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苦

庞 文 梓   2016-06-24 02:15:16

一九八二年,一个炙热的夏天,我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校园。我走的时候,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课。

窑洞宿舍,平房教室,院子里高大的白杨树,操场上的篮球场、高低杠、秋千架,朝夕相处的校园,这个逐梦的地方,与我无关了。今次离去,我不会再以学生的身份走进来了。学生这个身份,就此与我分离。

校园里行人稀少,偶尔才能看到一个职工,或者一个老师。他们往往会多看我两眼。我却在回避他们的视线。

我是在佳平县汽车站坐上班车的。大轿车里坐满了人,吵吵嚷嚷的。车上没有空调,车还没有启动时,车里热烘烘的,空气无法流通,车里弥漫着汗味、烟味,还有汽油味,使人感到窒息难受。

破旧的大轿车,出了城,在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上绕来绕去,一会儿怒吼着上坡,一会儿小心翼翼地下山,缓慢地在山野里穿行。我心情不佳,一路上,一声没吭,大部分时间,怔怔地望着车窗外。

窗外,绿色庄稼和绿色的树木一闪而过,山峦也向后隐退。其实,是我们的车在前行,我们坐的车在一闪而过。车一闪而过,旅途一闪而过,我的青春也会一闪而过吗?

大轿车进了张家砭的小街,停住了。我下了车,攀上了大轿车后的铁梯子,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取下了小木箱子和铺盖。张家砭到王家寨不通班车,走捷径,有二十多里的路程。我搭不上顺车,只能步行。我背上小木箱子和铺盖,出了张家砭,走上了简易的黄土公路。

火热的太阳,炙烤得人浑身往出冒油。脸上身上大汗淋漓,头发湿了,衣服也湿了。身上的行李越来越沉重,浑身越来越难受,可是我不能停下来。太累了,我就在树影下歇一歇,然后站起来继续再往前走。不是往前走,是往回走,我是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从二中往佳平车站背行李时,并不觉得太过沉重。几十斤重的行李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在帮家里收秋时,我常常会背过百斤重的庄稼。我没有想到真正上路了,这行李就沉重了。背庄稼是短途,今天背行李是长路。长路和短途的累人程度就不一样了。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可我带行李时就没有想明白。想明白了,我就会把铺盖和小木箱子寄放在熟人处,托他们遇到顺车给我捎回来。

二十多里的路程,走了大半天,太阳快落山时,我才回到了村里。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好像也没有人影,村子很单一,平常依旧。我平平静静地回来了。我还是我,一个农民儿子。

走进沙坡,走进生我养我的故地,首先引起我注目的地方,自然是周老师住的宅院。周老师的家院地势比较低,在路畔下面,也有一条大路是经过他们家大门的。站在路畔上,就能看到院子里的人影。多少次返回故土,我都会站在这里,眺望周老师的家院。我期望着周老师突然从大门里走出来,热情地叫一声凯盈。没有,一次都没有!我失望地离开了路畔,向家里走去。

进了家门,母亲看到我,说了一句回来了,然后又问饿不饿。尽管我说不饿,母亲还是做饭了。

父亲进门时,我已经吃过了饭。

天色暗淡下来,我看不清父亲的表情。

父亲一声没吭,盘腿坐在炕上。

我从他沉沉的气色中看出,他已猜出我预考再次落第。父亲明白,如果我预考取得了高考资格,这时应该在学校学习,而不是回家。

第一年参加高考预考,第一场是语文考试,我刚答了半个小时的题,就晕倒了。在学校的医务室的病床上,我才清醒过来。校长问我再进不进考场了,我摇头拒绝了。接下来的几场考试,我一场都没有参加。预考被录取,才能正式参加高考。我没有向父亲说起预考的细节。新学期开学好长时间了,父亲才知道我学业无成。同村的同学都补学去了,父亲说你去补学吧。我听从了父亲的话,没有太高的奢望,仅仅是随大流而已。我爱好体育,第二年,决定报考体育学校。考体育文化课成绩很低,只要体育成绩上去了,不用参加预考,可直接参加高考。体育成绩公布,我又是榜上无名。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却终生没有走进高考的正式考场。不过,没有走进高考考场,并不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清晨,母亲起来烧火做饭。

我也醒来了。我动了动身子,觉得浑身酸困,肩胛和后背还火辣辣的发痛。我没有起床,静静地躺在炕上。我在想,我们总是睡在炕上,怎么睡起来起身,不叫起炕,要叫起床。难道是我们的窑洞里以前没有炕,只有床,老祖先以前都睡在床上,所以才有了起床的叫法?有人重病躺下了,叫卧床不起,从来不说卧炕不起。到底是先有炕还是先有床?

饭熟了,母亲说:“吃饭。”

父亲一声没吭,坐起来了。

我想睡个懒觉,可是饭熟了,我也只能起床吃饭。上学时,学校一日两餐,城里人也是一日两餐,不吃早点。乡下城里的生活都艰苦,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乡下人家却是一日三餐。早饭是很重要的一顿饭。吃过早饭,庄稼人就要上地了,直到中午才能回来吃饭。有时早上起来不吃饭,就上地了,可是到了前晌时间,有人也要把饭送到地里。不吃这顿饭,庄稼人是坚持不到吃晌午饭的时间。

父亲吃过早饭,就扛上锄头出门了。

我追父亲出了门,说道:“大,我也跟你上山锄地去。”

父亲边走边说:“你歇缓几天吧。”

父亲头也没有回,直直地走了。

父亲并不知道我昨天在路上受了累。他让我歇缓几天,是觉得我高考出师未捷,心境不好,该歇缓歇缓心情。

母亲收拾过碗筷,也提着筐子,走了。

窑洞静下来了,窑洞外的四周,也没有一点声响。坐在窑洞里,寂寞无聊,我觉得还不如跟着父亲上山去。

我走出窑洞,走出家院的土豁口,游走在沙坡的村道上。

我走到周老师家的大门前,站住了。大门上挂着锁子。这时间,周老师应该在学校上课。

一连几天的放学时节,我都会在周老师家大门前来回走几趟,可是,见到的总是挂在大门上的那把锁子。周老师一家人到哪里去了?还不到学校放假时间,周老师应该上课,她的女儿艺艺也要上学呀。

过了几天,我才听说,周老师的丈夫进城到县政府当了秘书,艺艺也进城读书了,周老师这些天也为落实回城政策进城奔波去了。原以为,回村能经常见到周老师,可是没想到,周老师很快就要走了。忧伤、落寞…我心中的难受已无言能说。在上高中的日子,我时不时会想起周老师,盼望着早日能见到周老师。每次放假回来,我总要想方设法见几次周老师。周老师贤淑中透露出的干练气质,令我着迷。然而,再见到周老师,似乎更难了。

一场饱墒雨,滋润了黄土地,被烤晒的蔫头耷脑的庄稼开始劲长,野草也不甘落后,密密麻麻地冒出地面。庄户人又忙碌起来了,起早贪黑地在山上锄地。本来我们家的地一直由父亲一个人务弄,春种夏锄秋收冬送粪,从来没有耽搁过。既然我回来了,我也就不能抱住双手不动弹,何况,父亲年过六旬,衰老了。每天父亲上山,我不用谁吩咐,就拿着工具,跟着父亲上山。

父亲的锄头在谷地里绕来绕去,轻巧熟练,锄掉野草,通锄地面,顺便给谷根培上新土。我的锄头就不听使唤了,锄过的地面不平整,东一堆土,西一个坑,还有些地锄不遍。给谷根培土时,竟然会把谷子斩断。看到斩倒的谷子,父亲会狠狠地瞪我一眼。斩掉一株谷子,就会少一点收成,把谷子斩掉得太多,就等于苗子没出齐,收成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是锄二遍地,锄一遍地,比锄二遍地更难。因为谷籽是撒在地里的,谷苗长出来,密密麻麻,需要间苗,合理留开行距株距。不熟练锄地,间苗很困难,再小心翼翼,谷苗不是间稀了就是留稠了。留稠了,谷苗长不高;间稀了,等于苗子没出齐。

歇半前晌时,父亲就锄开了一大片地,我却锄开了一小块。集体生产劳动时,几个人几十个人一排,一个人接一个人锄开的地茬,相随着锄地,相对应的一个人比一个人高一截,极有规律。我不会锄地,只能和父亲分开锄,一人占一块地盘。

我不想往父亲跟前坐,坐在地头的一个土塄下,靠着土塄休息。父亲也走在土塄下,坐在了我跟前。父亲默默地吸了一阵子旱烟,开口了:

“不让你来锄地,你学不会地里的营生,我死了,你怎么务弄庄稼?地里长不出庄稼,你吃甚?让你锄地,你看看,你锄过的地,像狗刨过一样。这锄地锄地,一是为了锄草,二是为了给庄稼松土。锄遍了地才叫锄地。天旱时锄地,还能缓解几天旱情。你呢?没长草的地故意不往过锄。我说过多少遍了,你就是故意不听,心眼不知长到哪里去了。”

父亲最后的话,我真的不想听。我就是再没有地里的见识,也明白为什么锄草没叫锄草叫锄地,锄地就是要往遍锄地,只是我锄草时就顾不了锄地,锄地就顾不了给谷根培土。给谷根培不上土,谷子长高了,就会东倒西歪,这培土比往遍锄地还重要。我想是这么想了,但不想辩解什么,锄地的水平如此,再辩解也没用。

黑豆地就好锄多了。黑豆秆子质地硬,又个头低,根子上不用培土。后来,父亲负责锄难锄的地,我锄好锄的地。父亲常常叹息着说:

“我死了,你吃甚过日子?”

我没有考上大学,他的心情大不如从前了。父亲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老来得子。一个上门女婿一个招汉最大的收获,就是能有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我们村有上门女婿也有招汉,招汉中只有父亲有一个随自己姓氏的儿子。在那些招汉的眼中,父亲是多么幸福的人。父亲自己也是以有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自豪。可是,人的欲望从来没止境,就是一如老实纯朴的父亲也一样。他无子盼有子,有子又望子成龙,望子不成龙,不由得心情郁闷。父亲二十年来的好心境,由于我的不争气,被破坏了。我想到了我儿时的志向:干大事情,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也想起了中学时代的梦想:当一个作家。回来的这些日子,我没有看多少书,也没有开始写小说,日复一日地跟着父亲干农活。我要干大事,我要写小说,我要当作家。我就开始付诸行动,抽出所有的时间,看书,写作。

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叫《月夜》。这篇短篇小说记述了我和白荟芹的交往过程。小说虽然文字粗糙,情节简单,但寄托了我对白荟芹的思念,表达出我对学生生涯的怀恋,也披露了我对爱情的渴望。文学是寂寞的事业,这话说对了,也是痛苦的事业。抒怀痛苦,释放孤独,渴望爱情,是我开始文学创作的基调。

早上和父亲一起上山锄黑豆地,没有回家吃早饭,母亲也没有往地里送饭。我们准备前晌早点回家。前晌,天气热起来了,我们父子就收工回家了。吃过晌午饭,父亲说那片黑豆地还没有锄完,让我后晌去锄黑豆地,他去另一块谷地上锄地。

后晌,我一人扛着锄头,上山锄地。走出村子,过小河时,我挽起裤腿,走进小河里。我先还觉得河水有些清凉,浸泡了一会儿,就感到河水不凉不热,清爽舒服。我真想脱掉衣服,在河水里游玩一阵子。可是,我嫌天气闷热,出动的迟了,再不上山,那块黑豆地恐怕今天后晌锄不完了。

走进黑豆地里,太阳依然火辣辣的,天气比前晌更闷热。我锄了一会儿地,浑身上下直冒汗水,烤晒、闷热,实在是受不了了。山顶上有一棵榆树,我就爬上山坡,躺在榆树下避暑。山顶树荫下,山风徐来,轻拂身子,丝丝凉意,微微爽快,令人舒服惬意。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人们争论不休,没有标准答案。我感到我劳累了闷热了,躺在树荫下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渐渐地,我在美妙快意的感受中入睡了。

炸雷响起,惊心动魄。我被震醒了。我坐起来,环顾天空。北边乌云滚滚,翻腾席卷而来,乌云堆里还不时闪起道道扭曲的电光。雷雨来了。我站起来,寻找能避雨的地方。从前,我走亲戚家时,常常能在道路边看到崖畔上的小土窑洞,我也在这些小土窑洞里避过雨。今天,我跑遍了附近的山头道路,竟然没有找到能避雨的小土窑洞。

我还没有找到避雨的地方,雨就下开了。雨越下越大,劈头盖脸地浇泼在我的身上,猛烈的雨柱击打得我浑身发麻疼痛。这是我终生遇到的最大的暴雨。也许,以前下过更大的暴雨,可是我躲在窑洞里,浑然不觉暴雨有多厉害。今天,被暴雨困在山上,我才领略了暴雨的淫威。大雨倾盆,雷声隆隆,电弧闪闪。我试图前行,可是天昏地暗,雨柱也阻挡了视线,眼前模糊不清。山头上不能待,因为我明白在山头上容易被雷电击中。我摸索着向下移动。走了一会儿,感觉到脚下洪水涌动。不能往下走了,越是到下边,洪水越大,有可能被洪水卷走。我移动到一堵面朝南的土崖边,站住了。有土崖堵挡,雨水不再会扑面而来地击打。我靠在土墙上,感到浑身不那么难受了。突然,我身边的土崖被雨水浸泡冲击,松动了,开始坍塌。我甚至感到我身后的土崖也开始移动了。我一惊,急忙离开了土崖。我刚离开土崖,土崖就完全坍塌了,塌下来的泥土翻滚在了我的身上,如果我再迟一分钟离开土崖,我就会被活埋掉。我的脑海里已没有了后怕或者是心惊肉跳的概念了,我在寻找下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天地一片昏暗,雨水太大,我实在是无法寻找到安全的地方了。走了几步,我觉得脚下的土地不再是稀软泥泞,坚硬了。我明白,我走出了庄稼地,到了小路上。山地里,只有小路上的土地是坚硬的。一边高一边低的斜坡小路上,不会流过太大的洪水,也不会坍塌,斜坡与山顶相比,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比较低。小路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了。我趴倒在路上,蜷曲住身子,任雨水扑打。我无法抗拒苍天的威力,只能停下来,等待着天灾自行退却。蜷曲在小路上,我不再害怕雨水的淫威,只是在祈祷,千万不要下冷子。我们平常称冰雹为冷子。如果下起了冷子,冷子会砸死我的。冷子砸死无法躲避的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天下起了冷子,不要说像鸡蛋那么大小的冷子,就是像丸药大小的冷子,我也必死无疑。

我在麻木中似乎要睡去了,雨渐渐地小了。雨停了,我的身子却一动都不想动。我感觉到身子有些炙热,才睁开眼睛。乌云散去,天空晴朗,清澈纯净,太阳挂在西天边上。看天空,好像不曾有暴雨下过。刚才的暴风骤雨,仿佛是一场梦。然而,看看身下,却是一片泥泞。我站起来,浑身上下都是雨水和泥巴。举目四望,天蓝蓝,山青青,这富有诗意的情景,无法让我激动起来。我没有去找锄头,就向回家的路走去。远远近近,传来波涛奔涌的咆哮声。这是沟渠里的洪水发出的声响。从山梁上走下来,到了半山腰上,我看到小河床里涌满了洪水,波浪滚滚,翻卷奔腾,以一泻千里的速度顺河而下,声响震耳欲聋。我已被洪水阻隔,回不了家了。我坐在了山坡上的一块石皮上,愁苦地望着河里的洪水。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影,在河畔上走来走去,看样子挺着急的。我再细细一看,看清那个人影是父亲。我明白,父亲在为我的安危坐卧不安,着急地寻找来了,可是河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我站起来,拼命地向父亲招手。父亲不停地眺望我应该行走的道路。这时,父亲看见了我。父亲双手做了个推的姿势。我明白他是怕我冒险过河,示意我不要过河。我又给他做了个坐下的姿势,然后坐下了,意思是我要等待洪水退去才过河。父亲也坐下了。我看出了,父亲不放心,要等着洪水退去,接我回家。要是我过河,他会想办法阻挡我过河。

天渐渐地暗下来了,洪水还在咆哮,声音比先前低了,洪水也小了一些,但远远没有退到能过河的程度。我们村的这条河床很长,有几十里长,所以,洪水很难在一时三刻退去,除非上游没有下雨。

天黑了,气温也降了,变得凉飕飕的。我身上的衣服仍然湿淋淋的。天气凉,衣服湿,我浑身冷得直发抖。今夜看来是回不去了。因为即使洪水退去了,河床里到处是泥泞,哪里的泥滩深哪里的泥滩浅,黑夜里是看不清的,走不对路,就会陷进泥滩里不能自拔,性命堪忧。山坡侧面有一道很长很深的石檐,石檐里放着一些柴火干草。我准备摸索着过去在那里过夜。就在这时,我看见河对岸上亮起了手电光,向我的方向晃动。我一怔,明白这是父亲用手电光给我壮胆。知子莫若父,父亲晓得我怕黑暗的毛病,黑夜一人不敢出门。我站起来,向发出手电光的地方挥手。手电光聚拢在了我的身上。父亲大概看到了我。本来我想在石檐里待一个晚上,如今不敢离开这块地方了。要是我离开这块地方,父亲会担心我出事了。我在凉冷的石皮上度过了一夜,父亲的手电光不时向我射来,表示着他在与我做伴。

灯火很小,像手指的一节那么大小,还摇摆不定,窑洞里的光线自然也很暗淡了,昏昏黄黄的,看什么都模糊不清。后炕是父亲的领地,睡觉睡在后炕,坐也坐在后炕。吃过晚饭,父亲一如以往,盘腿坐在后炕,默默地吸着旱烟。灯树放在后炕棱下边的锅台上,父亲只要前倾着身子,很容易地就在灯上对着旱烟锅了。灯树也挨着锅灶,母亲洗碗筷,也能看清碗筷。就这么一点灯火,父母要照亮使用,我只能倒躺在铺盖卷上,息歇了。我盯着昏乎乎的窑洞顶胡思乱想。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电。学校的教室,会吊着几根雪白的电棒,看书写字,都是一清二楚。学校的宿舍,往往是窑洞,窑洞顶上吊一颗十五瓦的灯泡,虽然光线昏暗,但要睁大眼睛看书,也能够看清字迹。如果我们家的窑洞能有一颗十五瓦的灯泡,我想看书就能看了。

母亲忙完了锅台上的活,又开始在脚地上转悠着做其他营生。我把灯树掌在前炕。前炕边上放着一张小低桌。这张低桌是杀猪杀羊用的桌子,也是摆宴席用的桌子,家里没书桌高桌,我只能把低桌当书桌使用了。其实低桌当书桌还不错。书桌和低桌高低几乎一样,但很窄,只是下边有两个小抽屉而已,伏在上面写字总觉得太小。而低桌是四方形,一般比长方形的书桌大一倍。我盘腿坐在炕上,把灯放在炕上的低桌边,灯树刚好高出桌面几寸,看书写字都没有问题。灯被我占用了,父亲就用火柴点烟。父亲用了三四根火柴,母亲就唠叨开了。一盒火柴,装一百根,二分钱。一天用一盒火柴,也才是二分钱。可是,我们家要是十来天用一盒火柴,母亲就心疼得受不了了,总要追问谁把火柴糟蹋完了。

父亲把旱烟锅在炕棱上磕了几磕,磕掉了旱烟锅里的烟灰,说:“王保胜修地方,你看用不用人;用的话,你给他们帮上三天工。这是工换工的事情。你有一天修地方,他们也会给你帮工的。我以前给人家帮过工的,你修上地方,人家还不晓得认不认了,我死了,他们就更不会认了。”

地方就是家院。不知是刮了一股什么风,农村兴起了修地方热。我渴望着住在宽大的石窑洞里,可却没有想过要修地方。

父亲见我没有吭声,又说:“入乡随俗,随乡也要入伙,不然的话,你就是单帮孤人了。”

单帮孤人?这四个字父亲不知说过多少遍,此时听父亲说,我的心不由得抖了抖,从而,清晰地、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已经是单帮孤人了。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祖先的智商真是太高了,竟能造出这么通俗易懂又简洁精美的词语,代代口头相传,如今套用在我头上,真是太贴切了。我读了十来年的书,书中有那么多的普通话那么多的成语,常常重复使用,可就是没有见过单帮孤人四个字的语句。

父亲见我一直不吭声,嗓门提高了:“你为甚不说话?”

“今天不早了,我明天问一问王保胜。”我说。

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我应该在正经事上,与我们的农民弟兄保持联络。

“你甚事都不清楚。明天用几个匠人几个小工,都在黑夜安排。如今正是找王保胜商量的时间。”父亲高声说。

我一声没吭,合上书本,下了炕。

月牙高悬,夜色清白而朦胧。行走在村道上,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声响。我的耳畔再次响起了父亲说出的那四个字:“单帮孤人。”没有集体劳动的场所,没有集体娱乐活动的场所,我又不愿意混在那一堆和朋友拜弟兄的后生中。村里的那些后生,上山劳动之余,经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混吃混喝,混着睡人家的婆姨。我一心想着干大事业,一心准备当作家,不可能与他们为伍。白荟芹不见了,周老师也要走了,在这块土地上,谁还能与我同行?前后左右一看,就是孤身伴孤影。我终于看到了自己走的路,是一条寂寞的路。

王保胜家的院子里,高高挂着两盏马灯,亮晃晃的,是灯火通明的景象。院子里放着低桌和凳子,还有一些碗筷。夏天,集体吃饭,人们更愿意在院子里吃。当然,坐宴席,就不能在院子里坐,院子里毕竟不是正规的吃饭场合。只有做工之类的集体吃饭才在院子里吃。王保胜的婆姨正在往家里收拾碗筷,看到我,说了一声你来了,就接着做自己手中的营生去了。这时进他们的家门,都是问他们要不要帮工的,是抬举他们。那些门第低的人家,需要人帮工时,往往是主动上人家的门,递上纸烟,客客气气地问人家有没有时间。只有在村里有威信有地位的人家,别人才主动上他们的家门,这也叫抬举人。他们应该对抬举他们的人热情一些。但是,我和王保胜家庭门第相差太大,我的到来王保胜的婆姨热情不起来。

我进了王保胜的家门,见王保胜坐在后炕棱上,王保忠坐在前炕棱上,金锁坐在脚地上的凳子上,三人都在吸着纸烟。

金锁是石匠大师傅,村里修石窑宅院,往往由金锁这样的石匠师傅领工安排,人们叫大师傅。其他人走了,金锁留下来,大概就是商量明天用工的事情。

王保忠一直对王保胜忠贞不贰,遇到王保胜修建宅院这样的大事,自然也会留下来,帮王保胜安排料理一下日常事务。

王保忠看到我,嗓子上低哼了一声。这是看不起的、不屑的发声。

金锁也没有理睬我,自顾自地吸烟,一副眼中没有人的样子。

我没有注意到王保胜的表情。其实王保胜对我笑了一下,接着下了炕,给我递上一支烟。

我摇摇手。

王保胜笑着说好习惯好习惯。王保胜外表很凶,络腮胡子黄眼睛,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看到他,心里就发憷。牛眼睛有些发黄,我们常叫他牛眼睛。我如今看到他心里也不舒服。其实王保胜说话不怎么伤人。村里有很多人说他口蜜腹剑,为人自私又霸道。不过,他的言行举止在场面上还能过得去,所以他在村里有一定的势力。像王保忠,对村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怎么友好,爱说些闲话,爱做些小瞧人的事,可就是对王保胜忠心耿耿,有些人就说他是王保胜的一条狗。

第一次问人家要不要帮工的,我不知怎么开口,也不知站在哪个位置合适。此时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人。

王保忠斜了我一眼,以嘲弄的口气说:“大知识分子,你总不是来帮工的吧?你看你的身价,怎么看也是块当官的料子。”

我心里蹿起了火苗,怎么说也应该给他两拳,让他尝尝厉害,看他再敢不敢狗眼看人了。我们家和他家从来都是无冤无仇,可是他总是跟我们过不去,总是拿话伤我的自尊心。表面上他和我父亲来往的还算频繁,面子上还能过得去,从内心里两人谁都看不起谁,他时不时地暗中欺侮一下我们。父亲常说:“王保忠那种人,没人味,跟他计较也没用。”今天,我偏偏要跟他计较了。我向王保忠走去。王保胜看见我眼里喷出了怒火,急忙拦在我面前,指着后炕棱说:

“坐这边坐这边。王保忠又不是香猪肉,你要往他跟前坐?”

王保胜说着,还不满地斜了一眼王保忠。

经王保胜这么一拦一说,我的头脑冷静了。两个人打架不能在第三者家中打,何况,王保胜家修建宅院,也是大喜事,我给人家帮工是帮忙也是添喜,怎么能在人家干这种扫兴的事。我的冲动被王保胜及时化解了。

我走到后炕棱边时,王保忠讪讪地笑笑说:“你凯盈小子还是小时候的那种脾性。”

王保忠这种人,骨头往往不是很硬。他常想挖苦讥笑人。可遇到有人要还击他,他一般不会硬挺着对抗,别人不给他台阶下,他自己也会找台阶下。不过,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人,他总要显示一下子硬气的,硬不下去他才会软下来。今天还不到软的时候他就软了,大概是看在王保胜的面子上。

金锁站起来了。金锁是个身材很魁梧的人,个子不比我高,可站在我面前比我霸道多了。金锁脸色焦黄焦黄的,一脸凶相,一般人是不敢与他较高低的。不过,金锁人到中年后,一般也不与人争长论短,称王称霸。

王保胜常耍笑金锁说:“是冯凯盈把金锁教训好了。”

金锁笑着说:“冯凯盈呀,你要是还是小时候那种脾性,我可要走人了。你狗日的一刺刀差点要了我的命。你说你小子刁不刁?用刺刀刺了人,还不用负责任。你说你狗日的那时才十来岁,怎么就懂得正当防卫的概念?我到如今都弄不明白。你小子把我一生都毁了。要不怎么说我也能混个村长、支书的位子,情况好的话,也早就当上干部了,说不定还能当个书记、乡长。你狗日的把我是苦害结实了。”

多少年来,金锁见了我都要说我把他苦害了。他心中有怨怼,但没有仇恨。笑着骂狗日的这种骂人法,其实不含什么贬义,只是耍笑而已。

王保胜说:“凯盈给你把大好事办了,你不感谢凯盈,还骂人家狗日的,真是没良心。你看你年轻的时候狂成个甚样子,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不吃那一刀的亏,保不准你会犯下更大的事,不进牢房就算把光沾了,还当甚官。你如今当了石匠大师傅,吃香的喝辣的,方圆百十里谁不抬举你?你说你应不应该感谢凯盈?至于村里的官,不当也罢,当那些尿泥官有甚用?”

王保胜最后的话是不屑的口气。其实,我知道,王保胜是太想当村长支书了,只是村里的人认为他为人霸道,不敢让他掌村权。他一辈子最大的官职,也只是生产小队长。土地承包到户,他连小队长都当不成了。

金锁得意地说:“这几年光景好了,修地方的人多了,我这日子也确实好过多了。时间不早了,我能回去了。明天的事刚才说了,就那么安排吧。保忠叔还顶一手。”

王保胜对王保忠说:“你已经帮了一轮工了,你忙的话,明天就不用再来了。我再问一个人。”

王保胜说着看了我一眼。我还没有明确说自己是来帮工的,他也不会说出我的名字。王保胜说话向来很工巧。

王保忠忙说:“你老哥办这么大的喜事,我怎么能和其他人一样,帮一轮工就了事。”

帮一轮工是三天,关系好就不说一轮两轮了。

我说:“我明天没甚事,明天就能帮工,多帮一天两天都行。”说这话,我有搅和王保忠好事的意思。

王保胜高兴地说:“好好好,你凯盈能给我帮工,我真是太高兴了。”王保胜对我说罢话,又转身问金锁道:“金锁,你看明天再用不用人了?”

王保胜不好意思直接推辞我,也就顺水推舟地把决定权推给了金锁。金锁是个直性子人,也就直话直说了:

“明天的人手够了,凯盈你就后天来吧。”

这样的安排推辞是正常的,可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寡淡淡的,不好受。我活成甚人了,给人家义务帮工,人家都不要!

窑洞里有马灯,光线不错。王保胜大概看清了我不快的表情,说:“凯盈你愿意明天来就来吧。多一两个也不算甚,让大家轻松一些。”

其实,王保胜已经五十大几岁,威信势力都在向下滑。他有个养子,也没什么出息,他不会把向他靠拢的人踢在一边。正因为他会笼络各种各样的人,所以王保忠一直对他忠心耿耿。我愿意给他当一个小喽啰,他肯定不会拒之门外。

砌石窑洞的石块有百十来斤重,坚硬沉重,扛在肩上,硌得肩疼,搂在怀里,压得肚子疼,背在背上,垫得背疼。从石场运回来石块,往往都会放在工地外,距修建的窑洞有几十米远。扛石块,是砌石窑洞时最苦最累的活。金锁有意想整治一下我,安排我给匠人供石块。我心知肚明,可不能吭一声。给人家帮工,挑三拣四,会让主家有想法的。石块六面的碴口不平整,既坑坑洼洼又锐利,我搂抱了几块石块,双手就被摩擦得火辣辣的发疼。可是我不能退下阵来。

半天下来,到了吃晌午饭的时间,金锁说:“你好苦水。”

好苦水就是好苦力。这段时间,村里的人都说我是懒民,我不接受这个称号。流氓,懒汉二流子,二流子,二杆子,懒民,村里的人用这五个词,把不良后生分成了五类。流氓是让人痛恨的人,懒汉二流子是毛病太多的人,二流子是不正经的人,二杆子只是说人是个冒失鬼,懒民只是说人太懒惰。村里对年轻人的最好评价,就是好后生。村里的好后生不多,总有些人会说后生们的坏话。自然,也没有人认为我是好后生。村里的人把我归类在了五类人中,五类人中我还是威信最好的一类:懒民。懒民不坏别人的事,其他四类人,或多或少会坏他人的事,就是第四类人二杆子,也因为做事冒失,无意就把人伤害了。金锁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有名的二杆子。然而懒民的帽子扣在我头上,我仍然觉得不舒服。我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怎么就成了懒民?在给王保胜家帮工时,我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懒民。

吃过饭,歇过晌午,又开工了。

金锁走在我跟前,说:“后晌人手有些紧,你给两个匠人供石块。”

平时,一个小工给一个匠人供石块,最多也就是小工还给匠人找支石。一个小工供两个匠人石块是很累人的。金锁整我的砝码加重了,可我不能说出来。我还要好好的扛石块。后晌,我供石块的那两个匠人身边没有缺过石块。

第二天,金锁除了让我给两个匠人供石块,还让我给匠人供支石。支石是一种很硬的黑青石,供支石的人要用铁锤将青石砸成碎块,再用筐子提到匠人的身边。一般工地上专门有人供支石。这一天,我也没有影响匠人的正常工作。

收工时,金锁偷偷地对我说:“你看出了没有?我是在专门整治你。你不服的话,敲我一铁锤,再搞成个正当防卫。”

我笑着说:“你也真是个二杆子,为了让我坐两天牢,连命都搭上了。明天我满足你的要求。大不了你住两天院,我坐两天牢。”

第二天,我最先到了工地,找到一把铁锤,等待着金锁的到来。金锁是大师傅,也提前来了。他看到我手中的铁锤,吃了一惊:“你小子还真想动真格的?”

我二话没说,抡起铁锤就向金锁砸去。金锁抱住头“妈呀”叫了一声,向后一退,被后边的石头绊倒了。

其实我只是和金锁开开玩笑,就把金锁吓成这个样子。放在谁身上,谁都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的命再不值钱,也不会鲁莽到为两句玩笑话就用铁锤砸人头的地步。可是金锁吃过我一刺刀的亏,被我这一举动吓倒了。

工地上的人陆续到齐了,金锁分工时,让我给一个匠人供石头。经这么一吓唬,他是万万不敢再和我开这种玩笑了。那是他的事情。

一个小工给一个匠工供石块,就不那么忙了,休息的时间比扛石块的时间长。扛石块是重体力活,休息的时间长是应该的。

我想改变懒民的形象,就在给匠人供石块的同时,还动手帮匠人找支石,也帮下边往墙上递泥的小工提泥。给王保胜家帮了三天工,大家都认为我好苦水。这三天时间,我的手磨烂了,背和肩都被石块压肿了,可自始至终,我一声没吭。我甚至害怕人家看到我红肿的手,常常把手握起来。以后有人修地方,都主动上我们家的门,找我帮工。大多数找我帮工的人,还有另一种想法:我们家穷,暂时修不起窑洞。他们修第二院地方,我们也修不起地方。他们修第二院地方时,我不帮工,以后我修地方,他们也就不会帮工了。许多人都说农民纯朴,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总爱算小账,常想占小便宜。他们对上边的人毕恭毕敬,真心实意,无所要求,不像一些机关干部对上级毕恭毕敬是在耍手段,是想谋取更大的利益。然而这不叫纯朴,应该叫愚忠。有人说他们不干坏人的事。其实,那是手中无刀杀不了人。这是我在农村当农民对农民的认识。不管我对他们有多大的看法,我还得和他们友好相处。早上不见后晌见,抬头不见低头见。和他们一个个关系搞僵了,我也就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

见到周老师,已是一个多月后了。那天,我又从周老师家往过走,像以往一样,向大门里望了一眼,竟然望见了周老师的背影。周老师正站在大门扇前,似乎准备开大门上的锁子,可又在犹豫。周老师穿着白色半衫,灰色裤子,身材看起来很苗条,其实是比过去瘦了。过去的周老师身体端庄结实,略有些发胖。现在周老师的身材是纤瘦的。我怔怔地望着周老师,浑身的血液沸腾了,激动得想哭,也想笑。我甚至想说一句:周老师,怎么见你一面这么难。

周老师似乎感觉到身后有人,转过了头。周老师看到我,惊喜地叫道:“凯盈。”

我声音发颤地叫道:“周老师。”

周老师说:“这锁子生锈了,开不开,我正准备叫人往开砸锁子呢。”

我急忙说:“我来吧。”

我找了一块石头,走到大门边,用力砸了几下,就将锁子砸开了。

周老师笑道:“像个男子汉了。”

我甩掉石头,摘下烂锁子,向周老师递去。

周老师接住锁子,看了看,说:“毁掉一件东西,就这么容易,就像人一样,要熬个好名誉很难,要坏名誉就太容易了。”

周老师说话时有些伤感。多少年来,周老师在我面前一直显得很正统也很强大,很少说泄气和悲观的话。

周老师又说:“进去坐坐吧。”

我不想分辨周老师的邀请是否是客套话,看了一眼周老师脚下的提包,急忙提起了提包。提起提包,意味着我接受了邀请。

走进周老师的家,能闻到一股淡淡陈腐的霉味。

周老师的家简单整齐,前炕放着两只木箱子,后炕放着铺盖,铺盖叠得方方正正。地上有两条长条课桌和两条长条凳子,锅台边放着两条水瓮。

周老师首先打开了所有的门窗,然后才浸湿抹布,擦桌椅。周老师一边擦桌椅一边问:

“再补不补学了?”

我说:“不补了。”

周老师问:“做好了当农民的打算?”

我嗯了一声。中考败北,我感到惭愧和无地自容,是因为大多数同学都上了高中;而高考就不同了,全班同学,能考上大学者只有一二人而已,大多数同学,都是哪里来又要回哪里去。为此,我回村子,并不是很丢人的事情。从小生活在农民之家,却没有亲身承受过当农民的艰辛与苦难,对农民的生活习以为常,也不厌恶,所以也就不会想方设法脱逃。对于当农民,我没有感到很轻松,但也没有感到有多么沉重,自然而然,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这是我回村时的真实想法,似乎很单纯。

周老师又问:“也做好了当作家的打算?”

我觉得只有作家才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其他人,不管干部、教师、工人、工程师还是商贾、农民,都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从来都不屑于当一个小干部小工人。在我的眼中,那些干部那些工人,看起来体面看起来风光,实际上和农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些拼命跳出农门走出山村的农民子女,我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满足可怜的虚荣心。我想当作家,至于身份是农民还是干部,很不重要。当上了作家,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我没有想过。我认定,只有当上作家,才没有枉此一生。本来我对当作家是信心十足的,可在周老师面前表现不出来。

周老师看了一眼我。

我说:“是的。”

周老师笑了笑,说:“我全力支持你。”

我也开心地笑了。这是高考预考后,我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虽然把高考落败不当一回事,可心里毕竟是不愉快的。受了周老师的鼓舞,我说:

“我决不辜负周老师的期望。我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写作,一边以种地来维持我的生活。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现实生活。生活只是人能生能活,吃甚喝甚都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周老师用欣赏的目光看了看我,赞赏地说:“有气派,像个男子汉。”

我不好意思地说:“眼下,我是人们嘲笑的对象,甚都不敢对外说。”

周老师干脆地说:“不管那些闲言碎语。走好自己的路就对了。”

周老师指着抹擦干净的椅子,说:“坐吧。”

我坐下了。

周老师还在收拾家具,她一边收拾一边说:“多少年来,我怎么看你怎么就像一个干大事的人。”

我说:“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说:“比起上初中时,你成熟多了。哎,你和白荟芹还有联系吗?”

我的脸红了,低低地说:“没有。”

周老师惋惜地说:“白荟芹的确是个好女子,可惜了。我对她印象不错,不过,她对我有看法。上次我进城,在车上遇到了她和她的对象。我和她说话时,她显得不想搭理。这和别的女同学见我的态度不一样。你们那时到底到了哪一步?我看她记恨我的原因是:我不让你们过多地交往。”

我随口说:“说实在的,没有哪一个女人比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重要。”

话刚说完,我就脸红了。我自知自己说漏了嘴。

周老师一怔,笑笑说:“你这是在抬举自己的老师。谢谢。”

我问:“听说你要调到城里工作?”

周老师叹息了一声:“难哪。反正徐明也见不得我了,我就在你们这里教学吧。”

周老师从来没有真正和我交流过自己的心事。今天,她说的话,让我感到意外。我真想说:徐明见不得你了,我能见得你。但我不敢说。我时时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搂抱住周老师,抚摩周老师,亲吻周老师。然而,我同样不敢有所行动。

周老师回来住了几天,学校就放暑假了。周老师又进城了。我在想,徐明见不得周老师了,周老师还往城里跑什么?

开学前的一天,周老师又回来了。此次回来,我看到周老师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

周老师还给我带回来一大堆文学书籍和杂志。我看出,周老师期望着我能成为一名作家。我和周老师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她要到学校教书,白天几乎都不会出现在沙坡上。当我们见面时,像当初和白荟芹一样,谈论的话题都成了文学。

地里的营生并不多,我有时上山劳动,更多的时候,就坐在树荫下,或者在家里看书。

那是一个初秋的中午,天空晴朗,太阳光照强烈,正是秋晒如刀刮的气象。我坐在硷畔上的柳树下看书。树荫下,太阳的光芒照射不到,却又有初秋的轻风在吹拂,再看着自己喜欢看的书籍,我的感觉好极了。

金锁和王保忠走过来了。本来,村道和柳树还是有段距离的,金锁却绕过来了,金锁问:“看书哩?”

我抬头看了一眼他,嗯了一声。

王保忠也跟着金锁走过来了。王保忠一脸不屑的神情。

金锁又问:“还准备考大学?”

我反问道:“不考大学,就不能看书吗?”

金锁被我反问住了。金锁这人爱调侃人,可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往往会被人反问住。

王保忠插言了,是对金锁说的:“本事是真的,西洋镜是空的。他还不晓得自己的本事?”

我没有回击王保忠的挖苦,对这种人表白或强调自己的价值观,换来的将是更恶毒的语言。我继续低头看书。其实书已经看不进去了,只是在做做样子。我的好心情被破坏了。

金锁和王保忠走开了。

王保忠似乎觉得对我的嘲讽还不够,接着说:“三岁看到老,他从小就算不上好东西,长大了能成个气候吗?他能成气候,我就跳崖死了。”

这话太刺耳了,我真想站起来,和王保忠打一次赌,用自己的成功逼他跳下万丈深渊。然而,我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无用。我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证明自己的才能。

嘲笑我看书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好像我是一个怪物。有一天黑夜,父亲见我在灯下看书,说:“你早些时候好好学习,也考上大学了,还用得着过这种穷日子?你看村里的人说甚哩。”

对父亲,我也不能说出自己的理想。我说:“我看书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强吧。”

父亲说:“不三不四的人有那么多,人家见怪不怪了。你呢?你说你学生不是学生,干部不是干部,农民不像农民,像个甚样子?”

父亲对我没有丝毫的恶意,但他的看法却又和村里人的眼光那么的相似。我心头涌上一句话,愤怒地发出来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父亲不知我在说什么,茫然地望着我。

在村里的小河上游五六里的地方,修筑水渠,一直修到我们村,然后把水挡过来,水顺水渠而下,就能浇灌我们村里园子的庄稼。有一天黑夜,我们几户人家合伙放水浇园子,我也去照看水渠。水渠是土筑成的,被水浸泡,或被老鼠等动物挖钻开地洞,就会漏水。不及时堵住漏洞,水渠里的水就会冲垮水渠。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一人在固定的一段地方照看水渠。

夜色深沉,远处的庄稼地里,有蝉在时高时低地鸣叫,也不时响起一两声不知什么动物的鸣叫声,水渠里的水在哗啦啦地流淌,声音轻轻且有节奏。

我坐了一会儿,开始顺着水渠巡视。孤身一人,在深夜的旷野中,我感到既神秘又有些害怕。以后的日子,或白天,或黑夜,像这样肩负重担、孤身一人行走的日子会越来越多。我回想起了校园生活。白天周围到处是同学们的身影,夜晚和同学们同睡在一盘大炕上,有时想独自静静地坐一会儿,都没有时机。那时我也感到孤独,因为没有人立志要当作家,所以没有人跟我谈论文学。现在回想起来,学生时代的孤独根本就算不上孤独。我现在才真正尝到了孤独的滋味。水渠里的水流越来越细了,上游好像漏水了。我向上游走去。走完我照看的地段,也没有看到漏水的地方。水渠里的水几乎流净了,只有小坑里窝住的小水,在月光下映射出青灰色的光辉。我又向上走去。这时,金锁走下来了。在这样的深夜,不管遇到谁,我心头都会陡然生起亲切感。

金锁说:“回吧,上边水渠冲垮了,一时半会修不好,我把水挡开了。”

我问:“咱们几家的园子还没有浇完吧?”

金锁说:“浇不完就不浇了。到秋季了,不碍大事的。”

秋天不给庄稼浇水,庄稼的颗粒就不饱满,这个常识我是知道的。我说:“碍小事也不好啊。”

金锁说:“反正今天黑夜这水是浇不成了。”

我和金锁向村里走去。进了村,我和金锁分开了。

我走上路畔,看见周老师的家里还亮着灯光。我看看手表,已是深夜两点钟了。

我走到墙根下,攀上墙头,轻轻地吊下墙头。我喘气短促,心头有些发慌,但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窗下。我用手指头沾了唾沫,在窗纸上戳开了一个小洞,闭着一只眼,向里瞧。炕上的低桌上,放着一盏马灯。马灯在当时是最亮的灯了。周老师斜躺在铺盖上,神情专注地看着书。那副恬静安详的神态,令我心头狂跳不止。我在周老师的门窗下站了好长时间,不停地盯视着周老师。周老师放下书,开始脱衣服。周老师的上衣脱下了,又脱掉了贴身的线衣,周老师光洁的臂膀露出来了,我贪婪地望着周老师的臂膀。周老师又摘掉乳罩。周老师的上半身全部映入我的眼帘:光洁而微微发颤的乳房,太令人着迷了。我喘气粗了。我真想破门而入,搂住周老师。周老师低头看看自己的乳房,随后又套上了线衣。我不由得咽了下口水。周老师似乎听到了我咽口水的声音,怔住了。我屏住了声息。周老师再没有听到声音,躺下了,接着拧灭了马灯。我轻轻地退开来。但我没有出院子。在院子里,我坐了好久,直至天色麻麻亮了,我才翻墙出了院子。

过了几天,我又去偷窥周老师脱衣服的情景,尽管我觉得自己很不道德,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

正当我还想着再在黑夜进周老师家的院子时,周老师在路上遇到了我。她说:“最近,不知什么人两次在黑夜往破捅窗纸。”

我的脸发起烧了,略微低下了头。

周老师又说:“这是什么人呢?搞得我心神不定,疑神疑鬼。”

周老师心神不定,我的错犯大了。今生今世,我都应该保护周老师,怎么能让她心神不宁。

周老师又说:“凯盈,你黑夜替我查查,看看是什么人成心在捣乱。”

我说:“行。”

几天后,又在路上遇到了周老师,似乎是周老师在刻意等我。

周老师说:“这几天没有人再往破捅窗纸了。是不是你真的在黑夜查看了?”

我说:“是的。”

的确,我这几天都在周老师家的院墙外徘徊。

周老师说:“看来,你的查看起了作用。你都成了我的守护神了。”

我鼓足勇气,问道:“我能当周老师的守护神吗?”

我焦渴地望着周老师,心里却腾腾直跳。

周老师垂下了眼帘,叹了一口气,随即又抬起头说:“我们这是在说什么呀。好了,我要回家了。”

周老师说罢朝我笑笑,掉头走了。

我望着周老师纤细的身姿,心中那种渴望拥抱的情绪又升腾起来。

庄稼、草木由青绿渐渐变黄,漫山遍野,透露出成熟的气息。秋天到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个季节比任何季节的劳动强度都大,庄稼人生怕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自然灾害,起早贪黑地收割庄稼。

秋收最紧张忙碌的时间,学校放假了,假期一般是十天时间。收秋忙假是什么年代开始的什么年代结束的,我记不清了,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记忆是深刻的。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是农村孩子,乡村小学的教师也大多是农家出身,所以到了秋收时节,教师和学生,都要参与到秋收的劳作中,学校就会放十天左右的假。周老师在放假时又回去了。我常常有一种担心:周老师回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正如她说的,这里毕竟不是生她养她的故土,也不是她真正的家。

秋收的这些日子,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当农民的艰辛与苦难。先拔糜子,糜子上了场,就开始割谷子。割谷子时,攥满手中的一把谷子,大概是一二十株为一小把,把十来把谷子扎捆在一起为一大把,九把子谷子为一背。

收拾倒谷子,谷子要放在地里风吹晾晒几天,干燥一些,分量就轻了,好背。这时,我们开始刨山蔓,山蔓就是洋芋,也叫土豆,多少年来我改变不了这种农村的叫法。我们先把山蔓从地里刨出来,然后往回背。那一布袋袋山蔓,又垫人又沉重,背上几回山蔓,浑身上下又疼痛又酸困。受苦,这就叫受苦。

那天,我们在地里刨山蔓时,下起了细雨,地里的土成了泥泞。刨出来的山蔓上,沾满了泥泞。这山蔓背起来就更沉重了。天临黑时,我和父亲,一人背着一布袋山蔓,往回走。父亲老了,父亲背的布袋小一些,布袋里装的山蔓够七八十斤。我背的布袋里的山蔓有一百多斤。我背着一百多斤重的山蔓,走一段路,就要歇一歇。所以父亲走在了我前头。

我终于爬上了一段陡坡,弯腰用力向上送了送背后的布袋,突然,扎布袋口子的绳子不知怎么就开了,山蔓从我身上倒出去半布袋。绳子另一边的半布袋山蔓,也掉在了地上。倒出去的山蔓,从陡坡上滚下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了,看不到山蔓了。可这山蔓一定要捡回来。深秋季节,头天下雨,第二天早上往往会变天,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零度以下,地表上的山蔓就会受冻,然后就会流黄水,也就吃不成了。

我坐下,顺着上来的坡路,摸索着向下挪去。我把上衣扎进裤腰里,把摸索到的山蔓,揣进怀里。怀里揣满了山蔓,我就上到山梁上,把山蔓装在布袋里。然后,我再下去摸索山蔓。下着细雨,冷飕飕的,浑身沾满了泥泞,又难受又冷冻。可是,我还要在这暗夜里摸索山蔓。这真叫受苦受罪呀。我在地里再摸索不到山蔓时,才背上布袋,向家里走去。

过小河时,父亲打着手电找来了。

父亲问:“你做甚去了?”

我没敢说实情,说了他日后对我做营生更不放心。我说:“天黑路不好走,我多歇了几歇。”

第二天早上,天刚发亮,我就起床了。

父亲说:“今天天气不好,背不成谷子,也刨不成山蔓,你起得这么早做甚?”

我说:“不想睡了。”

出了门,我发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

我拿了布袋,出了村子,向昨天夜晚倒山蔓的地方走去。昨天夜晚布袋没有装满,我就明白,地里还遗落着山蔓。

我来到昨晚倒山蔓的地方,在坡上和山渠里,把那些遗落的山蔓捡起来,装进了布袋。早知今天天气不变,我就不受那罪摸索着捡山蔓了。

刨完山蔓,地里的谷子就能背了,我开始往场上背谷子。

地里还有八背谷子。大多数家庭都有大牲口,大牲口套上架子车,一架子车能拉四背谷子,人赶着大牲口也不怎么熬累。人背上百十来斤谷子,走几里山路,得出几身大汗。我们家不喂大牲口,往地里送粪要靠背背,秋收下来的庄稼也得靠背往回背。糜子背回来了,谷子还有八背,还有黑豆、高粱和秸秆,还有玉米棒子和山蔓,最头疼的是山蔓。现在通常把干农活说成是劳动,还说什么劳动光荣。其实劳动就是受苦,也可以说是受罪,那么大强度的劳动,谁说不是受罪!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儿子,可我受不了一个农民的苦。受不了也得受。

傍晚,我终于又将一背谷子背到了场上。放下背上的谷子,我顺势躺靠在场上,软塌塌的,再也不想动了。天越来越黑,我的大脑似乎也在发黑,不久昏昏入睡了

轻风扑面,凉飕飕的,大脑渐渐地清醒了,我明白,自己还躺在场上。四周漆黑如墨,天空繁星点点。这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世界,就这么躺下去吧。我对自己说。事实上天气越来越冷,单衣薄裳,我感到浑身在起鸡皮疙瘩,实在是冷得躺不住了。从睡梦中醒来,也是冷得睡不住了,不是我睡好了。我动了动身子,身子依然又困又疼。秋收开始,身子骨就没有舒服过!

我挣扎着站起来,抽掉谷背上的绳子。走在场中间。我突然想起场上曾经热闹的景象。农民单干了,有些人家新修了场,集体的场是谁先把庄稼弄到场上谁家就占一块,所以往场上运庄稼的人和打场的人零零星星,再也看不到两排人一起打场的那种热闹的景象。孩子们也远离了场上。儿时眼中的场上的诗意,已然消失,而今夜的场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多少年来,孤苦无依,路途茫茫,风雨飘摇,没有人给我安排设计出路,没有人给我遮风挡雨,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凭着自己的判断,磕磕绊绊地往出闯。

十一

夜色深沉,父亲母亲呼呼入睡。父亲睡在后炕,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就睡这个位置。母亲睡在中间。在前炕睡觉,离父母远一些,我可以迟睡一会儿,不太影响父母的休息。我迟睡的时候,都在看书。高中毕业回来后,父母一直反对我在黑夜看书,可秋深了,夜长昼短,我不看书,再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和那些后生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或去赌博调戏妇女。八十年代初期,电还没有进入乡村农家。乡上的机关用电,也是机械发电,而且供电时间很短,一般在晚上十点钟就停电了。所以,我们家还在用煤油灯。煤油灯火很小,我只能凑在灯前看书,有时,头离灯火太近了,不经意时前倾一下,头发凑在了火苗上,咝一声,会烧燎一些头发,然后发出焦毛气味。

父亲不知怎么就醒来了。他直起头向我这里看了一下,恨声恨气地说:“睡觉!”

父亲的声音惊醒了母亲。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这点灯熬油,空糟践钱哩。”

我吹灭了灯,躺下睡了。

窑里窑外,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星光。窑里窑外,寂静无声。父母的出气非常均匀,他们也没有再进入睡眠状态。我晓得此刻他们的心情是非常难受的。他们在想:儿子文不成武不就,无法成家立业,以后怎么过日子,也想起村人那些讥笑的话语和嘲弄的目光。他们不再为有一个儿子而自豪满足,儿子已成为他们的负担,成为他们在村里抬不起头的根源。

村人不能理解我,父母不能理解我。我既不服气,也非常焦急。在这沉沉的暗夜中,我难受的时候,没有看书的权利,没有散步的权利,只能任由黑暗吞噬我的青春、我的豪气。我盼望着白昼快快到来。白天我还能自由走动,也能看书,尽管不时会触接到我不愿看到的目光,可我能为理想付诸行动。

十二

我不能和父母再在一起住下去了。

我们家有两院不值钱的地方,一院地方在大路上边的土台上,小土台就是小院子,连围墙都无法围。这院地方有两孔土窑洞,大窑洞破破烂烂的,窑洞里塌了不少土块,已不能居住了,只能放些坛坛罐罐和农具。小窑洞太小,进门后跨两步就上炕,炕上身挨着身,只能睡三个人,再没有一点余地。我出生在一孔大石窑洞里,位置在沙坡的中心地段。同母异父的哥哥结婚过第一个妻子,住在小窑洞,结婚第二个妻子,住在了大窑洞,我们搬进了小窑洞。原来我们批下了地基,也修好了地基,准备修建石窑洞。可是哥哥离婚了。哥哥二次结婚,我们家出了一笔不菲的彩礼,修建石窑洞的事搁置下来了。我们一家搬进小窑洞居住后,父亲就思谋着到原来的地基上打土窑洞。并于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动工。我虽然年龄小,但每天都跟着大人铲土倒土,为的是早日离开狭窄的小窑洞。第二年我们住进新土窑洞,小窑洞被废弃了。

我提出单独在小窑洞居住时,父亲仿佛没有听见,沉默不语,坐在炕上专心地吸着旱烟。

母亲看见父亲没有表态,就说:“到冬天了,小窑洞太浅,不管烧多少柴火,后半夜就冷得睡不住了,你又不是没住过。要是有炭,一夜火不灭,住人还能行。”

母亲不想让我到小窑洞住,就是怕浪费柴火。她说的炭,对我们村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奢侈品。我们村的附近没有煤窑。很早以前,我们村周围有几个小煤窑,在小煤窑采煤,人们叫掏炭。井下的坑道低,人站不起来,只能猫着腰走,矿工就叫炭猫子。掏炭时要斜躺着身子,用炭锛子上下掏挖,上下挖开了旮旯儿,才能把一块块炭掏下来。打我记事起,那些小煤窑就不出炭了。要买炭,就要到几十里远的佳友煤矿买。没有机动车辆运输,就用驴拉平车往回运,往返近二百里路程,运一回炭得用三天时间,还得起鸡叫睡半夜地行动。一平车炭也就是五六百斤。一家人一年烧上五六百斤炭,也就很不错了。后来有了拖拉机之类的机动车运炭,一般庄户人也舍不得出钱买炭。我们家一年能买一百斤炭就算不错了。

“我不怕冷。”我说,同时就开始收拾我自己的东西。这时天已经黑了,小窑洞还没收拾开,晚上不可能搬过去。我收拾行李,只是给父母看看我要搬走的决心。

“今年准备下的柴火不多,你那边再一烧火,家里恐怕连做饭的柴火都没有了。”母亲说。

“没柴火我自己上山拾。”

“你老爷架子不倒,还会上山拾柴火?”

“我有老爷架子?有老爷架子我还能回来种地?”

“你还没有成家立业,就和我们分开住,不怕人家笑话?”母亲还在表示着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不高兴地说:“我只是和你们分开住,又不是分家。”

“你长大成人了,嫌我们老了?你讲不讲良心?”母亲的话越来越激烈。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到小窑洞住,就是觉得小窑洞安静,不受人干扰,能多看点书。”

“你受了苦还看甚书?看书有甚用?爱看书你早就考上大学了。”

这话太刺耳了,尽管是母亲说出口的,我心里也很不舒服。这些天来,关于我看书写作的事,在村里已经传开了,冷嘲热讽的话,冷不丁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别人越是嘲弄我,我越是想干点事,也越是坚定了写作的信心。母亲和别人对我的理解是一样的,母亲不认识一个字,也不会写一个字,她和嘲笑我的农民是一样的见识。我有些痛心。我赌气地说:

“你不让我在那边住,我如今就过去。”

我加快了收拾行李的动作,怒气冲冲的,举动很疯狂。

母亲看到我这种样子,恨声恨气地对父亲说:“你怎么不说话?”每遇到我不听话的时候,母亲都会向父亲喊话,又像发号施令又像求援。这习惯由来已久。

父亲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子大不由父管。随他去吧。”

母亲僵硬的脸色柔和了,两颗泪珠却滚出了眼眶。

或许母亲她真的是怕我受冻,并不是舍不得柴火。也许,前一年哥哥去世,我成了她唯一的儿子,她不想让我过早地和他们分开来居住。我不再怨怪母亲的不当话语,心中的怨怼消散了。

这一夜,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我和母亲吵也就吵过了,我们母子不会计较什么。我们按往日的时间,熄灯睡觉。父亲睡后炕热炕头,母亲睡中间,我睡前炕。儿时,父亲睡后炕热炕头,我睡中间,母亲睡前炕。上初中以后,我和母亲的睡觉位置调换了。没有谁想过说过要调换位置,有一天我睡在了前炕,母亲就睡在了中间,一切都很自然。明天的分开居住,我也觉得很自然,毕竟我上高中时就和他们分开在学校居住了。我的心态平和,感觉不到什么别扭,很快就睡着了。母亲能不能安然入睡,父亲能不能安然入睡,我想都没有想。

…嗯——”有人在哼唱无词的信天游,悠扬舒缓的哼唱声似乎很遥远,又好像很近,由远而近…我以为是梦。我的意识由朦胧而渐渐清晰,恍然听出,是父亲在哼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哼唱。父亲的哼唱声旋律优美、悠扬、婉转、低沉、动人心弦,散发着说不出的哀伤和愁肠百结的情绪。我静静地倾听着父亲的哼唱,也在想着父亲为什么忧伤。是因为我要和他们分开居住?还是因为我学业无成?也许他内心还有难以言说的苦衷。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苦楚?

哼唱声停止,父亲长长叹息了一声,有气无力地轻声说:“命,这叫命运。”

十三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收拾东西,往小窑洞搬。小窑洞离我们家并不远,只有百十来米远近。不到吃早饭的时间,我就把小窑洞收拾好,把东西搬过去了。在家里吃过早饭,我又去安排布置小窑洞。把小窑洞安排布置妥当,我仰面躺在炕上。环视着自己的这片小天地,我感到很舒心,也很满足。那种舒服惬意的感觉还没有持续十分钟,突然一种悲凉的情绪升腾起来:一个从小就立志干大事情的人,竟然把破旧的小窑洞当成了理想的归宿!

后晌,我上山去拾柴火。

山上冷风飕飕。冷风刮得树枝发出咝咝的声响。

我在一片树林里拾捡干树枝。

一只野兔,从树林里蹿出,飞快地直奔山下。

捡了两捆柴火,我用绳子捆住。这柴火够我背一背了,能回家了。可是,我不想立即回家。山上虽然冷飕飕的,可是好多天不上山了,我竟然觉得行走在山野上,有一种清爽痛快的感觉。我在树林里转悠起来。

突然,又一只野兔从一棵杨槐树下蹿出来,向上跑去了。接着一群山鸡,从前面飞出去了,翅膀扇动得啪啪直响。

望着远去的山鸡,我突然想,要是有一杆枪,在这寂寞的冬天,出来打打猎,该是多好的消遣。

傍晚时分,我背着一背柴火回来了。

我把柴火放在院子里,进了小窑洞。

小窑洞里有些温暖,似乎生过火。我挪开盖炉灶的石盖,炉灶里的火忽明忽暗,是炭火。我把煤油灯捻拧大,看清脚地上还有几块炭,够百十来斤。这一定是父亲给我买的炭,也是父亲给我生的火。尽管我长大成人,尽管父亲恨铁不成钢,可是父亲依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我的生活。

父亲进来了。

父亲说:“白天多烧些柴火,黑夜烧上一炉炭,冷是冷,也不会冷出毛病的。”

我没有吭声,可心头热乎乎的。

父亲又说:“一定要等火熄了再睡,操心烟闷住了。”

父亲说罢就出去了。

十四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隔三贫五,就会有股西伯利亚寒流袭来,不是狂风大作,就是漫天飞雪。小窑洞因为太浅,窗户密封不好,只要火灭了,就冷得站不住也坐不住了。柴火和炭太少,我只在晚上生点火。我通常会盘腿坐在低桌前,把被子包裹在腿上,双手捅拥在袖子里,看书。每要翻一页书,我都要从袖子里把手抽出来。如此反复抽手翻书页,我实在是冷的受不了了,后来干脆用舌头和下巴翻书页。黑夜睡觉时,头顶边的大锅里的水还是水,第二天起来揭开锅盖,大锅里的水就结成了冰,每天都是如此。整整一个冬天,就在这样寒冷的小窑洞,我足不出户,看书写作。不想走出家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不想听村人的闲话,也不想看一些人瞧不起的神色。听到闲言碎语,是令人不爽的事情,不过,闲话和父母之情相比,太无足轻重了。我也始终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而且是长时间的。偶尔还有人来小窑洞转一转,可连偶尔来的人我都不想搭理。当然,我期望着周老师能走进小窑洞,可是,周老师从来没有走进过小窑洞。后来,我手拿挂锁,伸出窗子,自己把自己锁在门里。来人看见门上吊着一把锁,也就望而止步了。

十五

再难受的日子,也会骤然而过。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带来的暖意驱逐了寒气,我不再被寒冷裹袭折磨。春光明媚,风清气爽。这上天恩赐的温暖让我感动不已。我真想呼唤:“春天,你真好!”我没想到自己竟是如此的浅薄,为一点温暖大发简单庸俗的感慨。心情好,精神好,我恢复了一个年轻人应有的活力。可是,好心情没有延续几天。

大腿上面长起了一块疔疮,隐隐作痛,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该做什么照旧做什么。过了几天,大腿的疼痛加剧了,扩散了,好像牵动了腿上的每一根神经,我仍然没有当一回事。农民的病痛往往不是靠医疗手段解除,是靠忍耐、靠时间去治愈。没想到,这块疔疮肿胀了,越来越大,越来越疼,我都无法站立行走了。开春时间,正是往山上送粪的时间,我却不能走动了,只能坐在院子里。看到父亲起早贪黑地背着粪筐往山上送粪,我心里很着急。

有一天,我坐在硷畔上的树桩子上,身子懒散而无聊地靠在树桩子后的墙上,漫无目的地看着远山和天空。突然,我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一个身影,背着粪筐,弓着腰,艰难地向上爬行。这是父亲。我们村大多数人家都有大牲口,都用大牲口拉平车的方式送粪。我们家只能靠人力送粪。父亲爬上山坡,进入了天地接壤的地平线,这地平线是一道缓坡。父亲的身影清晰地映衬在蓝天上。艰难、负重、爬行,这便是父亲留在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的影像。

看着父亲负重的身影,我不由得,也是自艾自怨地随手拍了大腿一巴掌,拍在了疔疮上。大腿突然如刀割般地疼痛起来,接着一股黏糊糊的液体流了出来。脱掉裤子一看,是脓血水。我慢慢地挤压肿块,将脓血水挤了出来。这让人诅咒的脓血水挤出去不几天,大腿上的肿块就消散下去了,也不怎么疼痛了,但那块伤疤却永远留下了。

十六

天宽,地阔,起伏连绵的群山,一眼望去,黄漠漠光秃秃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土地包产到户,也叫单干,就是单独干农活。一面山坡,一个山头,要么只有一家人家种地,要么空无一人,因为所种地的时间安排不同,还有所种地的粮种不同,所以,很少出现几家人家同在一面山坡上种地的景象。

父亲在前边犁地,我跟在父亲身后抓粪。驴、父亲、我,我们三者依次负重前行,默默无声。

驴是向二姐家借的,二姐家也要种地,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将地种完。这劳动强度就加大了。往年我上学的日子,往往是二姐夫帮我们种地的,因为一个人是无法既耕地又抓粪的。村里人口少的人家,经常互相换工耕地种地。父亲老了,没有多少人愿意与父亲换工。偶尔我的王家的弟兄为父亲帮一两天忙。但各家有各家的活,父亲也不愿意麻烦其他人。有时,父亲就出钱雇大牲口给我们家耕地。

绳子挂在肩上,怀里吊着沉重的、散发着臭气的粪斗,在阳光的炙烤下,身上出汗了,浸湿了衣服,浑身热烘烘黏糊糊的,太难受了。这真是要命的受苦啊。

铧轻微地响了一声,父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叫住了驴,提起了犁。铧完好无损。父亲跪在地上,用手刨土。一块小石头露出来了。

父亲说:“你看,只要有不对劲的声音,就说明地里有东西。有时会把铧打了的。”

父亲开始给我上劳动课了。

父亲把小石头放在耕过的地上,又开始赶着驴犁地。

还没走几步,铧“咔嚓”响了一声,响声很大。父亲又叫住了驴,提起犁。铧尖被碰掉了一块。

父亲说:“你把那块铧拿过来。”

我放下粪斗,走到放行李的地方,找到了备用的铧。

父亲给犁换铧时,我用手刨土,又一块石头露出来了。

父亲说:“有些地方石头多,平时要注意。”

我想:你嘴上这么说,你怎么不注意呀,把铧都打了。我说:“这地是老地了,每年都往出弄石头,咋就弄不完呢,还都是打铧。”

父亲说:“有时铧碰不到石头,地就翻过去了,明年或后年铧就会碰到石头的。这地里的石头永远拣不完的。”

我把刨出来的石头拿起,又走到刚才刨出来的那块石头边,把那块石头拿起,一并将两块石头摔下了山坡。那两块石头落在了下边人家的土地上。

父亲怔怔地盯着我,看到我看他时,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后扬起鞭子,赶着驴走了。

沉静荒凉的黄土山坡上,出现了母亲瘦弱的身影。母亲颠簸着小脚,摇摇晃晃地走下来。母亲走在我们放行李的地方,坐下来,放下了盛稀饭的瓷罐和装窝窝头的小布袋子。

我们犁地犁到接近我们放行李的地方,父亲噘起嘴,用舌尖“喳喳”地叫了两声。驴听到主人发出叫自己停住的信号,站住了。驴总是任劳任怨,听着人的指令受苦受罪。父亲给驴解下缰绳格子。驴爽快地甩起了尾巴。

我和父亲走到母亲身边,坐下了。父亲双手拍拍,还不知将灰尘拍掉了没有,就捧起瓷罐,嘴噙住罐沿,喝起了汤。父亲放下瓷罐,又习惯性地拍拍手,然后提起小布袋子,掏出山蔓,剥起了山蔓皮。我们陕北人,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从古至今,生活食物中一直离不开山蔓。父亲剥掉山蔓皮,把山蔓放进碗里,又从布袋子里掏出了窝窝头,也放在碗里,然后用筷子将窝窝头和山蔓搅和在一起。山蔓和窝窝头搅和在一起吃,比光吃窝窝头顺口好吃。

母亲面对着我问:“你怎么不吃?”

怎么吃呀?我看着满是粪土的双手,难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父亲不高兴地说:“庄稼人地里吃饭都是这种吃法。手上有粪土在衣裳上擦擦。”

我双手在衣服上擦了一阵子,也像父亲一样,动手吃饭。

母亲说:“你们吃,我先到那边捡些柴火。”

母亲说着就站起走了。母亲那瘦弱的身子,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晃晃的。

一家所用的烧火柴,都是靠母亲在山里拾捡。母亲看似瘦弱的身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劳作,天天爬山上坡,为生计忙碌。

吃过饭,父亲开始抽老旱烟。饭后一锅烟,这是父亲的习惯。

我仰面躺在松软的土地上,身子自由舒展开来。

蓝天,清风,轻风微拂,太舒服太惬意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吃饱了饭,就这么静静地躺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

没有天,没有地,感觉不到幸福与痛苦,万事万物都是空白的,什么都不存在了

有感觉的时候,是大腿,不知是什么在推动着我的大腿。我一惊,睁开了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眼前的模糊的人影。人影渐渐清晰:是父亲。

父亲看到我清醒了,说:“能动弹了?”

这时,我感觉到浑身酸困发疼,无法坐起来了。

父亲走到驴身边,给驴身上搭缰绳格子。

我坐起来,愁苦地挂上粪斗,然后将拌好籽种的粪土揽进粪斗。

父亲一边给驴备缰绳格子,一边叹息道:“人要活,苦要受。”

我随口感叹道:“唉,人要活,苦要受,何时是尽头。”

父亲不高兴地说:“死了才是尽头。”

我惊愕了,但我没有看父亲严峻的脸色。

人要活,苦要受,死了才是尽头,看来,人活一辈子,就要受一辈子的苦。人为了受苦活着,有什么意义?走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我才终于明白,人活着,受苦是常态。

父亲一甩鞭子,赶着驴,手扶犁把,铧尖钻入地下,崭新的黄土从铧犁上翻了过来。

我慌忙挂上粪斗,跟着父亲去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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