,互相摔土疙瘩打对方。一支队伍准备下的土疙瘩摔完了,另一支队伍就会上了场面,向对方的阵地冲。有时对方的土疙瘩摔出来得太慢,一方就会判断出对方快要弹尽粮绝了,几个人摔土疙瘩做掩护,几个人爬上场面,匍匐着向对方阵地爬行。只要到了对方的阵地上,就是胜利了。久攻不下对方的阵地,我们两方的司令就会站出来谈判。

我和孝根站在场中央,双手叉腰,威严地向对方谈条件。

我从衣袋里拿出了“纸烟”。孝根也拿出了“纸烟”。我们叫香烟就叫纸烟,可我们的“纸烟”与纸烟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将细高粱秆截成纸烟长短的短杆,剥掉皮,然后用细铁丝在高粱秆中竖穿开细孔。高粱秆的芯秆质地松软易燃,又有细孔,所以就能吸着了。我们经常特制这样的“纸烟”。这“纸烟”比真正的纸烟呛人多少倍。我们吸上两口,就要咳嗽两声。可是,在一些威严的场合,我们经常吸这样的“纸烟”。我们各自点燃了自己手中的“纸烟”,神态极其的威严。

在谈判时,我们互不相让。

孝根提出暂时停火。我知道他们准备下的弹药快用完了,就来个缓兵之计,然后补充弹药。

我说你先提出停火,等于你们招架不住了,要么你们投降,要么接着打。

孝根说那还谈甚谈。

孝根不回自己的阵地,我也不能回去接着打。谈判陷入了僵局。

有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我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把你们的人给我一个,可以暂时停火。”

他们给我一个人当人质,等我们把土疙瘩准备充足了,再放人,互相才可以接着打。要不,主动权回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想什么时间开打就会什么时间打。

作为胜利者提出这个条件不过分,孝根想了想,问:“你要谁?”

这时,我想到了买定。买定到了我们这边,就是俘虏,我可以随意惩罚俘虏。

“你怎么总是要欺负买定?”孝根问。

孝根不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自己的真实意图。我说:“谈判是对等的。不能只有你提条件,我不能提条件。”

“行。”孝根答应了由买定当人质。

我想大便,所以想到了惩罚买定的绝招。我跑到一个土渠里,蹲下大便过后,把屎埋了起来。我又把我手下所有的孩子叫来,说:“这里是我们取弹药的地方,买定先挖。”

买定两手刨了几刨,就刨到了两手屎。买定突然哭叫道:“你这是欺负人哩。”

我们一群孩子大声笑了。

这次战斗结束,买定把自己刨到屎的过程给孝根说了:“我再也不当俘虏了。他们成心整我。”

我说:“我们不整俘虏难道整好同志?”

买定知道我在有意欺负他,第二天提出要分在我们的队伍里。我同意。战斗打响,对方的火力正猛的时候,我要买定向对方阵地冲。

买定哭丧着脸不想冲。

我说:“你不冲,就是临阵脱逃,我要用军法处置你。”

军法处置,就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买定无奈,只好爬上场塄,在场面上匍匐着向对方阵地爬去。

见有人往过爬,对方的土疙瘩一齐向爬行的人扔来。而我们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火力压制对方的火力,可这时我偏偏下令停止攻击。对方的土疙瘩打在了买定的头上身上。买定抱着头退回来了。刚退到场塄,买定哇的一声大号。

我们围过去,看见买定鼻子里正往出流血。

我站起向对方喊话:“不要打了。我们的人挂彩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买定不和我们一起玩耍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最终他还是凑在了我们跟前。这一次他不再听我的话,叫他冲锋他不冲锋,叫他刨土他不刨土。我终于亲自动手了。我一把把他摔倒,然后骑在他身上,大声骂道:

“老子不用军法,这天下不乱套了?”

我用拳头狠狠地打买定的臀部和大腿。买定一边挣扎着反抗,一边大声叫骂。我越打越狠,直到买定停止了叫骂。我竟然把买定打得腿瘸了,回家走路时一拐一拐的。我欺负买定,买定好像从来不给父亲告状。这次他好像回去给父亲告了状。这还了得!王保忠就上我们家找我。

我正准备去给二婶家还一个瓷盆,刚走到硷畔上,和王保忠狭路相逢了。我从小就觉得王保忠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他对我们还有我们那些姓王的小家族的人,成见甚深,就是他们自家小家族的两三家人家,他都说三道四,一口一个不成器。村里有那么几家人家,日子过得一般,在村里也没什么势力,可是他对那几家人家特好,见了他们的孩子,就抚摩着孩子的头,亲昵地问长问短。有时,他身上有几颗红枣或者花生什么的,就掏出来给那些孩子,受他歧视的孩子,他一概看都不看一眼,更不要说给吃东西了。村里在给孩子们吃东西的事上有讲究:要吃给在场的孩子都吃,不给吃一个孩子都不要给吃。大人馋孩子是有罪孽的。他不讲这一套。所以有人说他是坏心肠子人。他爱那些孩子,或许有道理,可是我们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憎恨我们呢?有人认为,他没有生养过孩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心理变态了。后来,他收养了一个孩子,给他开门。门,就是指一家人家住的地方的门。住的地方有人开门,说明这家人家有后代,就是有根种,也叫开门;哪家人家没有后代了,不开门了,一说是断根,再就叫黑门了。所以门用在家族中就是传宗接代的意思。

王保忠一手紧紧攥住我的一只手,黑着脸,嘴上叫骂着谁的候老子,你看你把买定打成甚样子了。

看就看,我不怕。我心里有些胆怯,却表现出心横气壮的样子。不过,我并不是情愿跟着他走,是他拽着我走。我一边走一边想,只要他对我动手,我就把手中的瓷盆摔在他的头上。

他把我拽到他们家的大门边,质问道:“说,你再打不打买定了?”

我看出了,王保忠并非真的要打我,就是想吓唬我的。他毕竟人到中年了,明白大人是不能打孩子的道理。

我没有吭声,不过拧了几拧脖子,显示出不服气的劲头。

王保忠气咻咻地说:“你要是再欺负买定,我不扒了你的嫩皮才怪哩。”

我大声喊道:“你给我们家分秕谷子。”

王保忠一怔,骂道:“这狗日的有出息了,会记仇了。”

有人出现在了我的身后,王保忠愣住了。

我掉过头,是周老师。

我被王保忠污辱控制的情景让周老师看到了。这脸面丢大了!我突然不顾一切地奋力用头向王保忠撞去。

王保忠被这猝不及防的一撞,一个趔趄,松开我的手,摔倒了。

周老师喊道:“冯凯盈,你干什么?!”

我不服地喊道:“他大人欺负孩子。”

我的这句话是有杀伤力的。大人和孩子闹纠纷,不管谁对谁错,首先应该谴责的是大人。孩子不懂事,你大人也不懂事?

王保忠让我这么一头撞过去,看上去我们真的是在打架。王保忠是大人,理不在他这一边,还受到了猛烈的撞击,摔倒了,在周老师面前又不能还击,自然有些懊恼,所以坐着没动,也没有出声。

周老师说:“冯凯盈,你还真无法无天了,竟敢在我面前打人。快把老王扶起来,给老王赔礼道歉!”

我嘴上没有吭声,心里却说:“让我赔礼道歉?!没门儿!”

周老师走到王保忠面前,说:“老王,对不起了。我没教好学生,让你受惊了,我向你赔礼道歉。”

王保忠站起来了。

我害怕王保忠站起来报复我,转身就跑。突然,我听到王保忠说:

“你这种人,能教出好学生吗?”

我停住了脚步,掉过了头。

周老师的脸红了,眼眶里涌出了泪花。

王保忠却自顾自地走进了大门。

周老师受委屈了,是我造成的。我心生愧意,也更加仇恨王保忠了。我真想闯进王保忠家的大门,和王保忠打上一手。

我站着没有动,呆呆地望着周老师。

周老师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向我摆摆手,示意我走人。

我突然向周老师说道:“对不起了,周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周老师,而且是出自内心的呼唤。

周老师惊讶地望着我,随后,竟然说了一声:“谢谢。”

这次该我惊讶了。

收拾倒庄稼,打罢场分罢粮食,庄稼人闲下来了。他们会坐在面朝着太阳的角落里晒太阳,说散散话。我们这帮孩子是闲不下来的。我引着孩子们到处乱跑。孩子是不长记性的,也没有骨气,买定还是天天往我跟前凑。他不往我跟前凑,就被孤立起来了。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耐不住寂寞。尽管王保忠会吩咐买定不要和我一起玩耍。

时令到了小寒,杀羊季节到了。只要有人家杀羊,我们就会跑过去看的。大人们剥羊皮,我们孩子们帮着捉羊蹄子。主人大方一点,会将羊尾巴梢子割下来,送给我们。尾巴梢子充其量就是大人手指般大小,但我们如获至宝,喜滋滋拿上羊尾巴梢子跑了。我们捡些柴火,垒几块石头,在石灶子里烧羊尾巴梢子。烧烤好羊尾巴梢子,我们就分开来吃。烧焦煳味、羊膻味、羊毛味混合起来,不是很可口,但我们嚼起来是津津有味的。只能是嚼,不能吃,因为分到口中的羊尾巴梢子还不足一口,吃进去就全完了。

一个冷清清的星期天,我吃过早饭,就出了门。我在硷畔上溜达起来,看谁家杀羊。

王保胜扛着桌子走过来了。

我看出那是杀羊桌子。我就跟在王保胜身后。

我跟着王保胜进了王保胜家的大门。

王保胜家的院子已站着几个孩子,等着看杀羊。

王保胜摆好桌子,把尖刀放在桌子上。

王保胜从羊圈里拉出来了一只绵羊。

金锁拿起了尖刀。

王保胜两手捉住绵羊一侧的前后腿,一提,把绵羊提在桌子上,按住。绵羊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地挣扎。金锁看见绵羊在乱动,不好下手,放下刀子,也帮王保胜往住按绵羊。王保胜和金锁两人把绵羊摁住了。绵羊被摁牢了,乱动不成了,只能不住地吭吭。金锁两手按绵羊,就没有人持刀杀羊了。

王保胜看了我一眼,说:“凯盈,帮我按羊,让金锁杀羊。”

金锁说:“这羊劲大,他是按不住的。凯盈,你敢杀羊吗?”

我愣住了。

金锁讥笑道:“都说你小子胆子大,其实也是个胆小鬼。”

我胆小?你真小看人了。我走过去拿起尖刀,说:“我不晓得哪是杀口啊。”

王保胜问金锁:“他能行吗?”

金锁说:“只要刀子扎在杀口上,扎穿了脖子,就行了。来,我给你指杀口。”

我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手拿尖刀,站在绵羊的头颅边。

金锁腾出一只手,指了绵羊脖颈,说:“就在这里往进扎。”

绵羊又开始挣扎弹动了,金锁急忙收回手,往牢摁绵羊,还说:“这羊好大的劲呀。”

我照着金锁指过的地方,一刀子扎下去,扎进了绵羊的脖颈。

尖刀没有扎深,绵羊的头颅伸了几伸,还在做垂死的挣扎。

金锁说:“杀口对了,再用力,往深扎刀子。”

我又一用力,尖刀扎穿了绵羊的脖颈,羊血顺着刀尖流出来了,流进了先前放好的接羊血的瓷盆里。

绵羊弹动的力度越来越小,渐渐地瘫软下来了。王保胜和金锁松开了手。

王保胜在我头上拍了一下,说:“行啊,你小子。我活了四十几岁了,还不敢给羊捅刀子,你一上手就把杀口找到了。”

我敢杀羊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

我去看杀羊时,往往有人会让我替他们往羊脖颈上捅刀子。他们在试我的胆量,也想看看孩子杀羊的过程。看到我杀羊的过程,他们大都有些吃惊。

有一天金锁笑着对我说:“有人敢递刀子,你就敢杀人。你真是个土匪。”

我说:“老古人不是常说,不怕杀人的,就怕递刀子的。你比我更坏。是土匪中最坏的土匪。”

王保胜大声笑了,说:“这小子了不得!说话有分量。那就叫金锁大土匪,叫冯凯盈小土匪。”

从那时起,村里的人就叫金锁大土匪,叫我小土匪。

以前,有人说起我时,说那是个黑皮。如今有人说起我时,说那是个土匪。我并不介意。金锁是大队的民兵连长,也是村里有威信的人,都叫大土匪,说明人们对土匪这一称呼是善意的。我甚至觉得土匪比黑皮的含意友善多了。

十一

我替人杀羊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了,可父亲一直没有说起过关于我杀羊的一言半语,也许他还不晓得。也许他晓得了,觉得杀个羊算不了甚事情,不想说什么话。

我不希望父亲晓得我杀羊的事情。他一旦晓得我那疯狂的举动,会责骂我的,因为我当屠夫与他望子成龙的期望不能相符。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坐在后炕上,神色凝重,慢腾腾地吸着旱烟锅。母亲拿着布团,在这里擦擦,那里揩揩,同时也在往周正摆那些没有摆好的物件。这个家是乱七八糟的,地上放着瓮瓮罐罐,炕上放着的除了那顶破旧的门箱外,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我觉得母亲日夜操劳地收拾这个家是白费功夫。这样的家是收拾不好的。

父亲的坐姿是我自岿然不动的神态,可他面前的煤油灯火苗轻轻地摇曳晃动,把他那映照在墙壁上的影子时而拉长,时而变短,时而扭斜,端正的影子却很少出现。父亲一生行得端立得正,那影子却极力在歪曲父亲的形象。父亲接连吸了几锅旱烟后,把旱烟锅放下了,然后靠在了墙壁上,两眼盯住了我,接着就以嘲弄的口吻说:

“你长本事了,都成了屠夫?”

我没有吭声。

父亲还是那种腔调:“你从黑皮变成了土匪,长进不小。”

父亲的脾性不太好,可对我的态度总是很慈祥的,除非我不听他的话继续出去闯祸。

父亲说:“人家叫你做甚你就做甚,不管能不能做,你都做。你说你成了甚样子?”

我终于说话了:“也就是耍一耍。”

父亲怒吼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叫耍吗?”

我不服气地说:“又不是杀人哩。”

父亲恨恨地说:“我看你也快到了杀人的地步了。你都十来岁了,再不往人路上走,一辈子就完了。人活着,就要熬个好名声。可你怎么就不把名声当一回事?!”

甚叫人路?我不懂。我也不想懂。我只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父亲的话,我听不进去。

第二天,放学,我们沙坡的路队出了校门,还没有下校坡,就乱了。我一下子就跑在了前头。我性子急,不管做什么,总想走在人前。周老师住在沙坡上,是我们的路队老师,走在后边。路队大乱,散开了,她无法再整好路队了,所以,她没有像以往一样,叫喊着往好整路队。我刚进入沙坡,遇到从娃家在杀羊。还是金锁在当屠夫。金锁这人胆子大,也是热心肠人。每遇到杀羊的季节,不会杀羊的人家,都会请他当屠夫。

金锁看见我走过来了,说:“小土匪,再帮大土匪把这只羊杀了。”

我有点犹豫。父亲骂我的话犹在耳边,我就再拿屠刀?

金锁说:“小土匪是小混混,大土匪是草莽英雄。一个男子汉能当上草莽英雄,那就不简单了。你要当草莽英雄,不能当小混混。”

我不屑地说:“当草莽英雄有甚意思。我长大了,要当将军。”

金锁说:“不上战场怎么能当上将军呢?”

我说:“我长大了就要上战场。”

金锁说:“上战场就要杀敌人。连羊都不敢杀了,你还敢杀敌人吗?”

“谁说我不敢?”我说着走过去了。

金锁把刀子递过来了。

我拿起刀子。

金锁和从娃父亲两人把羊按在了桌子上。

我很麻利地一刀捅在了羊的脖颈上,再一用力,就扎穿了羊的脖颈,羊血顺着刀尖流出来了。

从娃的父亲说:“真利索,像个屠夫。”

我抬起头时,看见周老师站在我们对面,骇然失色地望着我,随后双手蒙住了脸面。艺艺胆怯地搂着母亲的大腿。

这天后晌放学,周老师走在路队的前边。她怕路队再乱了。艺艺走在路队的后边。艺艺在我眼中是小不点,我很少正眼看她一眼。路队快进入沙坡时,周老师绕在我身边,说:

“吃罢饭,到我们家来一趟。”

我不明白周老师为什么叫我去她们家,就望着周老师。

周老师威严地看着我,随后她强调道:“我在等着你。”

十二

幽深、灰暗,这座背靠在小山坡的坐北朝南的院落,后晌照不上一丝阳光。我走进院子,浑身有些发紧。五岁那年逃出这座院落,我再没有走进来过。恐怖、害怕、逃离,我心里的那片阴影挥之不去。我一直羞于向人提及在这座院子里的遭遇,包括父母亲。人性中有胆大妄为的一面,被我肆无忌惮地张扬出来了,同时,我隐藏住了胆小怕事的那一面,不想让人看到。我在极力营造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形象。我茫然四顾,目光落在了墙边的地上。那里曾经是血迹斑斑,如今一片灰白。风吹日晒,涂抹在大地上的色彩终将剥离褪去,呈现出来的终将是土地的本色。我又向羊圈望去,羊圈四方四正,羊圈栅栏拦在羊圈门口,整齐而井井有条,只是看不到羊的踪影。

周老师站在门口。我不晓得她是什么时间出来的。她也望着羊圈,似乎在寻思着什么。

我叫了一声:“周老师。”

周老师说:“这羊圈里没有羊。”

我说:“你原先住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几只绵羊的。”

周老师说:“你的记性真好。那时你才五岁。”

周老师向我走近了几步。

周老师又问:“你还记得什么?”

我说:“我最后一次离开这里,那些绵羊不见了,还有很多血迹。”

周老师惊讶地问:“从那天开始,你再没有走进这座院子?”

我点点头。

周老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这里发生了甚事,你也不见了。我只觉得这座院落很神秘,也很恐怖。”

周老师勉强笑了一笑,说:“是有些神秘,听起来真的很恐怖。你大概是从大人口里听来的。”

我说:“不,我回避着任何与这座院子的话题。”

周老师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喜欢记忆中的那个年轻女子,可她成了犯人,后来又成了老师。我喜欢她优雅的气质,也喜欢她讲课的声音。只是她坐过牢,是曾经的犯人。犯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犯人就是坏人。我们痛恨犯人,也痛恨坏人。她曾经是个犯人,可她在我心目中不是坏人。我越来越倾慕周老师了。可我心里时不时地泛起美中不足的滋味。我不能把心中的这些秘密泄露出去。我没有吭声。

周老师说:“那我就告诉你,这院落就是人们说的凶宅。听说好多年前,这里住着的一家四口人,都得了怪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相继去世。人们说这里的风水不行,是凶宅,没有人再敢往进住。我们两口子刚到你们村,没住处,大队的干部就安排在了这里。当时我没有听说这里是凶宅,就住下来了。后来住习惯了,再听人说这是凶宅,反倒不以为然。不过,最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很难过。”

周老师说着,垂了垂头,两眼流露出伤痛的神情。

周老师又说:“那些人闯进来,野蛮地把羊杀死了。说是养羊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我刚到你们村,没有分配工作,闲着觉得无聊,就养了几只羊,没想到,养几只羊也成了我的罪过之一。那时候我的艺艺出生还不到一年。我们母子被他们关了五年的禁闭。”

周老师的眼角浸出了泪水。

艺艺也从门里出来了。

艺艺叫道:“妈妈。”

周老师俯身把艺艺搂抱了起来。艺艺用小手揩去了周老师眼角的泪水。我想,要是我能用手揩去周老师眼角的泪水,那该有多好啊。或者,能让周老师抱一抱我。

艺艺跳下来了,说:“妈妈,你抱上我会受累的。”

周老师说:“你回去做作业去,我和你凯盈哥说说话。”

艺艺跑回去了。

艺艺性格柔顺,也很听话,大概是因为出生不久,就进了牢房里长到五岁的缘故。

周老师突然说:“从那时起,我没有再吃过羊肉。我看到有人杀羊,心中就产生了恨意。你是我的学生,我不希望我对我的学生产生恨意。那样我自己都会发疯的。我想让我的学生一个个都成为文明的人,永远不干野蛮愚蠢的事情。”

我明白周老师为什么叫我到她家来了。周老师因为我受过王保忠的气,我理应照顾周老师的情绪。我表态道:“我不会再杀羊了。”

父亲都没有管住我杀羊的行为,我却听了周老师的话。

周老师欣慰地说:“凯盈,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你虽调皮,但你也很可爱。”

可爱,这个词语出自周老师的口中,我的血液沸腾了,身心膨胀起了幸福豪迈的情绪。从来都没有人说过我可爱。我经常听到的是呵斥声。说起我时,好多人都说那是个黑皮。出自周老师口中的可爱的评价,鼓舞起我做一个可爱的人的信念。以后我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不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可爱的人,但做一个有社会价值的人的信念,始终没有变。

我本来还想问周老师为什么要到我们村来,为什么会坐禁闭,可浑身被幸福豪迈的感觉淹没了,忘记了想要问的话。

十三

我出了周老师的家院,太阳快要落山了。冬天的后晌,太阳坠落得非常快。两座大山,遥遥相对,村落坐落在东边的大山腰上。村脚下,往往还会有一条小河。陕北的村落,大都是这种格局。太阳坠落在西山里时,阳光在渐渐向村背靠的高处退去。

追逐阳光。我们一群孩子们经常会追着阳光向山上爬,阳光退一点,我们就向上爬一点,始终要处在阳光里,直至山坡上的光线全部消失。

我左顾右盼,看不到一个孩子,我一人爬上了村坡,开始追逐阳光。爬上陡立的山坡,地势平缓了许多。这是一片杨槐树林,是兔子、獾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这里虽然离村远了些,但像我这样十来岁的孩子并不害怕。阳光在平缓的地方退得非常快,我也跑得更快了。然而,眨眼之间,阳光一跃就飞逝而过,只有在遥远的东边才能看到一点阳光,正在我不服气地盯着那点阳光时,那点阳光也一闪不见了。天地渐渐地暗淡了,我只好踅身往回走。因为有些累,还因为懊丧,我垂着头,无精打采的。

突然,我看见我行走的左边躺着一只灰色的野兔。我一惊,急忙跑过去。这是一只死野兔,脖子上络着铁丝。兔子周围有不少兔毛,还在土地上留下了挣扎的痕迹。看来,野兔在临死前拼命挣扎过。我蹲下身子,翻动了下野兔。野兔的身子软软的,还有余温,好像刚络死的。野兔来回大都是走一条路,而且会走出细细的几公分宽的小路。套野兔的人就把铁丝扎绑在小路边的树根上,然后压在土下,引在兔路上,再把铁丝扎成活圈。野兔疾跑和天色暗淡时,看不清铁丝套,就会一头钻进铁丝圈,一下子就被套住了。野兔越挣扎,脖子就会被铁丝络得越紧,也死亡得越快。

七十年代初,我们村还是个封闭的山村,庄稼人很正统,很少有人打猎下套子。只有拴牛一人在干这种事。乡村集体生产劳动时代,生产队曾多次派拴牛在外边当民工,那时的民工由生产队派遣,不挣钱只挣大队的工分。拴牛经常向人们吹嘘他修建过什么大水电站大水库大学校,吃什么大白面馍肥猪肉片。在我们村,他真的算是见过世面的人。那几年政策松动了,他就上山套野兔,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我看到拴牛一只一只往家里提野兔,眼馋得发酸,就央告着父亲也下几处套子。父亲眼一瞪,吼道:

“那是正经庄稼人干的营生吗?!”

这套子肯定是拴牛下的。也就是说这只野兔也归拴牛所有。突然,我头脑冒出了一个想法:这野兔很可能是在我追逐阳光时被惊动了,往回奔跑时钻进了套子。他拴牛下的套子,我追赶了野兔,野兔才被套住了。这只野兔应该有我的份。这样一想,我毫不犹豫地解开了铁丝套子。

太阳已经落山,远近一片灰暗。我提着野兔,向村里走去。我走得很有劲头,颇有些凯旋的将军的气势。

走到大门边时,我沾沾自喜的头脑突然清醒了:怎么向父亲说野兔的来由呢?这野兔算捡的还是偷的还是真如我想的是我应得的份?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了:野兔不管是怎么得来的,凭父亲的秉性,父亲绝不允许我带回家。父亲常对我说:“爱占小便宜沾人家的光的人没出息。”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听到父亲和母亲吵架。

母亲质问道:“那是咱们家的柠条,我还准备过冬烧哩,怎么让丑小子背走了?”

父亲说:“丑小子那人不成器,背走了咱家的一捆柠条,也发不了财。他那人,一辈子干不成大事情。”

母亲说:“你行得端立得正,也没见得你干成甚大事情。”

父亲说:“我没干成大事情,可我在村里有好威信。我教育的儿子一定能干大事情。你看丑小子的那两个小子,从小就偷鸡摸狗,谁不指着脊梁骨骂祖先。”

这时母亲好像不记得是在和父亲吵架,叹息了一声,附和着父亲的意思说:“那两个小子也真不争气。长大恐怕连媳妇都没人给。”

我听到母亲好像向门边走来了,急忙推门进去了。事后母亲说父亲上山背柠条时,发现柠条被人背走了,脚印是新的。父亲就顺着脚印追上了那个背柠条的人。看到偷柠条的人是丑小子,父亲一声没吭。父亲后来对我说,和丑小子那种没人味的人较高低,会降低自己的威信。

父亲就是这么个注重威信的强人。他发脾气时,我们一家人都不敢吭声。如果我回去说了野兔的来由,父亲不打我一顿才怪哩。想到这里,我的头大了。野兔肯定是不能往家里带的。那么,该死的野兔再能往哪里拿呢?怎么才能吃上兔肉呢?我从来没有吃过野兔肉,太想吃这野兔肉了。我们一年四季吃不上几顿白面大米,可是经常能吃到猪肉羊肉,因为我们这地方小麦产量不高,所以很少种小麦,没有水地,也就不种稻子,而我们家家户户都养着猪羊,所以就能吃到猪肉羊肉。

没有处理野兔的好办法,我只好把野兔送给拴牛。将野兔送还拴牛,也就没有偷人占人便宜的嫌疑了。到了拴牛家大门外,我把野兔从墙外摔进了院子。做过这件事,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一夜我睡得非常安稳踏实。

第二天后晌,拴牛见了我,问是不是我把野兔扔进他家院子的。我的脸唰地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拴牛笑着说:“有人看见你临黑时去过杨槐林。”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想到了课本上学过的一句俗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掉头跑了。

第三天。我放学回家。锅台上放着一碗肉。我上去闻了闻,看是猪肉还是羊肉。结果不是猪肉味也没有羊膻气。

“是甚肉呢?”我问母亲。

母亲没理我。

我又问父亲,父亲不高兴地说:“你还能不晓得?”

我诧异了。我怎么能晓得呢?

父亲就告诉我,这碗肉是拴牛送的。拴牛家孩子多,家境不好,套的野兔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拴牛说我是个懂事的好娃娃,为了奖赏我,才把我捡来的那只野兔下锅了,送了我一大碗。父亲最后质问道:“拴牛说你是个好娃娃,你说你是不是个好娃娃?”

我的脸红了。

父亲说:“这肉你不能吃。宁给狗吃也不能给你吃。看你还敢不敢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了。”

第四天是星期天。父亲把二叔家的大黄狗引来了,又把我叫到狗跟前。大黄狗一向和我很亲近,只要到我们家来,首先就要和我亲近一番。大黄狗的头插进我的两腿中,拐来拐去,和我玩起来。父亲踅身进了家门,再从门里出来时,端着那碗兔肉。父亲看了一眼我,就把兔肉放在了大黄狗跟前。这时父亲真够残酷的,把我最想吃的肉竟当着我的面倒给了狗吃。平时他不是这么狠心的人啊。冬天的夜里,他串门子时,常和一伙人打平伙。打平伙分到碗里的肉他往往只吃一两口,就端回来了。我睡眼蒙眬的时候,被父亲叫醒。我就趴在枕头上,稀里糊涂地吃。第二天要是父亲问我夜里吃过什么,我往往记不清吃过什么。父亲笑着说你个没良心的,以后打平伙,他照旧往回端香喷喷的肉。大黄狗毫不客气地吃了兔肉,还不时抬起头,感激地看看父亲和我,欢快地摇着尾巴。我羞得无地自容,真想上去一拳砸死这个让我难堪的家伙。当时我不但恨大黄狗,也恨父亲。

过了几天,我就不恨大黄狗了,也不恨父亲了。可是父亲似乎并不晓得我恨过他。冬天庄稼人身闲了,夜晚照样串门子,照样时不时打平伙吃肉。不几天,父亲又在深夜端回了打平伙的肉。可是他没有叫醒我,而是在第二天我清醒的时候让我吃肉。

父亲看着我吃羊肉,叹息着说:“半夜糊涂的时候吃肉吃不出香味;可今天的回锅肉,也不如头锅肉有味了。”

我低低地问:“兔肉好吃吗?”

父亲的脸颊抽搐了下,一声没吭。

十二岁的时候,父亲还记着我想吃兔肉的欲望,他在集市给我买了一只野兔。父亲说,他当时就想给我弄只野兔,让我美美地吃一顿,又怕给我惯下了坏毛病。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在杀羊的事上,我宁愿听周老师的话,也没有听父亲的劝告。

十四

一九七五年,十三岁的我,开始跨越少年时代。我不再承认自己还是孩子。我心中有了不能公开的秘密:喜欢看到周老师的身影,喜欢听到周老师的声音,周老师成了我心中的异性偶像。只要周老师讲课,我就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认真听讲。其他老师上课,我就成了捣乱分子。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天空晴朗,寒气袭人。我提前到校了,学校里没有几个人影。我走上学校的戏台,学着样板戏中的动作,手舞足蹈了一阵子,就拿出语文课本,朗读课文。

我感觉到有人站在了我的身后,掉过了头。

是周老师。周老师牵着艺艺的手,好像是刚走进校门的。

周老师微笑着望着我。

周老师的微笑含着欣慰、柔和、纯净,也流露出一种引人向往的情愫。我出神地望着周老师,眼睛流露出了心中的秘密。

周老师的眼神慌了,扭下了头,然后又正过头来。她的表情告诉我,她的目光碰撞到了从我眼里流露出来的秘密。

我没有慌乱。我总以为,我不说,我心中的秘密谁都不会知晓。

周老师很快恢复了神态,问:“听其他老师说,你老在他们的课堂上出杂音,是不是真的?”

我说:“他们讲的课不好听。”

周老师又问:“那我讲的课好听吗?”

我略一犹豫,说:“好听。”

周老师突然叹息了一声,说:“你这孩子,真没办法说了。”

周老师说罢就走了。

我对着周老师的背影说:“我不是孩子了。”

周老师听到我的话,停了下脚步,然后又走了。

周老师的背影线条均匀端庄,清晰优美,走起路来轻盈而有节奏,风姿绰约。我没有在乎身边的老师和学生,全神贯注地盯着周老师的背影。突然,我闻到了迷人的气息,是周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我痴呆呆地盯着周老师那风生水起的背影,有点晕眩。

这天,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周老师失踪了。

周老师失踪的当天,学校召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接着学校停课了,同学们整天写大字报,批判教师搞智育第一,批评周老师的大字报也出现在了墙壁上。

周老师失踪后,我心焦心慌,像疯了似的,天天跑到周老师的家院大门周围,看周老师回来了没有,在学校就经常在周老师的办公室门前徘徊。看到墙上贴着写周老师的大字报,我趁没人时,就把大字报撕了。有时,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我在黑夜出去撕大字报。有天夜晚,我又去撕大字报,竟然被那个我们称为瘟神爷的校长逮住了,好在他并没有处罚。从此他不再是我眼中的瘟神爷。

一个月后,周老师又走进了教室。

周老师回来后上罢第一节课,出了教室,我的心一下子慌跳起来。看不到周老师的身影,我害怕周老师再次从我眼前消失。我这时觉得,见不到周老师,是我人生最大的痛苦。后来我听说,由于周老师的身份不好,学校当时怕周老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冲击,特意让周老师请假离开学校,直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风头过去了,才通知周老师回到学校里。

那天后晌放学回家的路上,周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家里。

周老师拿出两本书,说:“我晓得你爱看小说,可看小说会影响学业的,我不鼓励你看小说。现在上边不让老师好好教学,也不让学生好好学习,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你自己多看看书吧。多看书没坏处。”

我接过书,一看,是《艳阳天》和《暴风骤雨》。

我喜欢小说,周老师也支持我看小说,我一发而不可收,走进了文学的宫殿。我深深地眷恋上了文学。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就是作家。十三岁,我立志当一名作家。

十五

一九七五年农历的腊月,公历的一九七六年的元月,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

我们沙坡背后,有一条深沟,沟掌是一座旱坝。每年冬季和初春,民兵都会到这里集训,操练队形、训练射击、打靶比赛。冬季放寒假了,我们也不用去给家畜弄草,所以只要训练民兵开始,我们就天天盘踞在训练场上。趁民兵不注意,我们会偷偷地摸一下枪。

出事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虽然是冬季时令,可感觉不到一丝寒意。我吃过早饭,叫了孝根、买定、从娃、正军等几个伙伴,去打靶场看民兵训练。

训练场上,半自动步枪都是三支一组地架起。三十来个基干民兵在训练队形。孝根首先凑在枪边,摸了摸枪。买定看见孝根摸枪,也凑上去了。几个孩子都跟着去摸枪。我前两天就偷偷地摸过枪,觉得没有多大的意思。我想瞅机会把枪端起来,或者扛在肩上。买定觉得摸枪不过瘾,又上去双手捉住了枪。几个孩子看见买定双手捉住了枪,也扑上去用双手捉枪。不知是谁用力过大了,把一组三支枪掀倒了,几个孩子一惊,站起来就跑,跑动的过程中又把几组枪踢倒了。民兵连连长金锁看见枪倒下了一大片,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祸不是我闯的,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孝根也站着没有动。他家是干部之家,他不管干了什么坏事,大人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枪也不是他弄倒的,他一点也不害怕民兵们兴师问罪。金锁走到我们跟前,二话没说,就甩手打了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过,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又疼又麻。我怒吼道:“我把你妈日了你打老子?”

“这枪是谁弄倒的?”

“你老子们弄倒的你老子们跑了。”

枪弄倒了一大片,几个民兵看见买定和几个孩子要逃跑,就跑过去挡住了他们的逃路。

“你没有往倒弄枪,老子今天也要扒你的皮。你说这些孩子是不是你引来的?”

买定他们被几个民兵们提过来了。

“老子没动枪你打老子,你有本事你把老子的命要了。”我骂道。

“把你的小命要了谁也把老子的球咬不下。你以为你是谁?你姓冯不姓王,这里是王家的天下。”金锁说着朝我腿上狠狠踢了一脚。我感到一阵刺骨的疼痛,跌倒了。

有一个兵民劝道:“不是他弄倒枪就算了。”

金锁好像没听到劝他的人说的话,得意地笑笑,走到我身边,喊道:“老子今天整不死你才怪哩。整死你,也把村里的害除了。”

还有这样欺负人的人?无缘无故打了人,还不算,还要往死打。我愤怒了。我左右看了看有什么还手的东西。他打我一巴掌时,我就想还手。这次我再也不能让他了。我看到了枪。我向后滚了下身子,拉起了一支枪,立马站起,枪口对准金锁,食指扣在了扳机上。

金锁本能地退了两步。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一招,都愣住了。随即,金锁镇静了。

金锁冷笑道:“你打吧,枪里没有子弹。”

是的,训练时子弹不会上枪膛。

金锁漫不经心地向我走来,还说:“敢拿枪对着老子?看老子怎么往死打你这个坏小子。”

金锁说着向我走来了。

子弹没有上膛,枪刺刀却是上正了。

金锁怒视着我,攥紧拳头,逼过来了。

我无法退让了。我只能拼一拼了。我双手捉枪,用力向金锁刺去。金锁向左一闪,躲开了,随后他向我扑来。我退了一步,又一刺刀刺过去。这一刺刀刺在了金锁的肚子上,金锁皱了下眉头,双手捉住了刺刀。他不敢再往前扑,再扑刺刀会刺得更深。几个民兵扑过来,把我按住了。

眨眼工夫,一场大祸就这么酿下了。

十六

我被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

公社武装部长打开门时,窑洞里的寒气扑面而来。

我被推进了窑洞。这里好像是公社的库房,里边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文件袋,也有宣传牌子,还有些棍棒。

正是隆冬季节,窑洞里不生火,破烂的门窗上还不停地往进灌寒风。我在窑洞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冻得受不了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冻死在这孔窑洞里。我要出去。我的手从背后绑着,我就用脚踢门,并且大喊大叫。

外边站着一个民兵,向我大喊道:“你想找死!”

我喊道:“老子不怕死。”

我还在一边一脚一脚地踢着门,一边叫骂道:“放老子出去。”

突然,周老师出现在了门边。我浑身的血液“轰”地涌到头上了。委屈、害羞,心中还升腾起不服气的火气。我忽然明白,犯人并不是坏人,我如今被五花大绑起来,关了禁闭,就是犯人,可我不是坏人,真正的坏人是金锁。周老师坐过牢,当过犯人,周老师就不是坏人。周老师在我心中是一个美中十足的女性。这个世界混乱了,怎么好人竟然要坐牢?

周老师走到门边,问:“你怎么了,凯盈?”

我说:“周老师,我快冻死了,还不如一刀把我杀了,让我死得痛快点。”

周老师说:“你这孩子说些什么话。人生不能轻言死。”

我说道:“是他们把我逼成这样子的。”

周老师说:“你再坚持坚持,我和他们说理去。”

公社的武装部长走过来了,质问道:“你要跟谁说理去?”

周老师说:“跟你们讲道理。你们把一个小孩子关在这种窑洞里,就不怕冻坏了?”

武装部长说:“那你说关在哪里?关在暖窑热炕的窑洞里?你以为你是谁,还跟我们说理?不自量力。”

周老师气愤地质问道:“怎么不能跟你们说理?我问你,把他冻死了谁负责?”

武装部长说:“冻不死的。”

周老师说:“你进去试试看冻死冻不死。”

武装部长强词夺理地说:“我又没有犯法。”

周老师说:“犯法的人就该往死冻?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你有没有一点良知?”

武装部长说:“对犯罪分子就不能有良知。”

周老师大声喊道:“你不配说他是犯罪分子。”

我从来没有见周老师生这么大的气。

武装部长也生气了:“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怎么就蹲了五年大牢?你以为我们不晓得你的底细?你是个烂婊子。”

周老师大概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脸青了,眼红了,发疯地喊道:“牲口!你这个连牲口不如的东西!”

听到吵闹,窑洞门前来了一些公社干部。

周老师为我受了这么大的气,我愤怒了,大骂道:“你这个流氓,恶棍,老子出来一刀就把你捅死了。”

我说着,用力踢着门。

门本来就是扇旧门,让我几脚就蹬开了。

守门的民兵一把捉住了我。

公社书记也出现在了窑洞前。

公社书记问:“你们吵闹什么?”

周老师满脸是泪水,看到公社书记,说:“吴书记,我的学生出事了,你们公社派人把我叫来了。我来了一看,他竟被关在了这孔寒冷的窑洞里。你说这窑洞冻死冻不死人?孩子犯下天大的罪,也没有犯下冻死的罪啊。我讲这个道理,这个恶棍不但不给孩子一点照顾,还对我破口大骂。”

公社书记皱了一下眉头,没吭声。

周老师又愤怒了,喊道:“我们都是人父人母,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孩子?你们这些当官的真是丧尽天良,猪狗不如!”

公社书记说:“周老师,你骂够了没有?”

周老师干脆地说:“我不但要骂,对那些牲口不如的人,我还要上告。我不怕你们造谣瞎说,也不怕再坐牢。有本事,你们今天就把我抓起来。”

公社书记没吭声,走到窑洞门前站了一会儿,似乎在感受窑洞里的温度,也在思考着什么。

公社书记又走回来,面对着周老师,说:“周老师,你不要用‘你们’这个词,做出这种事情,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我们公社。你听着,我现场就做出处理意见。一、立即在这个窑洞生火,也要摆放能睡觉的床,并且把这孩子的手松开来;二、停止公社武装部长高其瑞的工作,将在下次党委会上研究开除高其瑞的党籍,并建议县组织部将高其瑞开除出干部队伍,这样的党员干部,是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破坏了我们共产党的形象,也破坏了革命干部的形象。”

武装部长傻眼了,可怜巴巴地叫道:“书记。”

公社书记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好像记起了什么,掉过头,对周老师说:“周老师,你不顾一切地保护别人家的孩子,吴某深受感动,也让有些人无地自容。周老师,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调查处理冯凯盈伤人的事;同时,希望你告诫你的学生,如实交代问题,以求得公社的宽大处理。如果他涉及严重犯罪问题,我们就将他交给县公安局处理。但因为他年幼,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前会非常慎重的。请你监督我们的调查过程,看看我们公社的干部是人多还是牲口多。”

周老师感动地说:“谢谢吴书记。”

周老师两眼流出了泪水,随后哭出了声。

我的眼眶里也涌出了泪水。

十七

我以为会坐禁闭的,甚至会被判刑,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谁知,我在公社关了一个星期,就被放出来了。

公社书记亲自审问了我。

我说了刺金锁的理由:“我不用枪,他就要往死打我。”

没几天,我就被放了出来。

是父亲接我回到家里的。

在路上,父亲说,现场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做了笔录,都说了金锁口出狂言,要往死打人的过程。

父亲说,公社书记说一个民兵连长,叫嚣着往死打一个没犯错的孩子,他挨了一刺刀,就是挨上两刺刀,也是活该。就是把他刺死了,也叫正当防卫。

父亲说,金锁肚上挨了一刺刀,所幸冬天衣服厚,没有扎深,只扎破了肚皮,没有伤到致命处。金锁很快就能出院了。医药费也由他自己负担。我们主动出了二十块钱,够手术费。

父亲口口声声说:“你遇到了好人。”

十八

那天夜晚,父亲坐在煤油灯边,闷头吸旱烟,母亲也盘腿坐在炕上,把手压在衣襟里。平日里,母亲的话是很多的,东家来了什么亲戚,西家什么人得病了,啰哩啰唆,听到她说话我就心烦。我常说:“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做甚!”今天,母亲却是一言不发。

我蜷曲在下炕角,还想着这几天的事情。要不是父亲说的那个好人,我现在恐怕是蜷曲在禁闭窑里。想起那天发生的事,真有些害怕。不过害怕归害怕,刺金锁一刺刀,我不后悔。我是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待我。我调皮是事实,可是,比我调皮的孩子太多了。孝根就比我干的坏事多,买定也比我干的坏事多。我为人强悍,但除了和孩子们一起偷红枣偷豌豆角,再不拿谁家的一根针一根线。有几个孩子,经常会偷人家家里的东西。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打孩子。他金锁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我?除了我被大人打过外,我再没有见过大人打孩子。人常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哩。他们却不给我父亲面子。这是为甚?我知道这是为甚,但我又不愿承认。我还在从心底里发狂地问为甚为甚!

父亲终于说话了:“你在人家的地皮上活着,就不能逞能;逞能多了,不吃亏才是怪事哩。”

人家的地皮?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怎么是人家的地皮。我没有吭声,但我内心非常抵触父亲的话。

“我在这里生活了快三十年了,遇事从来没有硬碰过。你想想,人家都姓王,一个祖先的后人,你单帮孤人,你能碰过他们吗?”

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受的冤枉气,再也忍不住了,狂叫道:“我要回家,回老家!”

终于,我在口头上,在心里承认我是外来人了。

父亲说:“是该回去认一下门子了。”

第二天,父亲就引我回到了冯家窑子村。

这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条土渠里住几户人家,那条土渠里住几户人家,零零落落,横七竖八。二十来户人家,十来户是冯姓人家,十来户是白姓人家。这样的村子,和公社所在地的王家寨相比,差远了。怪不得父亲一辈子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意让儿女离开条件优越的王家寨而回到落后的冯家窑子。

一九一八年农历十月初十,父亲出生在冯家窑子。父亲十六岁结婚,十八岁,他那个十六岁的妻子因病离开了人世。父亲二十九岁离开了冯家窑子,来到王家寨村,当了一名招汉。母亲是丧夫的女人,父亲上母亲的门只能称为招汉,而不能称那个叫起来很文雅的词——上门女婿。只有男女双方均未婚,男方上女方家结婚安家,男方才能称为上门女婿。

一个村子,我只认得二叔和三叔,他们去过我们家。几个堂兄都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和我说话时极为客气。看着堂兄,我觉得很亲切,我知道这些人才是血脉相连的弟兄们。王家寨的堂兄只是名义上的、礼节上的堂兄,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的堂兄。他们引着我在村里转悠时,有人问这是谁,他们就会回答说这是王家寨我大老的儿子。二叔三叔给人家介绍我时,也是说这是王家寨我大哥的儿子。王家寨我大老?王家寨我大哥?这些字眼我听起来极不舒服。父亲念念不忘老家,念念不忘家族的老老小小。可是,他们在对父亲的称呼前加上了王家寨。显然,他们已经把父亲当作王家寨人了。我呢?出生在王家寨,更是王家寨人了。仅仅在冯家窑子住了一天,我就不想住了。这里不但没有我的份额,连父亲的份额都没有了。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住不惯。这里是父亲的故土,并不是我的故土。原定回来多住几天,可是第二天我就闹着要回王家寨了。

十九

我端着一大碗鸡蛋,走进了周老师家的院子。

我放出来的时候,鸡蛋还不够十颗。攒够了十颗鸡蛋,母亲就让我给周老师送过来。我关进去的那几天,周老师天天往公社跑。她讲道理,摆事实,说服了公社所有的人。公社开会决定把我放了。

我推开门时,周老师正坐在小凳子上,左手捉着书脊,右手捏着书沿,在沉静而专注地看书。

周老师抬起头,看到我,叫道:“凯盈。”

我叫道:“周老师。”

周老师看到我手中的鸡蛋,笑着说:“感谢我来了?”

我不知怎么嘴里就涌出了一句话:“大恩不言谢。”

这是我在小说上看到的一句话。

周老师一怔,眼眶涌出了泪花,说:“好孩子,有出息。”

我把鸡蛋放在锅台上,说:“周老师,我不是孩子了。”

艺艺正趴在桌子上写字,这时抬起头,看了一眼我,说:“在我眼中,你就是大人了。”

周老师笑了,亲昵地摸了摸女儿的头。

我贪婪地望着周老师修长的手指。每当我看到周老师用手摸小孩子的头或牵着小孩子的手时,我就会心生遗憾:要是我也是小孩子,就能接触到周老师那修长白净的手指,那种触摸的感觉肯定好极了。

周老师指着小凳子说:“坐呀。”

我乖乖地坐在了小凳子上。

周老师坐在我对面的小凳子上。

周老师说:“你能平安地出来,不是我的功劳,是公社的吴书记主持了公道。吴书记当过县法院的院长。他在我们这个以权代法的年代,以法治的意识行使了公社书记的权力。”

我说:“我父亲说你那几天,天天往公社跑,也跑到我们家给我父母出主意,还找证人做证。他说要不是你,我肯定出不来了。”

周老师说:“学生遇到困难时,当老师的就应该挺身而出,负起责来。”

我说:“可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老是犯错误。”

周老师说:“你身上有一股让人喜欢的劲头。当然,胆子也不小。”

我一怔,首先想到的是周老师要说我刺人的事情,训导我以后注意控制自己情绪之类的话。公社书记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周老师也承诺会好好地教育我。

周老师却说:“学校大贴大字报的时候,你天天黑夜去撕大字报,就不怕有人逮住了?”

我惊呆了。她怎么晓得我撕大字报的事?校长说过,那夜发生的事谁都不能告诉,他怎么告诉周老师了呢?

周老师说:“那些日子,校长早晨起得最早。他起来看墙壁上的大字报上写些什么。他经常看到很多大字报被撕掉了。他拾起来看撕下的大字报,都能在残缺的大字报中看到和我有关的字迹。他就在黑夜守候撕大字报的人。他看见你每天夜晚都要来撕大字报。真危险。撕大字报,比刺刀刺金锁的举动都危险。”

我说:“好在校长是个好人。”

周老师说:“校长真的是个好人。他怕同学们冲动起来,批斗我,就让我请了病假。那么大的一场运动,我们学校没有任何人受到冲击。大字报照写,口号照喊,看起来势头很大,实际是一种形式。现在学校就平稳多了。”

我头脑有些糊涂了,不由得问:“为甚?”

周老师长长叹息了一声,说:“还是装糊涂吧。”

周老师说罢,站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

周老师把碗里的鸡蛋放下了,我要拿碗时,周老师抢过了碗,走在后边,找了些什么,放进了碗里。

周老师把碗递给我,说:“我送你们些花椒、茴香、姜片,马上过年了,你们办整年饭就不用再买调料了。”

我说:“我不要。”

我要把碗中的东西往出拿,周老师按住了我的手。

温热、柔软的感觉,由手上延伸进了心头,我浑身燥热起来了。我长久的渴望,竟然在一刹那间实现了。我心中的躁动扩张开来,头脑发热了。我想俯下身,亲吻一下这只温柔的手。我抬头看了一眼周老师,渴望、热烈、贪婪,在这一眼中表现出来了,周老师碰撞到了。周老师一惊,脸上出现了羞涩而不安的神情。这时候我真该一把搂住周老师。

周老师望着我,眼神有些发呆。

我不晓得她在想什么,也不好意思和她对视,低下了头。

我低下头,把碗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锅台上了。

周老师说:“看来,还非得我到你们家走一趟。”

周老师送我出门时,说:“你长高了,快跟我一样高了。”

我讷讷地说:“我长大了。”

周老师笑道:“小孩子一个。在我眼中你就是小孩子。”

周老师说着,抬手在我头上摸了摸。

这是大人对待小孩子的亲昵的举动。尽管看到她抚摩别的孩子的头时,我心生羡慕,但我如今不想再让她抚摩我的头。她抚摩我的头,说明我还是孩子。我希望握住她那温热的手。

出周老师家的大门时,我突然觉得这个大门不再高大宽敞,好像萎缩了。我真的长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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