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客

庞 文 梓   2016-06-24 02:15:33

一二年的冬天,一个阳光明媚气候却冰冷的日子,我回到了我的村子,我的老家。

阳光是亮色的,村子却是灰塌塌的。

小街上,仅有三五个人影晃动。街道两边的门市,不见有人出入光顾。

我引着小女儿,出了小街,向沙坡走去。走在孤寂的土路上,我不由得四处张望。

小女儿问:“爸爸,你看什么呀?”

看我熟悉的村子,看能勾起我记忆的地方。

山色依旧,山势依旧,村子却面目全非了。前岔靠大路边的这头,有两院地方的院墙倒塌了,一派颓废的景象,好像无人居住了。

我回过头,走了几步,然后朝侧面的小路走去。

“走错了?爸爸。”小女儿跟在我身后问。

走不错。这个村子,是我走不错的地方。老村子,不管什么地方,我眼闭上,也能走对了。我想看看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自然村,现在是什么样子。

王家寨村是由沙坡、前岔、高庄、房寨四处居住地方,也就是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前岔和高庄处在核心位置上。

走进前岔,我呆住了。

前岔的地理位置,有些特殊。一排窑洞面向西北,靠着高高的土崖,一排窑洞却面向东南,背靠着小土崖,两排住户的院落都不甚规则,但中间有弯弯曲曲的走廊,像城市中的巷道,大门对着大门。建造两排地方,人们都没有选择光照。

前岔的十几院老地方,院墙全部坍塌了,石窑洞的面子石也掉了不少,院子里,长满了枯草,巷道里,到处是小石头,树枝和杂草横七竖八,乱糟糟的。前头的一院地方院墙外,长满了枯草,枯草地里,露出了一盘碾子。这盘碾子我小时候用过。沙坡上的碾子有人用时,前岔的碾子空着,我们沙坡的人就出来用前岔的碾子,反过来,前岔的人家也经常用我们沙坡上的碾子。

我拿出相机,为碾子拍了照片。

小女儿问:“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是碾子,往下碾粮食的糠皮。”

小女儿不解地望着我。

我踏进枯草里,想给小女儿做一下推碾子的示范动作。走进枯草里,我才发现碾子上没有碾棍,碾轱辘被两边两块石头支着。碾轱辘上不穿碾棍,碾桩和碾棍不上搭钩,这庞大的碾轱辘就不能动了。一动,碾轱辘滚下碾盘,会有危险,而且三五个人都无法把碾轱辘抬上碾盘。示范做不成了。

前岔曾经是王家寨的中心,政府机关都驻扎在前岔。后头的那院五孔窑洞的地方,有两孔窑洞先是乡政府的办公场所,乡政府移在高庄后,供销社在那两孔窑洞里卖货。记得小时候,父亲和卖货的人熟悉,我常在那里买糖,有时也买糖馍馍,也就是月饼。有时我不拿钱,那个卖货的人也会卖给我要的食品。他们晓得父亲疼爱我,会及时把钱还上。后来,供销社移在了前岔的前坡上,再后来,供销社也移在了高庄的乡政府旁边。当然,今天,这个供销社不存在了,供销社的十多孔窑洞和一间大房子,都卖给了个人。医院也设立在前岔。医院搬在高庄与房寨之间后,医院占用过的地方变成了兽医站,后来,兽医站也搬到了高庄。新机关再没有驻扎进前岔。乡上的机关远离了前岔,可前岔的人家还在安居乐业。十多年前我回来时,前岔就萧条了,可是,每院地方都住着人。今次回来,前岔却完全破败了,只有前岔后头的上边住着两户人家。

面向西北的那排窑洞背后的土崖,原是大山,大面积的坍塌后,形成了土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夜晚,大山坍塌,下边的石窑洞被掩埋,窑洞里有三个人。三个人被活埋一天多后刨出来,一个人被石头砸死了,两个人竟然毫发未损。据主人说,他坐在炕沿儿上,十来岁的儿子躺在下炕里,地下的小木凳上坐着串门儿的王保田。听到脑畔上的巨大的呼啸声,王保田站起来了,本能地向他伸出了手,他也伸手去拉王保田,可坍塌下来的石块砸中了王保田,然后王保田被土石完全覆盖压住了。大山坍塌压垮山下的窑洞,一般情况是塌窑不塌掌。所以窑掌没有塌下来,炕上留有空间,且烟囱没有被埋住,形成了通风口,父子两人,有了生存的空间,幸免于难。

从前岔出来,我从土坡上往下走。土坡上长满了枯草,还有乱七八糟的庄稼秸秆和叶子,原来的小路,被杂草遮盖了,小路已成了人迹罕至的地方。小时候,我们上学,去前岔和高庄,都走这条小路。后来,村口拐沟渠口打起了坝,坝下边修了路,我们去上学或去高庄就不走这条路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沟底的那孔小石拱桥不见了。这条拐沟虽小,可两边都是石头,春夏秋清水长流,冬天结冰,过往不方便,所以先辈们就修筑起了小石拱桥,和正常的石窑洞大小差不多。从结构和石头的颜色看,小石拱桥应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桥。现在,小石拱桥如被人移走了一般,踪迹全无。小沟里结着冰,我和小女儿搀扶着从石堆里走下来,走过了冰滩。上对面石堆时,我终于看见了小石拱桥的遗迹,几块旧石块,夹在石堆畔上。原来的小路边,是石崖,如今已成了采石场,所以路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我们从乱石中走出来,上了一道斜坡,到了大路上。

沙坡的家院都坐东朝西,大门与窑洞平行。王保忠家院的大门却向后绕了一下,出口形成了西南方向。这座大门曾是沙坡最气派的建筑,三角顶的两端蹲着两尊砖雕狮子,大门里的大门扇上边,是刻着“忠厚持家”四个大字的木牌匾。现在,这座大门的一角坍塌了,两头砖雕狮子也不见了。

儿时眼中宏大的建筑,破败了。怅然若失的情绪,笼罩在我的身心。

沙坡的硷畔上,人影憧憧,有着节日的氛围。王家堂兄王建林出嫁女儿,亲戚朋友从四方八面涌来。我和小女儿也是专程赶回来参加喜事婚宴的,这是我们回来的理由。

硷畔上停着几辆小车。好几年没有回来了,我不晓得原来窄窄的小路,能行驶小车了。我已将车停在了乡政府的院子里。

王建林的家院,人来人往,有人站着说闲话,有人忙着接待侍应客人。大家看到我和小女儿,都热情地问一声:“回来了?”还有人说:“多年不见你了。”

我已成为稀客。

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反而成了稀客,这让我感到惭愧。这些年,我和故乡的联系越来越少,我即使回来一趟,也很少住一夜或半天,来去都匆匆。

我被王建林迎进家门时,第一眼就看到了买定。买定坐在沙发上,正在大声说笑。

买定看到我,笑哈哈地站了起来,说:“好多年不见面了。”

是的,买定这个童年的伙伴,我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二十多年来,我回来过几次,虽是来去都匆匆,不过,那些童年的伙伴都见到了,唯独看不到买定的影子。我问过人,他们说买定刮黄风了。黄风,就是黄色的大风,我们常说的沙尘暴。农村评价一个做事冒失不守规矩的人,就说那人黄风雾气。黄风是冒失的意思,雾气却不是看不清,是腾云驾雾的意思。说买定刮黄风了,就是到处冒冒失失地瞎跑,不着边际。买定和妻子生了第四个孩子后,就离婚了。先听说他在大漠和南方来的一个坐台小姐同居。若干年后,他的大女儿出嫁了,他又和亲家同居在了一起。

买定坐在一边的单人沙发里,我坐在另一边的单人沙发里。我们中间的茶几上,放着一瓶酒,还有几个酒杯,一盒纸烟。宴席还没有开始,不过,烟酒满足供应,谁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买定斟了两杯酒,对我说:

“爷爷,来,咱们多少年不见面了,喝两盅。”买定说着,端起了酒杯。

我在王家寨排辈分,比买定高两辈,他叫我爷爷。我按王家寨排辈分,是很高的,王姓人,有人按辈分称呼我,有人不。每当我要那些不称呼我的人叫我爷爷叔叔时,他们说你是冯家人,他们不能叫。我说我是王家人的亲弟弟,你们不叫我,就等于糟蹋你们王家的先人。当然,这只是玩笑。沙坡上的一些人还是按辈分称呼父亲和我的。

我没有端酒杯,问:“你还姓王吗?”

买定在养父王保忠去世后,就不叫王买定了,叫张三。他的生父姓张,他在生父的家里排行老三,所以他自称张三。

买定立即说:“我怎么能不姓王呢?我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

我说:“这就对了。我听人家说你改叫张三了,还有些不信。”

买定不好意思地说:“那也就是说几句混账话。”

我端起酒杯,与买定端的酒杯碰了一下。我们两人都是一饮而尽。

我说:“看起来,你这酒量不小。”

买定自豪地说:“咱这人,能吃能喝,心胸肚量都大。”

我笑着说:“大到连家都不要了。”

买定哈哈一笑,说:“要那家做甚哩,空让人麻烦哩。”

我接着说:“所以你就把老婆娃娃都送人了。你这种没心没肺的老子,连死了都不如。”

买定立刻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我把老婆娃娃送了人,也是让他们去享福的。你说,我这种家庭,生养了四个娃娃,老婆又没本事,跌倒摔上一跤,连二分钱都拾不得。我们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不把他们送了人,能咋办呀?!”

我问:“四个娃娃有几个跟着你?”

买定说:“两个大的跟着我,老大前两年结婚了,老二如今打上工了。老三老四跟着老婆。老婆给人家当老婆。”

我问:“老三老四姓谁家的姓?”

买定说:“姓老婆的那个老汉的姓。”

我问:“哪个是儿子?”

买定说:“老四。”

我大声质问道:“你连唯一的儿子都送人了?!”

买定说:“当时儿子小,我带不成呀。不过,这儿子的姓,我一定要改过来。等他长大了,我就要他姓我的姓。我就生养了这么个儿子,怎能让他当人家的儿子,姓人家的姓。”

我说:“人家养育了一回你儿子,也就是为了姓人家的姓,传宗接代,你怎么说改就能改过来?”

买定不服气地说:“哪能由着他。我就是跟他拼命,也要让我的儿子叫我一声爸爸,给我开门立户。如今他姓甚都行。他不姓人家的姓,人家就不养活他。等他长大了,我就要认他,让他当我的儿子。”

我说:“你怎么这么黑皮?一点道理都不讲。”

买定说:“小时你比我还黑皮。你常把我打得妈妈老子直叫唤。你如今成了大文人,学好了,不黑皮了。世事倒过来,让我也黑皮一回。”

我说:“那你把我打一顿,以后就不要做无理的事了。”

买定立刻一本正经地说:“哪能打你呢,你是我爷爷呀。来,咱爷爷孙子喝起来。”

买定又斟了两杯酒。

我们两人又碰了一下酒杯,喝下了杯中的酒。

我放下酒杯,问:“你在外做甚营生?是不是还当木匠?”

买定学过几年木匠,不过,手艺不行。

买定不屑地说:“靠那玩意儿吃不了饭。”

我问:“那你靠甚吃饭?”

买定神秘地笑了笑,不回答。

炕上还坐着几个人,我们的说话终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正军说:

“他靠刮黄风过日子。”

买定说:“靠甚过日子都行。人这一辈子,不管活得好不好,最后都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你们说我大吧,这人也是个没本事的人,可老是说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使不得,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最后呢,就他不行,活成了孤家寡人,钱没有多少,那两孔窑洞,还是我爷爷留下的。我晓得,咱沙坡上的人,没有多少人给他说好话的。他老了,才明白自己错了。那年,他在大漠给农业局看大门时,说他见过你,说见到你的那种样子,高兴得好像见到了毛主席。你看他那时对你们家好一点,说不定他死后,你还会说一声这是个好人,给他烧两张纸。我这人,不招惹人,也不仇恨谁,就这么痛痛快快地活着,到时一死就了了。”

我记起了,那年,我去农业局办事时,意外地遇到了王保忠。王保忠身体结实,红光满面,身上的衣着也是干干净净的,好像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我听说王保忠几年前就进大漠城看守单位的大门,没想到竟然相遇了。王保忠见到我,仿佛遇到了久别的亲人,热情地问长问短,硬要我多坐一会儿。他问:

“你大的身体还好吗?”

我说:“还好。”

王保忠感慨道:“我们有几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我说:“我买下房子了,就把我大接到大漠住。到时我给你们两人安排见面的机会。”

王保忠说:“你看你都成个人了,还能在大漠买房子。买定离婚了,在大漠瞎混,连嘴头子都糊不住。我靠着门房挣两个钱,都让他拿走了。”

我说:“我要是见上他,说说他。”

王保忠说:“你们怎么能见上面?你走的是正道,他走的是歪道,就在一个城里,也难见面的。”

我当时在大漠报社工作,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和王保忠说了几句话,就告辞了。一年后,我专门去农业局看望王保忠时,门房的人说王保忠上岁数了,农业局把他辞退了。当时,我对王保忠的遭遇感到愤懑和伤心:一个孤寡老人,被人赶出城里,再回到乡下,生活无依无靠,他心里塞满了多少忧伤苦楚?几年后,为了给王家寨王姓人编家谱,我回到了王家寨。在沙坡对面的山上拍摄沙坡的相片,我看到王保忠的家院外墙根下躺着一个人。我想,这躺着的人肯定是王保忠了。我从对面的山上走下来时,墙根下的人不见了。我站住了,我想回王保忠的家院,看看王保忠。这时,前边有人叫我,说车来了,让我去另一个地方拍相片。我急急忙忙地走了。我总以为,再次回来,还能见到王保忠。可是,上了年纪的人,说走就走了。

买定说:“我大这人,一辈子没做多少好事,不过,也没干过坏事,就是人不成器。最后,有我这么个儿子,他也该知足了。”

门外有人叫道:“买定,不要穷嚼干道了,快出来帮帮忙。”

买定站起出去了。

我问正军道:“王保忠去世的时候,买定在不在跟前?”

正军说:“在。”

正军说,王保忠从大漠回来,心情不怎么好,人也苍老得快。王保忠在大漠看大门挣的几个钱,都给了买定。这王保忠不能挣钱了,买定也就不见面了。村里的人,好长时间谁都联系不上买定。那两天王保忠突然不行了,王建林给买定打电话,竟然打通了。王保忠总算没有白养育了买定。买定没为王保忠养老,可为王保忠送终了。

大门紧闭,里边似乎上着锁。我扶住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大门,用力推了推,竟然推开了,只是有些沉重和生涩。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门,生怕惊动了什么。惊动不了什么,校园冷冷清清的,空无一人,连一只鸟都没有飞过。据说,这所全乡的中心小学,也只有四个学前班的学生,其中两个孩子是孤儿,是乡政府委托在学校的。眼下正是寒冬时节,学校放寒假了,更是少有人出入几近荒废了的校园。我上初中的那个年代,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高中两年制,共九个年级,学生多达近千人。学校里曾经是人声鼎沸,真正是:书房戏房,红火热闹的地方。转眼间,那辉煌热闹的景象,如同飘飞的云烟,消散无遗。

一九八七年离开故乡,其后,我再没有走进母校。虽然,我多次回过故乡,有一段时间住了几个月,可是,我再没有进入母校的大门。路过母校,我最多只是匆匆看一眼。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我的梦魇:同学们一个个考上大学走了,我还在补学。同学回母校当上了老师,我还在补学。我感到羞愧难当,有时竟绝望地号啕大哭。后来,同学的儿子都当上了老师,我还在补学。我的补学之路在梦中永远没有走完

校园的大格局没变,可是,很多细节变了。四排窑洞,我们称为四斋,自然是一斋比一斋高,四斋在三斋背后。四斋窑洞没有变化,只是曾经是操场的一斋院子,现在建起了一栋一层的新房。二斋的院子依然如旧。三斋的院子,也就是二斋的脑畔,也堆起了一栋一层的新房。校园越建规模越大,学生却越来越少。我是从二斋侧面的大门进来的。我从二斋的另一侧的台阶上走下来,来到一斋院子的操场上。其实,操场上堆起了楼房,占满了院子,就不称其为操场了。校园四周都被围墙围住了。从前是没有围墙的。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入校园。校坡下的沟渠,是我们沙坡的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如今已被填埋起来了,成了一条大路,大路边上修建了一个不怎么平整的小操场,要不是小操场的一头竖立着一张孤零零的破烂的篮球架,谁也想不到这是一个操场。

我在昔日的操场周边游走散步,怅然若失的情绪笼罩了全身。我回想起了我们曾经在操场上奔走的情景。我抬起双手,不由得做出了抱篮球的姿态。哦,我很久都没有摸过篮球了。我渴望着此时有一只篮球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是,就是真的有一只篮球出现,谁伴我打篮球呢?谁伴我重拾旧梦呢?此时此刻,只有我的记忆能陪我走回过去的岁月。

我踽踽而行,在昔日的操场上转了一圈,也就是说绕着今日的新房转了一圈,来到了校园北端的一块空地上。这里曾经有一座露天戏台,露天戏台左有一堵墙右有一堵墙,后边也有一堵墙,后墙两端留有出口,供演员上场下场。北端的顶头原是土圪塄,土圪塄与后墙之间上空搭着帆布,里边成了演员们化装和准备出场的地方,称为后台。现在这里却一无所有,能看到的,就是一块平地。那个曾经令我们心醉神往的戏台,随着时代的变化,被抛弃被铲平被人们遗忘了。然而,我们那代在王家寨学校读过书的人,是不会遗忘那个时代的舞台的。曾经,我们绕到后台边上,争着抢着向后台张望。在我们这帮孩子看来,演员们是一群神奇的人物。后台里的演员,不是在化装,就是在嬉闹,也有些演员在练上台的动作。我们细细地观看着那些演员涂口红、描眉、往脸上打粉子,想要把演员们的每一个动作,牢牢记在心间,生怕一觉醒来就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戏台上的往事,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会相信这里曾经有过戏台,上演过红火热闹的大戏,也搞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曾出现在这里。他们有理由相信,这里不再会修建起戏台,也不再会有演员在这里演出,不再会有人狂热地呼喊着口号,打倒这个人物打倒那个人物,拥护这个人物拥护那个人物。历史常常会发生惊人相似的一幕。可是,就连我,也不会相信惊人相似的一幕在这里会重演。我呆呆地伫立不动,怅然若失地望着空空的地皮。

一群鸽子,呼啦啦地从我头顶飞过,落在了学校北对面的山尖上。那个山尖,原来是个山头,每次全公社搞大型的政治运动,都会有基干民兵趴在山头上,架着机枪,瞄准会场。我不明白,他们把枪口对准参加运动的民众,是在保护民众,还是在威吓民众。不管是谁,在枪口下运动都是不舒服的。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形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又滑稽又残酷。山尖上的鸽子,被什么惊动了,起飞飞走了。也许是山尖那边的住户惊动了鸽子。山头变成了山尖,就是山那边修建宅院,移动土方,把山头挖掉一大块,山头便成了山尖。现在再有谁想要将枪口对着校园,那里也架不成机枪了。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已经制约着历史的一幕重演。

我在空地上转了几圈,还是离去了。拾级而上,我回到了二斋院子里。我看看表,时间尚早。我又拾级而上,上到了三斋院子里。我的初中学业,是在三斋院子里完成的。

我走到进入四斋院子的三斋窑洞的过洞前。过洞封住了。那么再怎么进入四斋呢?我转了两圈,寻找不到进口。进不去也罢,四斋是住校生的宿舍,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只是我想看遍我的校园。

三斋窑洞过洞以南,是六孔大窑洞,是高年级的教室,过洞以北,是三孔小窑洞,是教师办公室。二斋是学校的中心,学校领导和重要老师住在二斋上,周老师后来就在三斋的第一孔窑洞里办公。这孔窑洞靠着二斋上三斋的台阶边,我上来时,竟然不经意间走过去了。我重新回到第一孔窑洞前。窑洞的窗户破破烂烂的,门上却挂着一把锁子。我在破烂的窗子上向里张望,里边散乱地放着几张破旧的桌子,还有一些暖壶、扫帚之类的生活日用品,也散落着旧书旧纸片。看来,这里很久没有人居住办公了。听说前些年周老师回到过一次校园,物是人非,周老师回到校园,有何感想呢?周老师退休后,随女儿艺艺定居在美国,再难走进这个校园。她那个混账的前夫徐明,仍然活跃在官场上,尽管经常会传出被双规被逮捕的小道消息,可是,隔几天,这个表面光鲜内心肮脏的高级官员就会出现在电视里,宣示作为官员的价值。周老师和徐明离婚后,再没有成家。她曾对我说她又组织了新家庭,其实那是她刻意打消我对她的念想,而说的谎话。当我知道她没有再婚时,我的大女儿已出生了。这个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女性,在母校时期的模样,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伫立良久,凝望着破旧的门窗。我曾无数次地走进了这孔窑洞,窑洞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然而,曾有的生动细节,我不甚清楚了。记忆的这扇门,今天打不开了。我鼻子发酸,泪珠滚出了眼眶。我一扭头,走开了。

我下了台阶,从二斋院子走出了校园,关上了大门。走了几步,我又回过头。校园依旧近在眼前,静静地坐卧在山坳里,可是,我的校园生活远去了。

母校的南侧,是校园外顺坡而上的一条大路。行走在这条大路上,能看清学校的每一块地方。高中毕业回乡的那段日子,每当路过这条大路,我就会想起白荟芹。顺着这条路上去,能走到杏树峁。我不时会来到杏树峁。杏树峁的杏树桃树依然是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枝繁叶茂、秋天果实累累、冬天条秃枝光,而那个清纯的温情脉脉的白荟芹,却如过眼云烟,一晃消逝,踪迹难觅。我心仪难绝的杏树峁,全然没有了往昔人面桃花的诗意。我心凄凉,只能一次次黯然离去,一次次回来流连忘返。

我站在杏树峁上时,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山峁还是那个山峁,可是杏树桃树已经稀稀落落。很多杏树桃树都枯死了,朽木桩子姿势不一,有些桩子上枝丫纵横,像一个手舞足蹈的人,有些桩子则像木偶道具,或弯着腰,或歪着头,或伸着胳膊。原来,杏树桃树茂密旺盛,花开花落,都能看出充满活力的生机。这些杏树桃树,是集体生产时代种植的,包产到户后分到了家户。每户人家分到的杏树桃树不是两棵就是三棵,不成规模,大部人又外出务工,也就没有多少人家重视这些杏树桃树了。没有人管理,这些杏树桃树自然就日渐萎缩,朽死了。我试图找到属于我们家的那两棵杏树,可是满山转了一遍,却没有找到。

走出杏树峁,我突然看到了一座坟墓,我一怔,走过去了。这是王保胜为自己修筑的坟墓。这片墓地占地面积足有半亩,比一般墓地大十倍还多。王保胜在用这座墓藏向世人宣示:他要活得强悍体面,死得隆重宏大。

王保胜这个人,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人。茂密的络腮胡子,三角眼睛,黄眼珠子,淡然的说话姿态,淡然的姿态看着世界。然而,他的心里并不淡然。他的三角眼睛中的黄眼珠子,总在转动,寻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王保胜的喜怒哀乐,往往不表现在脸面上,而表现在脸上的喜怒哀乐,往往是在戏逗孩子们。他总能沉稳地应对眼前的突发事态。

我听到过许多王保胜对抗上级的故事。一次,王保胜带着小队的人修梯田,下乡驻队干部说:“大家好好干,争取今天多修几条梯田。”王保胜立即回应道:“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快黑了,下乡驻队干部说:“今天天上有月亮,我们迟收两个小时工。”王保胜一挥手,说:“收工。”他还说了一句我是小队长我说了算,然后头都没回地走了。

还有一次,几个小队为谁先浇灌园子发生了争执,都在喋喋不休地讲道理。王保胜一声不吭地把水管搬到他们小队的园子里,坐在水管跟前的土塄上,把铁锹插在水管边上,然后拉下铁锹把,挡住水管,再一手搂住铁锹把,默默地吸起了旱烟。似乎谁要移动水管,他就拿铁锹和谁拼命。事后他还对小队里的人说:“穷嚼干道没用,要动就动真的。”

王保胜强悍霸道的行为我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可他的自私狡猾的言行,我是亲身领教了。

记得,我回村的第二年,父亲不在家,我和王保胜一起上山分地。生产小队分地按人口分成份,然后再往开分。我们和王保胜分了一份地,园子山地都有。园子在河畔上,我和王保胜分园子时,王保胜说:

“你们三口人,我们两口人,你们多分一点。”

王保胜说着,在园子中画了一条线,线后的园子明显比线前的园子大,比五分之三还大。

我觉得王保胜做事挺大气的,不像人们说的是个爱打小算盘的人。

父亲回来时,我说了分园子的过程,父亲说:

“后头那园子跟前,长着大树,树歇庄稼,庄稼长不高。”

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上了王保胜的当。

那些年,农村的土地都由集体耕种,给每家每户按人口多少分一些自留地。我们家的自留地往往会挨着王保胜家的自留地。王保胜会偷偷地移地界石。下边的地界石移向了我们这边,上边的地界石没有动,地界线就偏了。我知道下边的地界肯定是王保胜移了,父亲没计较。父亲常说:“地界是儿女们的事。爱动地界的人没有儿女。”

有一天,我和王保胜同时都在自留地里锄地,我看着地界,问王保胜道:

“地界线应该是端的,咱们这地界怎么就偏了?”

王保胜走在地界边,上下瞄了一下,说:“这地界真的偏了。当时分地怎么就没有看出来?还是你小子有眼力。下边这栽地界的地方有个塄,是个好标记,上边的地界没甚标记,我看把上边的地界石往你们那边移一移。移那点地界谁也吃不了多少亏,主要是为了好记。好记,以后也就没甚纠纷了,和气生财嘛。”

王保胜这么一说,我就没话说了。

王保胜上去把上边的地界石向我们这边移了一下。

我沉下了脸。

王保胜笑着说:“你要是觉得吃了亏,明年你就往我们这边占一点地。这地谁多种一点少种一点,也没甚关系。这点地,也种不了几把庄稼。地界就不要动了。那个小土塄就是好界线。”

还有那年集体种地的秋天,分玉米棒子,给我们布袋里装玉米棒子,他都装些个头小的玉米棒子,还笑着说:

“你小子不走运,都遇到些小棒子,想给你大的都不行,不能乱了顺序。”最后,他又拣了几个大玉米棒子装进布袋里,说:“这下你该满意了吧?”他家住在沙坡的后头,他最后分玉米棒子,最后剩下的都是大玉米棒子。玉米棒子大,颗粒才饱满。

王保胜不管做什么,都要沾光。他只觉得眼下自己满意了就行,伤害不伤害别人的利益,他才不管,以后人家说什么,他也不在乎。全村的人,只有王保忠对他最恭敬,其他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他。有人在背后骂他是没儿和尚。其实,他是有儿的,有一个养子,也算有儿。王保胜弟兄三人,可三弟兄都没有生育子女,都抱养了一个儿子。我没有见过王保胜的大哥,可见过王保胜的二哥。王保胜的二哥也是络腮胡子黄眼睛。只是王保胜的二哥是个粗笨的人。如果王保胜的大哥也是络腮胡子黄眼睛,那么王保胜就有可能是匈奴的后裔。据说匈奴人就是络腮胡子黄眼睛。我们这地方,曾经是匈奴出没的地方。

王保胜从来不谈买卖生意上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王保胜突然率先在乡政府的硷畔上修建起了一间房子,卖起了货物。老婆老汉两人睡在小卖部,吃在小卖部。

那年,我想父亲了,就一人带着大女儿回来了。那时,王保胜的老婆还在。我从车上下来时,王保胜正站在小卖部里,他的老婆坐在小卖部外边,跟几个妇女说闲话。王保胜的老婆问了一声凯盈你回来了,就忙着给我的大女儿倒水,还问吃过了没有,用不用做饭。王保胜望着我,两眼散发着慈祥的光泽。他说你大这几天我没见过,是不是又到你姐家走了。这是我最后见王保胜老两口。两年多后,王保胜的老婆因病去世了。以后我还回来过两趟村子,可是因为坐着小车,没有多停留,也就没有见到王保胜。前两年,王家堂兄王建章来我们家时,给我说,王保胜自杀了。我感到惊讶。那么一个铁硬的人,一个精于算计的人,怎么会留下他称雄的地方,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王保胜病了,身体日渐消瘦,好像检查出来是癌症。他晓得自己的病情后,就不想活了。他去养子的家里,向养子交代了财产。传说,养子对他并不孝顺,把他的交代没有放在心上,儿媳妇还说不稀罕他的财产,养子和儿媳妇,都没让他在养子的家里养几天病。他从养子家里出来时,有人见过他,说他的神情是沮丧的,显得可怜兮兮。

黑夜,王保胜仰面躺在小卖部一侧的床上。吊在房顶上的小小的灯泡,散发着淡黄色的光辉,洒射在王保胜的脸上。王保胜面容憔悴,色如灰土,两眼淡然地望着房顶。

正军走进小卖部,看到王保胜这种样子,问:

“叔叔,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

正军说着,目光落在了王保胜的身上。

正军吃了一惊:一把锥子,扎刺在王保胜的胸膛上。

正军急忙问:“谁给你扎上的?”

王保胜淡淡地说:“我。我不想活了。”

正军急忙将锥子拔了出来,然后用枕巾将王保胜的胸膛包扎起来。

这一夜,是王保胜的养子陪王保胜度过的。

第二天,王保胜说他到外面走走。

小卖部里还有几个人,大家都以为他闷了,想出去透透风,谁也没有阻拦。

小街的北边,是土崖,也就是前岔背后的土崖。王保胜走在土崖边,站住了。土崖对着沙坡。有人看见王保胜站在土崖边,神态安详,遥望着沙坡。他留恋沙坡吗?那里是他一生出没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他亲手修建的窑洞,那里是他显示权威的地方,他在那里算计过好多人,也周旋过好多事。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他感觉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可笑还是伟大?或许,他想起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在冬天的夜晚,坐在一家人家的土炕上,说长道短,讲述人生的今昔往事。也许,他会想起那个陪伴他一生的老伴。老伴离开他几年了,他会不会认为,今次从人间消失,就能和老伴在阴间聚首?他曾经说过,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可他不想赖活着。

王保胜跳下去了。

土崖有几米高,土崖下边是陡立的土坡。王保胜跳在土坡上,从土坡上滚落下去,滚落在平地上。王保胜去意已决,想尽快地离开这个世界,他做到了,可他的身体与思维却在对抗。他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头脑就清醒了。人们将王保胜抬进了小卖部。他对守候他的人说,他要快快地死,他会跳更高的崖。

一天后,王保胜永远合上了眼睛,没用再壮怀激烈地跳更高的崖。一辈子争强好胜精于算计的王保胜,死得特别而惨烈。

王保胜的坟墓坐落在缓坡上,墓地四周,栽植着松树和柏树。一般坟墓,都是挖一个深坑,然后再打一孔墓窑,安放棺材。豪华的墓窑,叫墓藏。墓藏也是先挖一个坑子,再用石头砌一孔小石窑洞,安放棺材。坟头前还放一个石头雕刻的扑散床,像小石桌,正面有小窑洞,专供烧纸祭祀使用。扑散床后立着墓碑。简单的坟墓不立碑,扑散床也是由三块小石板搭成的。那些年,王保胜为修建这座坟墓,花了不少心血,选地,修建墓藏,栽植树木。我无法想象,他给自己打造墓藏时,是什么心情。他早知自己终将要走进自己挖掘好的坟墓,为什么还滴水不漏地为自己攫取着利益?人啊,明知争名夺利一场空,还在争,还在夺。

群山连绵,空旷而孤寂。一些残枝败叶,不时被轻风拂动,飘零流落。这片荒芜了的土地,曾经是三国时期的战场。据说,三国名将马超、马岱,曾在这里驰骋厮杀过,最后埋葬在了这片土地上。

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战场上,烟尘滚滚,马嘶人喊,人仰马翻。多少鲜活的面容,被乱箭射穿,被刀剑砍破。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胜利者,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高奏凯歌,得意一时。然而他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权,最终他们也将成为一堆粪土。吹捧英雄的传统文化,鼓动起了多少战争杀戮,毁坏了多少生命旺盛的血肉之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三国战争偃旗息鼓,随后,这片土地沉寂了。一晃近两千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片土地再一次热闹起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集体生产劳动,上百人在一起修梯田,春耕秋收。那是一个热闹的时代。田野里,总是人声鼎沸,总会出现你追我赶的劳动场面。

修梯田时,人们刨出了许多汉代陶器,还有青铜器,青铜扁壶、青铜马镫、青铜马辔头钩、青铜剑、青铜带钩,还有玉腰带。这些出土文物,印证了这里曾经是古战场的传说。

三十年后,这片土地渐渐地沉寂了。

今天,只有我一人在山上游荡。

我下了山坡,来到深山老沟里。不能说,我熟悉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但我走过故乡的每一块土地。我在这条草木茂盛的沟渠里放过羊,放过牛。我曾持着土枪,在这里打过山鸡、鸽子。老渠的前边出口两边,是我们的村子,这出口上打了一座大坝。大坝里是深不见底的绿汪汪的清水。我们无数次地在水里游过泳。尽管这里淹死过人,可我们那帮孩子不怕。如今,大坝成了平地,侧面有一小股清水,已结成了冰条形状。据说,在夏天,这股清流时断时流。深山老渠的后边,还有一座大坝,这座大坝早已成了一片平地。那年,我用刺刀刺了民兵连长一刺刀的事件,就是在这座大坝上发生的。那一刺刀,差点毁掉了我的一生。后山峁上,有一片槐树林。这片槐树林里,我拿土枪打过兔,也用铁丝套子套过兔。野兔总喜欢走一条路。只要将铁丝套子安在野兔走过的路上,迟早会有一只野兔钻进去的。

上了侧面的山坡,是高高低低的一块挨一块的小平原。这是七十年代末人工修建起来的平地,称人造小平原。

那一块小平原根底的土塄下,曾经是母亲的安息之地。

土塄上的墓窑不见了,那堆坟头也低矮下来了。墓窑坍塌,坟头日渐散落。坟墓周围,有几块腐朽的木板。这些木板,就是安放母亲的棺材。这些棺材板,在地下埋了十七年,又在地上晾晒了八年。八年前,父亲去世后,我回来,和几个王家堂兄堂侄子,开了母亲的坟墓。我钻进墓堂窑里,将棺材抽了出来。母亲已没有人形,只有发黄发霉的骨头。我们一起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了一口小棺材里。其后,我们将母亲的遗骨运到了父亲的老家,与父亲安放在一起。虽然,母亲的遗骨离开了这片土地,但母亲的血肉却已融入了这片土地。我突然明白,我们为什么热爱土地。原来,我们的祖先已和土地融为一体,我们和土地是血脉相连。这片土地,就是母亲的血肉之躯。

从小平原侧面下来,是一条老渠,老渠的东侧,是大土湾,大约有两三亩的地盘。这地盘的坡很陡立,三面土崖,依坡度升高。土湾的进口的两面土崖上,各有一孔窑洞,中间却是一条小山渠。依坡度上升,正面的土崖很高,后侧的土崖比较低,有三孔土窑洞,其中一孔土窑洞完全坍塌了,另外两孔土窑洞虽然坍塌了,但人弯着身子还能走进去。

土坡上,有一盘石碾盘。我第一次走进大土湾里,就见这盘石碾盘贴在土坡上。

这是原来的村子。据说,这里至少有五辈人居住过。

我从原来的村子出来,来到我们的脑畔上边的场上。这盘打谷场,曾是我们孩子们最好的乐园。大人们站成两排,挥舞着连枷,一起一落,整齐且有节奏,铿锵有力,气势雄壮,我们看得发呆。那些草垛子,成了我们跳动藏身的场地,我们玩打仗,也玩捉迷藏。我们情有独钟的游乐场,如今破破烂烂的,还被人挖了一大块。已看不出,这曾是一盘场了。

沙坡的窑洞脑畔上边的土崖上,有几孔小土窑洞。从我记事起,这些土窑洞都是放柴草的地方。其实,很早以前,这些土窑洞是沙坡上的人居住的地方。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在下边修建起了石窑洞。

天色渐暗,我下了场,回到了村子里。

小女儿站在硷畔上,孤零零的。小女儿噘着嘴巴,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我知道她嫌我把她留在村子的时间太长了,有情绪。我不引她上山,是怕她受累。她要是上山了,也翻越不过几座大山。她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永远不能如我一样,对这片土地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都心甘情愿。

我和小女儿站在夜色中的村子里。

冰冷的夜晚,我们宁愿受冻,也不愿回到温暖的窑洞里。很久了,我没有再享受夜色的宁静。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寻找幸福,寻找理想,殊不知,我们寻找的却是一大堆烦恼。

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城市里的欲望贪婪,城市里的吵闹声和机器的轰鸣声,令我厌烦。我想后退,远离繁华喧闹的世界,退到纯色的生活里。今夜,我退回来了,守候在这单纯的夜色里。事实上,故乡已没有我的份额,两天后,我还得回到杂吵的世界里。

小女儿仰着头说:“爸爸,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儿时的我,看到的星星,也是亮晶晶的。现在,我阅遍人间世事,眼已昏花,看天上的星星,已是模糊不清。我没敢向小女儿说,自己看不清星星了。

小女儿问:“爸爸,这里的星星为什么这么亮?”

我说:“星星本来就这么亮。”

小女儿说:“咱们家的那地方是看不清星星的。”

城市已被污染,没有纯净的地方,看什么都是雾里看花。

小女儿问:“爸爸,这里为什么这么静?”

小女儿生长在城市,从未离开过闹市,看惯了灯火辉煌的世界,来到寂静无声的村子,自然看到什么都很新奇。

我问:“静好不好?”

小女儿嗯了一声,回答不出来。

静意味着寂寞。城里的孩子,乡村里的孩子,都喜欢热闹。像小女儿这般大小,我就常常和几个小伙伴,在夜色中一起到几里路远的村子里看电影。大人们不害怕我们走失了,或者遇到抢劫行凶的歹徒。我们也不害怕。我只怕神和鬼。哪个地方死过人,我们也怕。不过,我们若跟着几个小伙伴,就什么都不怕了。对我们来说,那时的世界是安全的。

早晨,我和小女儿一起来到了我的家院。

土窑洞面子被雨水冲刷得沟沟汊汊,院子里的老土被雨水带来的泥土覆盖了,坑坑洼洼的。土窑洞口的棱角掉了不少。门窗依然完好,门上上着锁。这门上的钥匙仍由我保管着,可多少年来,我并没有打开过这里的门。今天,我也只是引小女儿看看。

我对小女儿说:“这里是爸爸住过的地方。”

小女儿惊奇地问:“这里能住人吗?”

一直住在楼房里的小女儿,觉得在这里住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爸爸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岁时爸爸才离开了这里。”

小女儿好像被我的话说蒙了,望着我,问:“你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岁才离开,剩下的时间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再引你到爸爸住过的地方看看。”

离开时,我让小女儿拿小数码相机给我照了几张相。

小土台上的小窑洞,窑口有些破烂,主体却并无大碍。门窗旧了,门上也挂着锁子。这门锁上的钥匙谁在保管,我尚不清楚。

听说,那个大土湾居住的人,首先出来在这里打下了小土窑洞。居住了若干年后,又在前边砌起了两孔石窑洞。其中一孔石窑洞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出生的那孔石窑洞现存完好,可产权已归王建林。我出生的窑洞原归同母异父的哥哥所有,哥哥去世后,他的妻子将这孔窑洞卖给了王建林,然后添了些钱,买了脑畔上边的生产队的几孔石窑洞。王建林就住在他祖先修建起的那两孔石窑洞里。

小窑洞门前拴着一头小黄牛,小女儿用相机猛拍起小黄牛。她还问这是什么动物。

两处故居,无一处我能走进去。我只能看看外面。

我和小女儿,离开小窑洞的土台子,顺路向后走去。

没走多远,我就看到了坐北朝南的家院。我在路畔上向下望去,院子里放着柴草,放着木材,乱七八糟。大多数家院,不住人,就容易坍塌,可是这院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凶宅,多少年都没有人居住了,窑洞、房子、院墙依然完好无损,显示着自己特殊的地位。两孔窑洞的门上都上着锁,都有一根绳子套着门环,套在棍子上,棍子横在门两侧的窗台上。久无人居住的窑洞,大都是这么固定双扇子门的。不这么固定双扇子门,门向后退去,会露出更大的缝隙。那年,周老师回来,她看望过这个地方吗?她留恋这个地方吗?每次回来,我都会在这地方站一站。那个周老师,成了我终生不能忘却的人。记得,年轻时,有一位女性朋友告诉过我,有这样的一句诗句:爱是不能忘记的!

我们父女俩离开村子,走到村后的土湾里。我们从小路上走下去,来到了河滩上。

小河里结上了冰,不过,这些年,河水越来越小,冰河也就窄了。这冰滩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我们用木头修一个小圆锥体,称作慢牛,再做一把赶牛的鞭子,在冰滩上打慢牛。两手把慢牛转动起来,立刻用鞭子抽一下,慢牛就飞快地转动起来,而且持续的时间有几分钟。慢牛转速减慢了,再用鞭子一抽,慢牛又快速地转动起来。要是在地上打慢牛,慢牛的转速就慢,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短,过不了两分钟。我们做冰车坐冰车。冰车是在两根竖木条上,钉几根横木条,或者木板,然后在两根木条上固定上两根铁丝,再做两把冰锥,也就是在小木棒上固定上坚硬的钢钉,小木棒上边再做上拐把。人坐在冰车上,两手一齐用冰锥扎冰向后用力,冰车就向前滑行了。铁丝与冰接触是光滑的,冰车的前行速度也就很快。要停冰车,用一把冰锥斜扎在冰车前的冰上,冰车前挡被冰锥阻挡,冰车就会慢下来。后来,我们做两块小木板,一块木板上钉两根铁丝,再做一根差不多一人高的木棍冰锥,木棍上当然也固定上钢钉。然后,两脚踩在两块小木板上,双手握住木棍,用力在双脚间的冰上撬动,脚下的小木板就快速滑动起来了。这两块小木板,就叫冰鞋。要停止滑冰,人骑住木棍,用力往下压,脚下的小木板就慢下来了。做这冰鞋,完全是我们这一代孩子,看过《智取威虎山》电影中的小分队踏上雪橇滑雪的情景,发明创造出来的。

站在冰滩上,我想起了儿时在冰滩上玩耍的情景。那时河水大,冰面也大。后晌,天气暖和了,冰下的水泛起来,在冰面上流淌,我们叫洇水。几乎每天后晌都会流淌洇水,晚上天一冷,洇水就结成了冰,这冰在第二天就光滑了。所以我们溜冰常在前晌溜。

我试着在冰上打了下擦擦,还行,我没有摔倒。打擦擦,就是快速跑几步,然后站定,脚下就滑动起来了。小女儿看到我打擦擦,也试着打擦擦,可是,冰滑,她怕滑倒,跑不起来,没有惯性,所以也就滑不动。

到吃饭时间了,我和小女儿走进王建林家的窑洞,准备吃饭。我出生在这孔窑洞,曾在我这孔窑洞生活过八九年的时间,现在每次走进这孔窑洞,我心里总会涌起伤感的情绪。我对小女儿说:

“爸爸就出生在这里。”

小女儿不相信地打量着这孔窑洞。

小女儿说:“这是人家的家呀。”

我说:“这曾经是我的家。”

小女儿问:“是租着住人家的窑洞吗?”

小女儿终于明白,这种住人的地方叫窑洞。我第一次听她说窑洞这个词。

我说:“不是,这就是我的家。这窑洞后来才成了人家的。”

一九六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这个时间无数次地记录在了我的人生档案里。那个日子,我出生在这孔窑洞里。

我出生的时辰,最初是在王姓堂兄王建清口中得知的。王建清和我说过无数次话,只有这段话我完整地记住了:“我们早上送罢粪,吃过早饭,扛上犁,准备上山种黑豆时,大老说你大妈将才坐了,我不出工了,请上一天假。我一看大老喜眉乐笑,就晓得大妈生了一个儿子。”王建清说这段话时,家里正张罗着给我过九岁生日。实际上就是八周岁。听过王建清的话,我不止一次地在春天的早晨,庄稼人送粪回来的时辰,看是什么时间。正是八至九点钟的时间。庄稼人出工的时间几乎是固定的,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我出生的时间就是八九点钟的时间。毛主席对我们少年说过,你们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太阳,太阳光华熠熠,普照大地,万物众生都离不开太阳。哈,太阳就够伟大够了不起了,我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激动、喜悦,感到无比的振奋。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前程。我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在我幼小的灵魂深处,已经竖起了一座丰碑。然而,要让这座丰碑从灵魂深处移至阳光下,让世人能够看到,谈何容易!我苦恼,我痛苦,我长期为理想不能成为现实而闷闷不乐。原来,这伟大的理想,竟是折磨人的病根。这病根伴随了我大半生。这种顽疾是根治不了的。只有肉体腐朽,顽疾才会消失。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目标越高,苦恼就越大;人活得越简单,实际上就越快乐。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是我多少年就不明白。我渐渐地希望自己活得简单一些,没有想到,越活越复杂。我开始讨厌接受荣誉证书之类的东西,回避热闹的场合和礼节性的应酬。我喜欢坐在一个没有人烟声响的地方。我常常想回到这个村子里。

年轻的时候,我拼命地想往外走。人到中年,我却时时想回到我的村子。

吃过早饭,新人就快来了,大家都分头做迎接新人的准备工作,只有我无事可干。就是有事,也没人会安排我做。我的身份已成为客人。

我在硷畔上溜达时,有些落寞。一块小石头绊了下我,我低下头看了看,突然看到这块石头像我们儿时玩耍的碗。我想起了打碗的耍法。我们一直称游戏为耍法。

打碗,是每人找一块小方石块,小方石块就叫碗。再画两条线,一条线上立着碗,人站在另一条线上打碗。打碗的人共有两方,一方打不倒碗,对方再拿自己的碗打对方的碗。打碗的人多了,一方几个人,人少了,一人为一方也行。人多了,一人打不倒碗,另一人打倒了碗,可以替同伙打一次碗,叫救驾。对方的碗全部打倒了,再进行另一种方式打碗。先是站着,其后是一条腿抬起,碗从腿下摔出去,然后是蹲下,再从后面将碗从双腿间摔出去,下一步是背站着,弯下腰,头向下垂着,双手捉碗,从双腿间将碗抛出去,最后,把碗立在打碗时人站的线上,将碗往另一条线外打,一次打不出去,就得停止,做下标记,等对方打罢碗,再打。多人打碗比一对一打碗更热闹,更有意义。

我在村坡上捡到了两块小石头,然后在平地上画了两条线,把一块碗立在一条线上,再站到另一条线上打碗。有人看见我一人玩打碗,也凑过来了。

买定过来时,说:“爷爷想打碗了?我陪爷爷打一盘。”

我们两人就打起了碗。我们打了一盘碗,买定说:

“咱们今天耍个痛快吧。咱们再打一打棒。”

我们儿时最喜欢的耍法还有打棒。打棒就是找两根一长一短的细棍,长棍打短棍。先在地上挖一个小窄壕,把短棍一头放进小壕里,短棍另一头却斜翘起来。手捉长棍一端,一头打一下短棍,短棍蹦跳出小壕,上升到空中,长棍再用力向前一打短棍,短棍就飞出去了。打一盘棒,一共三套动作。又一套动作,就是一手拿短棍,一手拿长棍,一手抛起短棍,一手的长棍用力一打短棍,短棍就飞出去了。还有一个动作是把短棍横放在小壕上,双手握长棍,用力往外撬短棍。谁打短棍打得远,谁就赢了。距离是用长棒一棒一棒地量出来的。

我说:“算了吧。打棒还得找细棍子。”

买定说:“那就打打棒郎。”

买定这人想起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考虑条件成熟不成熟。

我问:“还能有棒郎吗?”

买定不由得四下看了看。

棒郎,就是高粱秸秆。高粱秸秆按节折断,我们就叫棒郎。我们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然后每人投数量相同的棒郎,放进去。再画两条线,在一条线上向另一条线上投手掌大小的小石片。谁的石片离线近,谁就先打棒郎。把棒郎打出圆圈多少,多少就归自己所有。然后再把圆圈内散开的棒郎整好,下一个人接着往外打。

儿时,每当我打棒郎赢了,就抱着一大把棒郎,往家里走,神态得意的像凯旋的将军。

现在,农村已不种多少庄稼了,更是少有人种高粱这种粗粮庄稼,那么,要找到棒郎,也就很困难了,甚至比找一辆小车都难。

买定着急地说:“那再耍甚?”

我笑着说:“耍一耍就对了,你还真想像小时候一样,耍个不停?”

买定说:“见到咱一起长大的人,就想像小时候一样,耍几天,高兴几天。人活着,就图个高兴。我们这年龄上的人,高兴的事越来越少了。”

买定垂下了头,是一副沮丧的神态。

我们一直认为买定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可今天,我看到,他对岁月流逝,也有着常人一样的伤感。

十一

秧歌队穿好了秧歌服装,拿上扇子和雨伞,向高庄走去。这些扭秧歌的人,大都是参加婚宴的亲戚朋友。

我在农村的时候,没有见过举办婚宴,还组织秧歌队。但结婚办喜事,的确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迎亲队伍的运输工具,以毛驴为主,也有骡子和马匹。新人和送人婆姨还有引人婆姨,都骑着毛驴。走在最前边的是吹鼓手。每当进了村子,不管是不是目的地,吹鼓手都要先吹长号,然后就吹吹打打,慢慢地从村里走过。

迎亲的队伍首先是走进洞房的院子。洞房设在别人的窑洞。自己家的窑洞是不能设成洞房的。按乡俗,洞房只能住一夜,第二天新娘和新郎跟送人的人马回娘家,新娘和新郎分开在娘家住一夜,第三天回来,才能住自己家的窑洞,自己家的窑洞叫新房。洞房的脑畔上、院子里、硷畔上到处都是人。引人婆姨和送人婆姨都下了马。明明骑的都是驴,可是从驴身上骡子身上下来都说是下马不说下驴下骡子。新娘子还骑在驴身上不下来。娘家婆家的主事人都在跑前跑后,沟通着什么。就是为了新娘向婆家要下的什么礼物没有兑现,这时要沟通。这种时候新娘不提条件,下了马就没有机会了。下了马走进洞房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不下马还是大姑娘。说是这么说,也没见过哪个新娘到了婆家没有下马,又回到了娘家。

有一年我们村的一个女子出嫁,我被派去送人。晚上婆家的主事人慢待了我们这些送人的娘家人,我们不吃饭,就要回去。婆家的好多人赔了好多不是,我们才从院子里回到吃饭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就是抖抖威风,争一争面子,他们不拦我们,我们也不能回去。我们真要执意回去了,给婆家娘家都丢了人,也给我们的女客在新婚之夜留下不愉快的记忆。我们村的女子进了洞房,我们村的人就叫女客,成了永远的称呼。以后对人说起,也会说那是我们村的女客。

我随闹秧歌的人群,来到了高庄前的公路上。引新人的小车来了,秧歌队开始扭秧歌,引人的小车慢慢地跟在秧歌队的后边。

秧歌队进了乡政府硷畔上的小街,就开始走场子了。买定是伞头,举着伞,卖力地扭着秧歌。我不记得买定扭秧歌能扭得这么好。他的步子轻快,胳膊甩得很开,身子前后一倾一仰,幅度大,花招多。买定其实是个标致的男子汉,身材不胖不瘦,不高不低,脸形是国字脸,只是脸色不尽如人意,是黄褐色。在扭秧歌的队伍中,还有王建林和王建林的妻子。王建林夫妻的脸上都是黑一道红一块。王建林头上戴着尖纸帽,化装成了小丑模样。王建林的妻子的头发朝上扎成了刷子,像个灰婆疯婆。他两口是公公婆婆,他们高兴,众人想把他们化装成什么模样就化装成什么模样。

扭罢秧歌,新人就要从车里被人抱出来了。一辆架子车放在跟前,新人抱出来被放在架子车上,由王建林架着架子车,往洞房的院子里拉。

新人到了洞房的院子,程序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程序。

新人站在洞房门外,新郎站在洞房门里。一个人拿着木梳,把新人的头发揪在新郎的头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一木梳梳长,两木梳梳短,白家的女子进了王家的门。两口子,过日子,不吵不闹养小子。”

接下来的词,我听不明白了,也许,这些词也有创新。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了王保定。王保定是我们的邻居。那些年,父亲、王保胜、王保忠等人,经常凑在他们家里,说话凑热闹。他的老婆是个开朗痛快的人。王保定比父亲小十来岁,但也算是同时代人了。我昨天回来,还给他们带着一份礼物。我们与他们做邻居几十年,一直相处得极好。他们两口一直叫我父母爷爷娘娘。他们老两口,现在是年过八旬的人了。

我走到王保定跟前。

王保定老了,身子软绵绵的,站立不稳,我急忙扶住了他。他眨眨昏花的眼睛,问:“你是不是凯盈?”

我说是。

王保定说:“你走时不能悄悄地走了哦。今年我们碾下了新米。你们城里人是吃不上这种米的。”

他说的米,就是小米。我说:“城里甚都有,就不麻烦你了。你的心意我领了。”

王保定不高兴地噘了下嘴,说:“哪能行呢。”

与我父亲深交过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想念父亲,也怀恋那些和父亲深交过的人。王保胜、王保忠这两个人,尽管对我们一家人不甚友好,可他们是我经常想起的人。他们能和父亲走到一起,也是一种缘分。看到王保定,我更感到格外的亲切。

王保定终于站不住了,要往下坐。我扶了一把他,他顺势就坐在了土堆上。

王保定指指耳朵,唉声叹气地说:“老了,甚也听不到了。”

王保定是指听不到婚礼上的声音。

我突然想起,沙坡上过去有人家举行婚礼,王保定往往就是表礼的人,就是刚才拿木梳子的角色。同时,在给娘家人回礼时,表礼人的顺口溜说得一套一套的,比如说:“马尾帽不遮风,表明之意:你们的馍馍白得像雪花,我们的馍馍黑得像黑炭。”比如向媒人谢礼,表礼的人说:“你跑前跑后累坏了腿,磨破了嘴。有事你担着,喜事成了人家的。这点礼,不算礼,还请你担待起。”

婚宴喜事中的礼数谢礼和陪嫁品,都要经过表礼人以顺口溜的形式表明。这个表礼的人,是婚礼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总管更吸引人眼球。

目前,农村人的婚礼,大都在城里办了。在城里办婚礼,只吃一顿饭,简单,花费也少。在农村办婚礼,最少吃四顿正规饭,得两整天时间。像王建林这样在农村大操大办儿子婚礼的人,越来越少了。

能在二十多年后再看到这样的婚礼,我觉得不虚此行。

十二

在返城的路上,小女儿问:“爸爸,什么时间还能再回去?”

我问:“你想回去吗?”

小女儿认真地说:“想。”

二十多天后,我再次回来了,只是,我没有在王家寨村停留。走之前,我问小女儿:

“你回去不?”

小女儿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说:“不了。”

小女儿对家乡的心态,是新奇好奇,并没有不舍的情结。

我又征询道:“你想好了没有?”

小女儿坚定地说:“想好了。”

其实,这次我并不准备引小女儿回去。二姐夫去世了,我回去奔丧。我的心情不畅,所以不愿意让小女儿跟着我。

十三

我开着小车,车上坐着三姐。小车进了王家寨村高庄前头,我没有停车。小车转了个弯,上了一道斜坡,直奔十五里路上的二姐夫的村子。

二姐夫的村子,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村子。二姐夫的村子,大姐夫的村子,三姐夫的村子,还有妗子的村子,这四个村子,是除王家寨以外我最喜欢的村子。而父亲的故乡冯家窑子,我却觉得非常陌生,也不愿亲近那片土地。虽然那片土地上,安息着父亲和母亲。

父辈们一个个离去,最先离开人间的是二婶,然后是母亲,多年后,父亲以八十六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接着三叔二叔也走了。现在只有三婶还健在。

我这辈,先是哥哥走了,几年后大姐也走了,再后来是大姐夫死于非命,在一次外出时从山崖上摔下去了与世长辞。

二姐二姐夫在大漠打了十来年的工,我帮助他们买下了一套平房,他们一家人在大漠安居乐业了。然而,刚过上好日子,二姐夫就一病不起,一年后殒命大漠。

二姐夫回来了,回到了他的故土。但他不能回到他的家里。按照乡俗,他回来,直接运到了先前选好的墓地里。

二姐夫像多少农民儿女一样,省吃俭用,在村里修建起一孔石窑洞,然后从祖先留下的土窑洞里搬了出来。村里的人一个个出走了,他也只能离开故土,在他乡谋生。再回来时,他已进不了村子,只能是人们将他的魂迎回村子走一走。人死了有魂吗?我不相信。

回到家乡,不管是参加红事还是白事,我都是一个闲人。红事指婚事,尚能说笑嬉闹。白事指丧事,气氛往往是哀伤的,人们说话就要注意分寸了。

时间尚早,我和三姐商量了一下,利用这段时间,回冯家窑子,给父母烧纸。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间,我专程回来给父母上坟烧纸,其后,我再没有专程回去祭拜父母。我总觉得尽孝要在亲人在世时尽。人走了,再以烧纸的形式尽孝心,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只是,当我们想念父母的时候,可以到父母的坟上走一走,烧几张纸。逢年过节上坟烧纸,我总觉得那是一些人,向世人做做样子,显示出了人性虚伪的本性。

我开着车,和三姐一起回到了冯家窑子。

进了村子,我首先看望了健在的三婶。

三婶居住在我们祖先留下的两孔土窑洞里。这两孔土窑洞,是父亲和三叔共同的财产。每次走进这院地方,我就会怀想起父亲。父亲在这里生,在这里长,他对这院地方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这两孔土窑洞的口子破了,三叔和儿子捎话让父亲回去一趟。院子里喂大牲口的房子的墙壁坍塌了,三叔和儿子也捎话让父亲回去看看。我父亲每次接到口信,都会回去修缮家院的。可是,父亲离开冯家窑子后,奶奶在的时候,他还在这两孔窑洞里居住过。奶奶去世后,父亲再没有在他出生的地方住过一个晚上。尽管父亲知道他以后也不会再回到这两孔窑洞里,我也不会回去了,可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这院地方的维护修缮。父亲常常说:

“那是你爷爷给我们留下的一点念想啊。你三叔家穷,修不起,只能是我们修。”

父亲上了年纪,不再回去修缮家院,窑洞前的房子坍塌了。房梁是粗木柱子,三叔的儿子把几根房梁都卖了。父亲知道了,也仅仅是一声叹息。

十四

一道南北走向的小山梁,北高南低,也是西高东低的侧坡,南面是开阔的大渠道。小山梁的西边是深沟老渠,东边是小山渠,渠底能看到石头。小山梁其实是东面山脉中的一支小山脉。小山梁的侧坡的尾部,是我们的祖坟,爷爷奶奶和父母长眠的地方。父亲说过,这块祖坟地,是他出钱请阴阳先生选的风水宝地。

父亲热爱这片土地,终于回来了。我对这片土地却没有一点感情,甚至,还有抵触的情绪。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王家寨村的人大多数姓王,我要姓冯。王家寨人都有尊辈,有亲情称呼,有着共同的祖先,而我们一家子却成了外人,成了排挤的对象。我常常会为自己不能姓王而感到沮丧。后来,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叫冯家窑子的老家。我回到老家,那里的父辈弟兄们,都向人介绍说这是王家寨我哥的儿子,这是王家寨我大老的儿子。这里的人把我当作了王家寨人,王家寨的人把我当作了冯家窑子人。王家寨还有我熟悉的伙伴,熟悉的大人,可冯家窑子的人都是陌生的,没有一个我怀念信任的人,还成了我们一家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根源。要是没有这一个冯家窑子,我就是王家寨人了。我开始排斥起这个冯家窑子。长大以后,我明白血脉不能更改,祖先不能更改,可我依然不能对冯家窑子产生一点点好感。尽管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可我死后,还得回到这里来。父亲是爷爷的长子。父亲的遗愿就是回到故土,尽长子永远的义务。父亲没有要求我回到他的脚下。然而,我是父亲的爱子,独子,我理应陪伴在父亲的脚下。

十五

从冯家窑子出来,到了三岔路口,我看看时间,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又向三姐建议去妗子的老地方看一看,其实也是看母亲的故地。三岔路口到妗子的村子郑家塔,不到两公里路程,汽车用三五分钟时间就能开进村子里。

村子里寂静无声,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鸡鸣狗叫声。小时候,我最喜欢到妗子家走亲戚。那时候,我总觉得妗子的村子人烟旺盛,是一个有气势的村子。我虽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居住过,可我依恋这片土地,喜欢这个村子,这里有我敬重的妗子。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我的身上有一半是郑家的血液。我和这片土地,也是血脉相连。

小时候,每年正月,我和母亲都要来一次妗子的村子。

妗子是一个温和勤劳的人,极爱干净,经常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妗子对母亲格外的亲热。妗子是母亲的嫂子,虽然她俩是同龄人,可妗子担当起了老嫂顶母的角色。妗子去世二十多年了。那年,我还在武装部工作时,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妗子走了。妗子走了,谁也没有给我通知。我为没能送妗子最后一程,感到伤悲,遗憾。

记得,妗子叫我的声音格外的柔和亲切。我和母亲到了他们家,她总是想办法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妗子对我的疼爱,我终生不能忘记。我常常想到妗子的坟前走一走,烧几张纸。可是,人生匆匆,妗子去世后,我再没有进过妗子的村子。天色已暗淡,今次回来,我仍然去不了妗子的墓地。

妗子的家院大门和窑洞对面的房子,都坍塌了,院子里到处都是柴火枯草。后窑窗子前的磨不见了。那盘磨,我小时候没少推过。

尽管妗子的家院坍塌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可我的心还是收紧了。我心爱的村子,我心爱的地方,破败了。我想哭。

我们走到窑洞门边。窗子破了,我们向里一看,地上放着一大堆玉米棒子。玉米棒子已经发霉变质了。

妗子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女儿的儿子给舅舅过继过来,姓舅舅的姓,叫舅舅爷爷而不是外爷,这是外孙子给外爷传宗接代的乡俗。舅舅的孙子我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十多年前,听说他们一家人回到了生他的故土,安家立业,和父母住在了一起。这一院地方,就这样被遗弃了。

我让三姐给我照了两张相,然后我们就走了。

出村子时,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中年妇女。我们向她问起妗子,她说她不认识。她嫁过来时,妗子已经去世了。我们问她这个村里还住多少人,她说还不到十个人。

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这个村子,也将会被所有的主人遗弃。这也将是一个消失的村子。

村子正在消失,哪里将是我们灵魂的家园?

十六

从二姐的村子返回来时,我再次开车路过故乡王家寨,可我仍然没有逗留。这是我的村子,可是我的份额已在村子里自动消除,不便随心所欲地停留居住。

一念之间,我将车子开出村子。然而,我后悔了。我真想把车子开回村子,在村子里走一走,看一看。人生匆忙,我没有多少闲暇时间故地重游。我明白,以后回村子的机会愈来愈少。

到了王家寨对面的山坡上,我停住了车。

我舍弃不了我的村子。

我向东走了一公里的路程,到了沙坡对面万丈石崖上面的大山上。故乡,一生看不够的地方。

我静静伫立,俯瞰着沙坡上的景色。居住过的窑洞,游过泳滑过冰的小河,唱过戏打过仗的场,疯跑过的山野,还有曾经追逐阳光的山坡。转眼间,童年的印迹消逝无踪。那些见证过我们成长故事的前辈,一个个老去,离去,带走了我们童年的故事。只有故乡的山色依旧。而小河里的水,据说在夏季是流少断多,就是有水的时候,也是一小股细流,成为一步就能迈过去的小河。我的故乡,已不能说是山水依旧了。

我两眼紧盯着村子,村子里悄无声息。

这曾经是一个热闹的村子,人们羡慕的乡政府所在地。曾经,学校的舞台上和操场上,锣鼓齐鸣,人山人海;曾经,山野里百人千人万人地会聚在一起,呼喊着号子,将山头铲平,将沟壑填起来…今天的村子,却是万籁俱寂。那些热闹喧嚣哪儿去了?

村子的孤寂已成常态。

村子的消失似乎为时不远。

时光流逝,已不早了。我用相机拍下了村子的景物,然后,离去了。

脚下的黄土地,软绵绵的,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我常常想赤脚行走在这片柔软的土地上。今天走在了土地上,赤脚行走并不难。我坐下来,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和袜子,好像这片土地很快就会消失。双脚着地,土是柔软的,可是也是冰冷的。早春二月,天气并没有暖和起来,相反,是冷飕飕的。土地冰冷刺骨,我受不了,急忙穿上鞋袜,然后向停车的地方走去。土地依然是柔软的,可是,鞋袜阻隔了脚与土地的亲近。我又有了新的向往:能赤脚在故乡的土地上,洒脱地奔跑走动,感受土地的温热与柔软。

渐行渐远,故乡隐没在大山深处,可我仍然不由得一步一回头地张望。蓦然间,我耳边如炸雷般响起了一句话:

“冯凯盈是王家寨的路客。”

这是那年我回到故乡时,一个村人说的话。他说的意思是王家寨姓王的人,不管走到哪里,祖先在王家寨,根在王家寨,永远是王家寨人。我姓冯,我的祖先不在王家寨,我离开了王家寨,就不是王家寨人了,成了王家寨的过路客人。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不能认可他的说法。因为我生在王家寨,长在王家寨,我内心里对王家寨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我曾经在王家寨的家谱上题词道:王家寨,我永远的故乡。

永远的故乡,却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我回来时,只能以旅居的形式小栖,却不能长久地停留。我成了故乡的路客。那么,哪里是我的故乡呢?父亲的故乡是冯家窑子,应是我传统意义的老家,可我每次回去的时间大都是一两天,超过三天时间的次数极少,且我从未认可那里是我的故乡。我现在居住工作的城市,更不是我的故乡。哦,回不去的村子,没有寄存灵魂的故土。这时我才明白,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路客。这就是我一生的命运!

责任编辑 宗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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