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着外婆的手,享受着心灵的自由

唐朝晖   2016-11-25 03:31:24

田野,把山推向四周,把房子推在山脚,留出大片空地给自己。有些房子躲在小山后面,一声不响地露出半截小路,给田野提个醒,里面还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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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家的门松松垮垮地关着,一条小木椅子压着门,不让鸡、狗入内。喊了几声何老师,里面才有动静,有人在屋子里,拿掉椅子,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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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到了老人,她感冒了好几天,没以前那么活泼,精气神浮在不稳定的状态层,好在说到任何事情,那些事情都会来到她的面前,让她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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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搬出长条木凳,坐到屋外。横条纹,薄外衣,紧身裤,黑白点点。她清瘦,人精神,笑中带点点拘束,遇到陌生人,放松中有防备,挽了点衣袖,坐姿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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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何艳新老人,她把自己的心封藏在人们进不到的地方,她心里安住着一个胆怯的小女孩,“她”知道有陌生人来,藏进里屋,躲在灵魂的光线中,偷偷地看着外面的陌生人,听陌生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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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是位孩子,是位随和、亲切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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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人聊天,机器架在房子外面那块小坪里,不断地有鸡、狗优哉游哉地出现在镜头里,还有小孩,从镜头前羞羞涩涩地走过,用茫然的眼睛看着镜头。几十年了,老人习惯了各种镜头,与老人关系亲近后,她更是无所不谈,也谈得随意而忘记镜头的存在。老人笑起来很放松,两只眼睛显得更小了,没了牙齿,笑的时候,嘴也向里笑,一头白发,童心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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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过去没有饭吃的苦日子,心情随之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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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1939年出生,但身份证上写的是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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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八月初一,何艳新出生在她现在的居住地:河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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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她的父亲被一户有权势的人家杀害了,何艳新家里穷,天理在何艳新家,但公平和结果,自然由有权势的人家说了算,父亲被杀,还被抄光了家,家里稍微有点用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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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在了,房子空了,屋里到处散发着凄凉的气息,母亲不断地哭,哭了几天,姊妹来劝,再哭,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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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柴来点火,没了锅子,没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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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知道母女生存到了绝境,就要她们回田广洞居住。母亲抱着四岁不到的何艳新,回到外婆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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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是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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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农民开始分田地。母亲先一个人回到河渊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母亲一个人,在河渊村种田、种地。这位苦命的女人已经守了十多年的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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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以前,何艳新一直住在外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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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改嫁具体是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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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老人面前,何艳新回忆着,她记不得了,根据推算和估计,可能是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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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我记不得了。我记不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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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再婚后,十四岁的何艳新离开田广洞,离开外婆温暖的家,回到河渊村,她知道母亲组建了新的家,有一个自己陌生的男人,要她叫爸,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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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村里,何艳新坚持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她不希望自己的母亲改嫁、再婚,她不想与母亲那一家人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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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个小女孩,十四岁,自己生火做饭,天黑了,她早早地关上门,自己爬上床,拉开被子,远远地吹灭木板上的灯,黑漆漆的,马上闭上眼睛,睡觉,让夜晚的黑包裹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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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了一年多,外婆、舅舅,村子里的伯伯、叔叔等亲戚都劝何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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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也不容易,是个受苦人,你就应了他们,与你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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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妈妈给何艳新许了一户人家,就在河渊村,她不喜欢母亲的安排,母亲是想自己老了,没了依靠,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到本村养老。没人问过她本人,愿意这门婚事吗?喜欢这个新郎吗?没人与她商量,她只是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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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见山上的白色小羊,被主人抱着,送给邻居家。她就是那只小羊,她用女书轻轻地唱出自己的苦,唱给飘过的云听,唱给阳光听,阳光温暖,黑夜来临,阳光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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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大她一岁,高中快毕业了,想考大学,老师也不让他结婚,新郎本人也不喜欢这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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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何艳新偷偷写信给准新郎,要他不要回来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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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那天,新郎真的没有回来,在学校照旧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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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新娘的姊妹们听长辈们在议论,明天去学校把新郎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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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们把消息告诉了何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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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抓新郎的人出发了,新娘何艳新也有了自己的新打算。接近正午,新郎低着头,白白净净地走在几兄弟的中间,前后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一个小队伍,回到河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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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抓回来了,新娘又不见了。何艳新天没亮,就跑到村里的一位姊妹家里,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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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何艳新从姊妹家里出来,左右无人,就闪进巷子里,像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名正言顺地回到家,见过母亲和来家里探听消息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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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风俗是结婚三天后女儿回娘家,怀了孕,再回到夫家长期居住。没怀孕,就一直住娘家。平常,逢年过节,新娘像走亲戚一样地回到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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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走亲戚,就走到外婆家,陪外婆过节,谁也不好说什么。新郎也不回家,他想考大学。后来考军校,因为视力不好,没被录取。第二年,他还想复读,家里父母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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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年没有‘结婚’,真的,没有同房,不是因为性格,是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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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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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他们各过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太多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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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过了自由快乐的三年。偶尔在夫家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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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父母不知道这些事,新郎的妈妈有担心、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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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三年婚,也没怀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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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何艳新,无所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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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孩子,是祖坟风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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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外孙的事,也经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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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三年都没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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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的姊妹,还有一位知心的伯母,知道他们没有同房,外婆也知道何艳新不同意这婚事,她们后来就悄悄劝何艳新,可怜你妈妈吧!她也不容易,你就依了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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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三年,退婚不现实,离婚也不行。各种压力都有,何艳新与新郎商量,最后,在第四年,他们才正式同房、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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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生的第一个是女孩,是大姐。第二个是男孩,是大哥,排行老大,在江永,女孩是不参与排行的。接下来是二哥、三哥。老四,养到三岁,没能养活。现在在北京工作的何山枫,排行第五。后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何艳新共生了七个孩子,现在是六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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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少的,一家十多号人。生活的压力,一年比一年重地压在她身上。累得没日没夜,太累了,她就一个人跑过家门前的大片稻田,两边的谷穗向小道上压过来,路都快看不见了,她熟悉这条田埂,她知道哪里宽,哪里窄,哪里的地势往左斜,哪里有一个放水口,要跳过去。她跑到山这边,这里有三棵古树,村子里没人知道有多少年头。这里少有人来。她气喘吁吁地坐在树根上,旁边的杂草和树枝,完全遮挡了她,她像一只兔子,藏在茂密的树林里,没人看见,没人知道。她蹲下来,就听见了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三五只虫子在草丛里一声紧一声地说话,她听见鸟的翅膀扇动树叶的声音,光流淌在树叶上,洒落在树林里,几只无名的小虫子,从落叶底下钻出来,跟着阳光走,寻找露出地面的那丝丝生机。她总是想,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多少快乐的事情,她也知道任何快乐的事情与坏事情一样,都不会长久,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可她,从成家开始,就为自己的一口饭,为女儿的一口饭,为儿子不被饿死,为老人有东西饱肚子,只为这一口饭,她青春的气力已经用尽了。明天渺茫,就今天,也是红薯大半、不多的大米,掺和煮在一起当饭吃,菜里的油,只能放一点点,肉,她也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吃了,这才想起,再过几天,是三儿子生日,要挤点钱出来,去县城里买点肉,给孩子们尝尝了。她真不愿意去想,这么累,天天如此,竟然,肚子都难填饱。女书歌谣的旋律在树林里随着一片片树叶的飘落而慢慢地飘出她的身体,随树叶,在阳光里细微地摆动,她熟悉的女书歌谣,她听着,声音又回到她身体里,她轻轻地唱起外婆最喜欢的那首《花山庙》,那么长,一句句,一声声,声音飘进树林,惊醒所有的植物,每一个节奏,每一个字,她竟然全没忘记,她唱着,眼泪哗哗地流,歌里的生活比她更苦,她看见那些女书字,一个个,与落叶一起,铺满了整个树林。隆起一座座房子,是宫殿,她是里面最美丽的公主,里面有她最爱的人,孩子们、家里所有人,都在,都幸福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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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走了,她要回家了,大儿子,站在田那边,喊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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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她狠狠地又下了决心,为了有饭吃,必须继续想方设法地去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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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很多人去挑矿赚钱。何艳新去了,给邻乡铜山岭矿挑石头,她与男人们一样,每担挑一百六十多斤,四毛钱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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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地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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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女孩一个,男孩两个,分别是六岁、四岁、两岁。丈夫在学校教书,不在河渊村。每天凌晨3点,何艳新摸黑起床,煮熟一锅饭,放在家里,菜是没有的。谁想吃了,就从里面抓了吃。担心孩子们掉进村里的池塘,就把他们都反锁关在家里,给大姐一个桶,告诉她,弟弟们如果要拉屎撒尿,就拉在桶子里,桶子放在角落里,每天晚上,何艳新回家,桶子不是在屋中间,就是在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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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矿就是一整天,天黑,才回家洗衣、做饭。关在家里的孩子,就由六岁的大姐哄着两个弟弟吃饭、睡觉。直至今天,长期以来,家里有什么体力劳动的事情,大姐也是很顾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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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嫁在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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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一直住在河渊,群山之中,一个悄无声息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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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书,她去过很多地方,北京、长沙、日本、台湾。日本和台湾去了两次,去台湾是结交姊妹刘斐玟邀请的,去日本虽然没写《结交书》,也是亲如姊妹的远藤织枝教授邀请的。远藤织枝是用对等的情感把握到了女书最颤抖、最细微部分的人,这样的人,当今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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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刘斐玟学女书,她要何艳新老人坐在旁边,她一边打字,一边让老人核对汉字与女书字翻译是否正确,有没有错。远藤织枝就不一样,她只要何艳新老人把女书字写出来,就算完工,余下的,她自己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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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参加过不少的女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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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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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性不好,过了什么日子,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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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断强调,现在记性不好,脑筋也不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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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日本,是1997年。何艳新老人与女书研究者们交流女书,主讲人是何艳新。远藤织枝,请老人写出具有远古风骨的女书字,大部分女书字,提前很多天的晚上,老人在家里,就写好了,她也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个晚上。挑了些稍微满意的,带到日本,给大家看,写得不满意的,直接撕了,变废纸。何艳新,完全没有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一半或十分之一的自信。她总感觉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唱得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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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大学里的那场主讲,老人唱女书歌,是大家所期盼的。在不大的会议室,研习者端坐,老人像在阁楼中,外婆站在旁边,她唱的女书歌谣,与外婆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学者们轻微一颤,飞翔的心,突然下降,真实地落在中国南方大山的阴影里,女性困苦的田地,发着芽,傻愣愣地感受冷风中丝丝滑滑的暖和劲,立春了,天气转暖。老人的每一次拖音,没有具体的文字,她们看到了风中的泪是如何在春雨中暗自流淌,声音清晰,如果没有歌声相引,她们听不到水的流响。老人的歌声,顺时间的藤蔓,爬满墙壁,人所共有的情感,超越了这白色的墙壁,超越了语言,这些声音,即便在今天的南方,也如风,似有似无,消逝的声音隐藏在树林的幽暗里,外婆也不知道,这些歌声,是从哪个年代,哪个世纪,一些有着怎样经历的女人们唱出来的。老人的声音,因为外婆的口传身授,她把语音的历史、河流,用一墨山水,画在纸上,每一笔,都历经百年,不是她一个人的书写,是文化的河流,汹涌着,咆哮着,暗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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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姊妹一直陪在老人身边,何艳新感觉与在家里差不多。在中国,在河渊,在日本,两位老人也是坐在一起,说话,聊天,到村子里到处转,姊妹在哪里,哪里就不会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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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在那里,她给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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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是一个爱自由的老人,她们站在海边,空茫至无的海水,反反复复地冲向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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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喜欢花,日本到处是花,每每到得花前,她会无目的地站在可以看见花的地方,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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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过去,老人突然心烦意乱、心神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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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天天做梦,梦见老公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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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没有爱,但是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有两人的关心、守护,感情是在的,她担心他。何艳新到日本的浅草寺求签,其中有一句:人事有爻讹。签的大概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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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鲤鱼跳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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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着急了,老人的理解是,鲤鱼跳上了岸,没水喝,那肯定得渴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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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签后的第二天,何艳新就请求姊妹远藤,让她回家。她一定要回家。原本她们想在日本到处走走看看,也让更多的一些年轻学生,近距离地接触老人,感受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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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给老人买了回中国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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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何艳新回到河渊已是深夜,回到家。丈夫一见她,就问她要钱,脾气比她去日本之前更大。丈夫把家里的照片全撕了,一地的照片:一角捧花的手;土布衣袖;字的一斜线;墙上证书的半个字——撕碎的照片到处都是,各个时间具象地摊了一地,缺胳膊少腿地匍匐在地,或向天张望,或痛苦不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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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天刚亮,长途跋涉的何艳新还在梦中,媳妇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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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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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啊,昨天讲话还那么神气,还骂人!怎么会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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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对媳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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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灵,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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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时,说这话,她神情认真,神思固定在日本,站在庙里,院子一角,看签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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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丈夫何德贵,老高中生。以前是位教书先生,教了七八年,工资太低,没办法养活一家十多口人,时间大约是1965年,何艳新支持丈夫辞职,回农村种田,铁饭碗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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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对事情的回忆,都没有准确的时间,事件在,时间于她,是一个圆点,很久以前、昨天、今天,甚至明天,都在这个小黑圆点里,事就是事,与时间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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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丈夫没有留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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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老公给撕了、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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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何艳新的单独照片也烧了不少。丈夫生病前,他们没吵过架,自从丈夫得了胃癌,做了手术,又转为肝癌后,丈夫性情大变,他天天打何艳新,撕毁家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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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个疯子一样,有事没事,就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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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了,痛苦也随他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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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他,也是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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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的苦日子也像是到了头,她心情逐渐舒朗,厚厚云层,一点点,被风吹走,一点点,露出阳光,照在生活的石板路上。没有男人的日子,生活比之前更苦了,她继续种了四亩田,五个孩子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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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种田,全家没得吃,老老少少十多张嘴,靠田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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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我能不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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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总是感叹自己比同龄人显老。她瘦小,神气像村口的大树,磅礴茂盛,怎么看,都不像深山里的老太太。她见过世面,见过生命初始的流光溢彩,见过缤纷落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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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老公在世,她哭哭啼啼地过日子,有人来采访她,要她写女书,她是不会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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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没用,越写越伤心,还是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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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的生活,历高峰、近悬崖、达平地,一个节拍跃起,又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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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缓慢生长,彰显生命之力,颜色浓郁至流动,颜色简朴至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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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去了两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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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小儿子何山枫接她去住了十个月,住得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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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把门关掉,一个人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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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人们对城市的排斥,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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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颐和园、故宫,北京的景点,何艳新老人都去过,烟云一般,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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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去北京,是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邀请何艳新,请她去帮助翻译、整理、编撰《中国女书合集》(第五卷 何艳新作品集)。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初,老人像位年轻的女学生,与女学生娃娃们一起住在女生宿舍里,吃学生食堂,有几位一起编辑女书的女学生,天天陪着老人,看女书、认女书字、写女书字、吃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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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多位学生,跟老人学女书,老人翻译了多少女书字,她们就认识多少,学生娃娃不会说江永土话,所以不会唱女书歌,不会读女书字,只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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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老人2月27号到的日本,3月7号回国,11号下午,日本因大地震,引起海啸。何艳新老人可爱地认为海啸与自己到日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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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日本,征兆都不好,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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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她就不太愿意去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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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朋友刘颖,日本成城大学教授,从日本来到江永,把老人接到县城,两个人在一起住了几天。希望老人今年再去日本,她说,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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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去日本的手续都办好了,也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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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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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抹不掉顽固的想法——日本,每次去,都会有大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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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电话的年岁,几姊妹相互写信问候,何艳新用歪歪斜斜的女书字写信,远藤织枝和刘斐玟用女书字回信。一扇、一札,都是对平常时日的赞叹和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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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老人76岁,从阁楼下客厅,水泥梯级上踩空,摔伤腰骨,躺在床上。孙女莲梅和大姐照顾她,三哥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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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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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姊妹刘斐玟和日本的远藤织枝,转飞机、坐汽车,到村子里来看老人,看到姊妹,老人不断地流泪。一年不见,远藤织枝说何艳新真的老了,去年见,老人还有牙,现在牙全没了,头发也全白了,真显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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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没有了,唱歌没之前好听了,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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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唱完,总要嘲弄自己一下。远藤织枝与何艳新年纪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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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上去很年轻,四十多岁的样子,脸上都没有皱纹。她喜欢爬山,叫我去爬山,我上不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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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一些人,各种各样的人,敲开老人的门,有些是政府领导带来的,有些是自个儿找来的——向她学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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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喜欢人来学,白日里头,她做的梦就是:在村里开一个女书班,免费教女人们学、唱、认、写女书——梦,现在还在做着,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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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里很破,很旧,虽如此,家里还是来过很多国家的人,日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等,采访的、拍摄的、学习的、想念她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换其他人,都不愿意听,老人不这样认为,她有自己不一样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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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是来自云南的人,自称博士——也许真是博士,也许完全就是真实的,也许一切是谎。来者二十七八岁,叫周立夏,或者叫朱离霞,普通话不准确,各种可能都有,说不准具体是哪几个字,反正就有这么一位,他是拍片的?摄影的?还是搞电影的?老人说不上来,分不清这些行业的区别。只说要帮老人看看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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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给老人留电话,他就来了河渊村一次。老人带他上了旁边平房的屋顶——来了信得过的人,她都带上去。那人看了看何艳新墓地的风水,说要“做光”,类似于开光、做法事,何艳新相信他说的——墓地,风水好。可老人不想做法事。那人接着说,您百年之后葬在那里,你儿子就会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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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个,我就不相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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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话,老人都信,好像就后面这句,露馅了,老人认为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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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晚上——具体哪个去年,不要问老人,老人会给你掐算一番,然后告诉你,不记得是哪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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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老人被一种声音惊醒,声音越来越大,侧身,又坐起来,仔细分辨,声音是从大门传来的,开始以为是莲梅家的狗在撞门,再听,声音不对,是有人撬门,老人怕啊,坐在床上,不敢下来,黑暗中有一种恐惧,蔓延,涨满了房间,她手抓着床沿,不让身体抖得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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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啊,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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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喊叫。外面的人,知道家中有人,声音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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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去北京,住了十个月,回到河渊村,家里的被子、床单,全被人拿走了。老人说的拿走了,就是被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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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何艳新还是种田,农村就靠这个活,饱肚子,她带了五个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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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行了,没气力了,带不动了,那时,真是苦了,生活困难,全靠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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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孙子在江永一中读书,另外一个孙子在广州打工。四个孙子,两个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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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与老人住在一起的,有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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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孙子穿校服,挎肩背一小竹篓,手拿长竹竿,前面绑张小网,出门,去池塘、小河里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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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老村子,新村子,到处走动。山下的田地里,村子的巷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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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鸭、狗、人,走在青石板路上。老人,走在后面,上山捡一些枯了的树枝,做柴火烧。要不了十分钟,就捡了一小捆,夹在胳肢窝里。下山,绿山中,老人手中的灰色枯枝,随光线移动,挪动。她像一支笔,从绿色里硬生生地搬出一小捆灰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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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之时,她与外婆一起,经常写女书,读女书,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生活经历,激荡着她奔涌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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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最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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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媳妇,不自由,要给婆婆倒洗脸水、洗脚水,做饭前要问煮多少米,煮多了、煮少了,都要挨骂,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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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区别很大。女人不能坐在家里与其他男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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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打、婆婆骂,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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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喜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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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待在外婆身边,听外婆唱歌,听着听着,她看到外婆的泪水,流下来了,诧异地看着,痛苦扭曲着爬上外婆的脸,阴郁,凝重,她好像懂了,什么是女人,她爱着外婆,与外婆待在房间里,她感应到了知性、善良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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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母亲,老人的笑,故作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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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我也是受妈妈压迫的,事情都是妈妈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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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那一代,是不自由的,她羡慕现在,自由恋爱,自由地出走、说话、聊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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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自由,十二三岁,稍微看得清世间的事情,日日夜夜与外婆在一起,牵着外婆的手,她享受着自由的快乐,后来,一直到老,她始终刚硬地,尽可能多地,保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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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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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懂女书,之前,政府每年每月给何艳新她们这批女书传人,一个月补助五十元钱,后来,增加到一百元,现在每月两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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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老人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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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几次告别?你也忘记了,时间其实不重要了,时间,其实,是一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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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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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袋土特产——粗的红薯粉,绕成一大捆。红薯是老人自己种的,粉是老人去别人家里专门磨成的。干竹笋,一根根扎成小捆,是莲梅在山上采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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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泡好,然后炒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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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莲梅会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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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给你,一半转给山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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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装了一大袋,老人,又从楼上抱下来一大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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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老人,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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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资料,各种问题,像些调皮的小孩,左蹦右跳,跳出老村子,站在巷子口,看着你手中的机器,不让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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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影像里唱了一句歌谣,很熟悉,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把这些问题写在一张纸上,下次见到老人,你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请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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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盯着你,回答那些于她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候,老人直接拿过纸来,自己看问题,自己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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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老人都会翻出一些过去的照片。看到自己五十多岁时的照片,笑得像个孩子,八十岁的她,在相片外面,看着里面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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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长篇小说》2016年8月第4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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